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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记忆中第一次踏出我们县城的那年我刚19岁，我去了大上海，上一次去是14年前那时我才5岁，残存的记忆几乎消失殆尽，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奶奶说我在上海时见过她，但我却毫无印象。

我脑海里有依稀的几个片段在往后的时光里偶尔泛起都显得不甚真实，比如我见到街上有人从活蛇肚里取出蛇胆放在勺中加点盐一口吞下；比如我看到亲戚很喜欢吃那种细如蚯蚓般的黄鳝；比如我见过大早有人拎着痰盂将粪便倒在公厕的池里，空气中弥漫出一股屎尿气；比如我听到窄巷里传来轰鸣的响声，哐当哐当的像是自带节奏的打铁声。

这些场面不止一次从记忆的海洋里泛起我却不能确定是否真实，就连我爷爷带我一起的场面直到我看到照片的证明我才能确信，否则我会怀疑去上海这事都是一种想象，因为记忆中泛起的这几个场面我都没看到爷爷的身影，我总觉得有双手牵着我，穿过白天和夜晚，走过街道和窄巷，所见之人的面孔都如雾一般看不清楚，就像迷离的影子从眼前出现却又飞驰而过。

我对城市的第一次具体感受是我们的县城，在这之前我关于城市的所有想象都来源于电视和书本，我们的小镇在我18岁之前已经是我能见到最发达的地方，我初高中的6年时间长时间都羡慕镇上出生的同学，羡慕的点具体来说如今看来过于简单：比如有的同学家里是面包店，有的家里卖衣服，有的家里是百货店。而我从家里到镇上的8里路其中有段很长一段时间雨天还是泥泞的土路，有时早上行色匆匆的赶往学校到了班里雨鞋上依旧挂着残存的泥巴，镇上的同学却一直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这种深沉的自卑感如老鼠一般噬啮着我弱小胆怯的心灵。

在县城的那一年我们被封闭在一个只有4个班级的地方，这个地方那时是县城的最西边，县城的广阔让我的自卑感加剧到更深，同学很多来自县城和省会，对比小镇又要发达很多倍，他们很多人已经拿着手机，周末家长开车来接送。我每次需要走一段路乘坐3路车到距我家还有6里路的乡上，然后步行回家，我穿过大片的田地，见到了四季，秋天是开始，夏季是结束；从稻子黄了开始，我见到沉甸甸的稻穗被人收割，收割机还未普及，见到有人牵牛将稻田耕过，撒上小麦的种子和栽种上油菜，见到很多人分不清是韭菜还是小麦的绿油油的麦苗和遍野通黄的油菜花，见到油菜花落后菜籽的慢慢成熟，麦穗一点点由青变黄，在6月份农民们戴着草帽用镰刀收割完，耕完地引上水撒上肥料，开始新一轮的秧苗栽种，我在县城的一年也已结束，我度过了18岁的后半年和19岁的上半年。

县城的轮廓在一次次的公交车里体验，比小镇繁华比小镇热闹比小镇更大，高楼也比小镇要高很多，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如果让我行走我觉得我会迷失在县城的街道中。直到6月以后我从县城的一所学校走到县城的另一所学校，我用脚步丈量了两所学校的距离花了我一个多小时，只是因为我要去见一个同学，我们仿佛解放了一样在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打了通宵的扑克，我们各自的脸上涂满了用笔画上的图案用水洗了很久才洗干净，然后第二天我们一宿没睡各自告别轻飘飘的回了自己的家，然后坠入无尽的梦里，仿佛补完一年都没睡好的觉。蝉的叫声证明天气炎热了起来，我的脑袋里除了空白和解脱和迷茫无措外一无所有。

剩下的时间我仿佛都在等待，繁忙的农活似乎与我无关，在等待的时光里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了幻影，我期待在幻影里找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结果的到来是近一个月后，只是它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幻影里的结果，它是真实的结果。实际上在回家后的第二天当我自己预估结果时就已经知道这真实的结果，只是我还怀抱着期待，希望预估的结果还有改变的可能，只有改变的可能才可能达成梦寐以求的结果，但现实来的狠厉如冬天的寒风，将乡村的绿色杀的片甲不留只剩灰黑色的天空和大地，只有白雪到来才能涂抹一点亮色。

