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作家如同种子，先汲取养分，再为别人提供食粮。”
（致安德烈·纪德的书信）
年轻的马塞尔·普鲁斯特，也许是在阿纳托尔·法朗士的情妇和灵感启示者阿尔芒·德·卡亚韦夫人的沙龙里，大约在1890年时第一次见到这位作家的。在那个时代，他首先以闻名全国的官方作家的形象出现，但也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他曾于1896年为马塞尔·普鲁斯特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欢乐与时日》作序。这就使普鲁斯特对这位文学界人物产生感情，他也使普鲁斯特能在小说中塑造出一个主要人物，即大作家贝戈特。这个人物也许跟阿尔丰斯·都德、保罗·布尔热和莫里斯·巴雷斯都有点像。
贝戈特在一幅画前去世，在弗美尔画的这一小块黄色墙面前去世，他在临死前说：“我本应这样来写。”在普鲁斯特的眼里，写作和绘画完全无法分开：“独特的作家和独特的画家都是用眼科医生的方法来工作”，因为目光处于任何艺术手法的中央。普鲁斯特既用望远镜又用显微镜来观察。他如同巴尔扎克：他喜欢到那些人家里去，并阐释他们装饰房屋或套间的方式。不合常理的是，他完全不搞收藏。他家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他那张十分简陋的床，还有他父亲的一幅肖像画。只要去看看他的房间，就是在卡纳瓦莱博物馆复原的那间，就可以知道，他跟朋友罗贝尔·德·蒙泰斯鸠不同，对家具毫不重视。但他观察位于拉佩鲁兹街的奥黛特·德·克雷西的小客厅，看出有世纪末交际花的日本风格，观察维尔迪兰夫人，觉得她迷恋现代风格，观察罗贝尔·德·圣卢，知道他把家里的家具即盖尔芒特家族的家具全部卖掉，以购买一种也是现代风格的家具……
因此，贝戈特在弗美尔的一幅画前去世。也许阿纳托尔·法朗士式的伟大楷模去世之后，新的作家才能产生。他必须展现去世的贝戈特和两种罪魁祸首：煮得过熟的土豆引起的消化不良，还有弗美尔的一幅杰作。见戈特死了，未来的书才能打开。
普鲁斯特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想成为闻名全国的作家，如同以前的雨果。他今天已成为这样的作家。这种雄心壮志也表现为想要建造一座大教堂，如同克洛德·莫奈——他当时正在成为法国最伟大的画家——创作出他的鲁昂大教堂组画。建造大教堂的这种想法至关重要，作家因此成为卑贱的建筑工匠。他在寄给画家、收藏家和社交界人士让·德·盖涅龙伯爵的一封难以置信的信中谈论此事：
普鲁斯特就这样向一个几乎陌生的人揭示他作品的钥匙，也对所有认为他的作品“组织”不佳的人作了回答。他更喜欢的是心灵的间隙，而不是智慧，因为智慧适合于建造得过于精致的历史建筑。在约翰·罗斯金看来，历史建筑应该有年久留下的色泽，这种时代美给石料饰以光环。消除其结构，我们就不会一眼看出这建筑十分坚固。智慧能画出平面图和建筑物的基础。但普鲁斯特智慧高超，他把平面图擦去一半，使别人无法猜出，因为首先应该使人看到的是美。而杰作的全部惊人之处就在于此。
在《重现的时光》中，叙述者最终决定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