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路独行
汉代地方王国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王国对王权有其积极支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对抗的一面。
汉代帝王们想把王国作为维护神圣王权的屏障，他们既要保留王国又不想让王国越出王权的控制，变得不可驾驭，对于这个度的把握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随着王国经济的发展和与新帝王血缘关系的疏远，部分诸侯王势必会对神圣的高高在上的王权产生觊觎之心。
当然，从整个汉代历史来看，诸侯单独的力量远远不能与王权抗衡，不过他们的不臣和反叛对王权和社会的破坏是巨大的。
反叛的因子往往来自两个因素：
一是王权对王国实行的限制和压制政策，使一些诸侯王们感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长期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窘境。如果这种心理上的恐惧感日积月累超过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势必会做出有悖皇权的举动。
二是来自王国本身，王国经济的富足，臣下的追捧和献媚，偏安一隅和坐井观天所造成的“夜郎心态”，有时会对他们形成一种误导，低估了中央王权的实力，孤注一掷地同中央王权一搏。
以吴王刘濞为例，汉中央对他的查问和急速削藩的展开，使他成为惊弓之鸟，逐步由恐惧逆反成为对抗，先是文帝时“京师知其以子故称病不朝，验问实不病，诸吴使来，辄系责治之。吴王恐，为谋滋甚。”
此后景帝又削吴国的豫章和会稽两郡，豫章有铜山，是吴国的经济命脉，“吴王濞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欲举事” 。中央的严厉措施从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诸侯的不满和反抗。
从客观条件讲，由于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国用富饶；加之吴王“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所以他感觉自己“能使众”，民乐为之用。以上的诸多原因是他挑起叛乱的原因。
七国之乱是两汉唯一形成势力的诸侯王叛乱，其它诸如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以及东汉的楚王刘英等所谓的叛乱和谋反，都含有帝王构陷罗织罪名的成分，对中央王权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