直到坐在高速的大巴上时我才发现我已经走出很远，我手中提着一桶糠里装着鸡蛋，几只鸡在袋中放在了大巴的储物箱，我很担心到了地方它们会不会死去。我反复看我放在口袋中的纸片，纸上记着亲戚家的地址和电话。

大巴将我停留在高速下去的匝道上，我提着鸡和鸡蛋缓慢的从匝道上面往下走去，热浪从四面八方袭来笼罩住我，我看几只鸡也颓丧着脑袋但还活着，装它们的袋子被拉了不少屎泛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臭气。我走到街道中找到一个公用电话打了电话给我的亲戚，他让我打个出租车过去。

出租车司机一口地道的方言我一句听不懂，我用普通话和他说了我要去的地址，他嫌弃般的把我的鸡放入了车子的后备厢，随后我聚精会神的望着窗外的街道，交错的立交桥从头顶闪过，车子的晃动让我头昏脑涨，但我不敢闭眼休息，我怕一醒来不知道被拉到了什么地方。

到了地点我在楼下又打了电话，或许没打是亲戚在楼下等我，但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的场面，我随他进入他的家，他的家不是我想象中城市的家，楼道陈旧房子逼仄狭窄是我最初的印象，晚饭时亲戚打电话给我家人说我已经安全到达了上海。

二

我坐在亲戚电动车去往工厂的路上，看着黑夜灯火通明的城市，那想象中的高楼大厦没有在视野中出现，取而代之的是老城区的旧楼和灰蒙蒙的夜空。工厂的宿舍简单的只有5张架子床，昏暗的灯光照不明屋内的黑暗，屋内散发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化学物品的气味，我的堂哥已经坐等着我的到来，他穿着一身蓝色的工作服即将去上夜班，其他的床铺有的人可能已经躺着睡觉，他们藏在床帘拉住的床上让人毫无声响，而他的床今晚留给我。

亲戚和我道别后转身离开，让我回想起刚才晚饭后他的沉默不语，那时我吃完饭正在思考今晚将在哪里休息，他说今晚在他家打个地铺。他的妻子一直骂骂咧咧的说他虽然一句我没听懂，但我从语气的分贝中感受到那是对我的不欢迎，他以沉默应对妻子的谩骂和指责，我却在她的声音他的沉默中感到如坐针毡，于是我开口说我去工厂的宿舍住，因为迟早我也要去住到宿舍，明天我即将在工厂去他帮我安排的车间去工作，他挽留说今晚在这住一晚，我坚持说我要去工厂宿舍，我不知道如果不走他妻子的声音还将持续多久，我记得的是当我决定要走他出门送我时他的妻子脸色瞬间起了变化，分明的带着笑脸说出下次再来吃饭啊。

从他家到工厂我不知骑了多久，我们一起在速度中迎着风沉默，一路上我觉得他骑得飞快，在非机动车道上越过一个个其他的电动车和自行车，这种速度感也让我感到一阵恐慌，我总感觉稍微慢了就要被车流吞没。在这之后的不久我有次骑自行车在晚上的路上，我恍然觉得我好像不会骑了，人流像海浪一样从我身边飞过我只能小心翼翼聚精会神的往前慢慢骑着，我害怕轻微的碰撞就将我淹没在自行车的车流中，我身体还习惯着能肆意骑行的乡间道路，大部分的时间整条路上只有我自己一个，我在骑车的同时还能胡思乱想纵声高歌。

第二天另一个亲戚说带我逛一下上海市最繁华的南京路，我畏畏缩缩的跟着他生怕被丢找不到路，商场的自动扶梯让我新生恐惧，楼梯一层一层往上往下像是永不止息的传送带，我不知道如何下脚才能不至于跌倒。直到多年后的今天每次乘坐自动扶梯上下我都得扶着扶手，我见那些在上面穿行自如如同上下楼梯一样的人依旧心生佩服。亲戚给我买了一套崭新的衣服，T恤加五分裤问我觉得好不好看，我木讷点头说好看，那是普通的就如同我们小镇上开的很多服饰店，一台子上铺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他可能觉得我来自乡下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我心里想的是怎么不给我买个品牌的衣服。

随后的场面印证了她对乡下的刻有印象，去他家吃饭时他给我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饭，但我吃了他夹给我的两块大排后就已经饱了。随后让我尴尬的事情来了，他的女儿回家后准备吃饭皱着眉头捂了捂鼻子，我敏感的发觉到那是我走了一天鞋子传出的味道，我坐立难安的吃了那顿晚饭灰溜溜的就想赶紧离开。

凌乱简单陈旧的宿舍让我有更洒脱自在的感受，或许是因为宿舍让我不用有去亲戚家做客的感受，或许是宿舍里的人来自天南海北都和我一样是异乡人。

一段时间后我才开始走出厂区观察周边的环境，东边有处公园，步行到公园的西门需要10分钟左右，公园很大走上一圈需要1个多小时，公园的东门出去是一所大学，公园的角落里常见到卿卿我我的年轻男女。厂区的门口是条狭窄的道路，厂区的对面是一连串低矮的建筑，一路过去各种门面，吃饭的洗脚的修车的理发的等等，门面低矮破烂的程度比我们小镇还差，道路上经常过往大货车卡车和混凝土车，飞扬的尘土将路旁的树木植物建筑都上了厚厚的粉，我疑心拉面馆的浓浓的汤底有一部分是这粉。

工厂往西边走来到一处高架，高架桥的下面有长年摆摊的一群人，水果贩子晚上和衣而睡在摊位后，厚厚的毯子盖着还未售出的水果，我在高架桥的下面购买过不少旧书，那旧书摊的老板后面仿佛都认出了我，我见到有抱着孩子的妇女问我要不要碟片但她手里没看到一张碟片，我当时并没有放映碟片的机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兜售黄碟。

工厂外一排的银杏树叶渐渐黄了，诉说着秋季悄然的走来，厚厚的粉将叶子的黄变成了灰色，我捡起几枚还未来得及赶上秋季就落下绿色泛黄的银杏叶夹在我的笔记本里，我总觉得我很快就将离开这里所以即便我不喜欢这里的环境我也能忍耐。我用笔记本记录一些感受时只记录了寥寥数笔就陷入停滞，我在三班倒的生活中颠倒了时间的次序，我的身体用满脸的痘痘来证明这种时间的无序，我的沉默寡言因痘痘变得更加的厉害，别人看我一眼都好像用利剑直刺过来，痘痘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一样还未发芽我就能感受得到，但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发芽长大，长成一个个大包。

冬天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家的时候我哭了出来，我清晰的记得那是12月的某一天，我的母亲接的电话，问我上班情况如何时我说着说着竟哭了起来，哭泣的原因是我想回去上学但我知道机会早已经葬送，我说我不想干了被我母亲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但我心怀不甘觉得被我父亲害的。

哭泣的事情在春节变成亲戚教育孩子的案例：不好好读书考不上大学出门打工就像我一样要哭。我被这样的案例气得浑身发抖觉得母亲把我的秘密给透露了出去，因为没人清楚哭泣的原委，我知道我的19岁已经一去不返，就如同上学时光已经再也不会到来，就如同人突然间就被要求长大，我还没想过在上海还要待多久，但我知道我再也不会打电话和母亲诉说。

三

我在出来的多年以后时常回忆起19岁的那年，它清晰地记录我当时的惶恐不甘和迷茫，而直到如今已经即将19年翻倍的年岁不经意还会在偶尔的梦里出现，那热闷的7月燥热的大巴车以及提着鸡和鸡蛋的我并没有带着梦就匆忙的奔向了远方，远方在我的笔下像是注定要奔赴的意象承载着未可知的热望，就像年轻的灵魂注定想要来一场流浪。

我第一次怀念的时候已经是3年后的岁末，我已经离开了上海将近2年，我的日志还清晰的记录着时间，我在那天写下了一首打油诗以表达内心的空虚和苍白。

 那年19（写于2009年11月18日）

      那年19，堆满闲愁

      离开了校友

      踏上梦的尽头

      那年19，壮志躇踌

      眼高手低

      以为一切可以尽在我手

      那年19，不再回头

      哪怕后悔

      坚持往前走

      那年19，也曾泪流

      梦幻破碎

      化为乌有

      那年19，望月而忧

      见雨生愁

      心已伤透

      那年19，不再依旧

      不可从头

      进入另一个圈囿

那时的一年好像过得极其缓慢像是冰冻住的溪流，如今的时间太快让人恍若翻书，我在工厂的三班倒的1年多时间里每天都觉煎熬，而决定要走根本没做好下一站路去哪的准备。我不再轻易地哭鼻子，变得有些叛逆的固执，我知道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有时征求的意见只是为自己的选择多一些底气，即便别人不同意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决定。

我来到上海的一年后的夏天我的同学暑假过来找我，他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那时还处于暧昧不清的状态，他在暑假工的不到一个星期就被烫伤后背，在这之前我们在宿舍的天台闲谈时他还说过傻子才会工伤。

那晚我已经躺在天台睡着，恍惚中被人喊醒说我朋友被烫伤了，伤情有多严重并不清楚，我很慌张也很害怕，那时他已经被送去了医院，第二天他的领导找到了我，对我说他的伤情不是很严重，但是需要住院一段时间。

我是在隔了几天后才去的医院，我转了几辆公交车手拿着地图慢慢找到了医院，那时我们已经有了手机但还没有地图功能。他的后背被烫的溃烂发红，准备接下来手术植皮，他的精神状态倒是良好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问他住院大概需要多久，他说大概需要一个月，他的暑假工将没法继续，等出院他就要回到学校。

我说你要是严重点你爸妈肯定不会放过我，他说想起来真的是倒霉。我问，你怎么被烫到的？他说自己也不知道，想不起来怎么会被烫伤的。我问，那很痛的吧？他说当时一点没感觉到痛，就一阵麻麻的感觉，不过此刻倒是火辣辣的痛。他说暧昧中的女生听说他受伤要来看他，我说你可以让她来呀。他说不用过来等他回去。后来这事常被我拿起来说，我说你不是说傻子才会工伤，怎么自己刚上第一个夜班就被烫伤了？

我们再次联系时他们已经在了一起，那时他已经出院离开了上海，我看到了他们的照片，他看起来满面春风潇洒帅气，她看起来笑靥如花。他说你好找一个了哎，我说你以为我不想找吗？他说那个某某你和她不是一直在联系？我说你不要乱点鸳鸯谱。我不知道孤独还将伴随我多久，我羡慕他但我从来没和他说过。

我对上海的记忆在19岁那年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这之前上海是灯光璀璨的大都市，是高楼林立的十里洋场，是二十四小时灯光不熄的不夜城，是随时可以去海边玩耍的海滨城市。但工作了一年半跨过了两个春节后，上海变成了记忆中灰尘铺满的街道和白天都昏暗的宿舍，它的大让我觉得走不到它的边际，它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零余者在这座城市，我浑身的细胞都想着逃离这里。

我离开的时候带走的只有重重的两个行李箱，那里面装满了我很多还未曾读过的旧书，那是我在这里上班的一年半时间陆陆续续买的，它们平时堆放在我的床边。在我走的时候外包公司的人事问我是不是要回去读书，我撒谎说我确实是准备回去读书。年轻的时候喜欢未知，对看得到尽头的事情总是充满了慌张，即便未知代表了不可控和潜在的危险，它和迷茫一样萦绕在心际同时又让你怀揣着期待，这些感觉只有年轻的时候才有足够的勇气直面，只因那时还没有足够的畏惧在心底萌芽。

离开的那年春节我没有回家，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没有回老家过年，大雪像是发疯一样袭击了南方，新闻天天播报着困在路上的农民工，等在车站没法上车回家的异乡人。我听闻一个亲戚从南京到老家坐车坐了24小时，于是我决定过年不回老家。

回去的时候我怀着一股无比的轻松心情，就像我给自己卸下了沉重的担子，未来在哪要做什么我统统未曾考虑，倔强也是年轻的另一个名字。当自己走的足够远，看过了更多的世界和风景，我们有时才想回过头安慰下年轻的自己，告诉他不要太着急，告诉他喜欢的事情就开始做不必心生畏惧，告诉他不要把精力内耗在无畏的焦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