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议题，是我。
今天的咨询氛围非常凝重，期间我哭了三次，交流也停顿了很多次，因为有些话实在是说不下去，甚至还没开口就会感觉到心里的难过就像要溢出来了一样。但是这是我最真实的表露，最真切的表达，在这一个小时里我做到了涂老师要求的完全放松和完全敞开，让她能完完整整地看见我整个的灵魂，然后指引我走出我的困境。
开篇我从我自己在思想和人生的不安全感谈起，谈及自己对他人的思想以及背后的意图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讲到自己对自己的思想总是以一种警惕和审慎的态度进行无休止地检视。我告诉涂老师我害怕，害怕自己的思想其实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塞进来的，也害怕别人在以一种高姿态像我倾泻思想的时候会夹带着更多私货。
但是涂老师从我说的话里面挖出来的一个词是“自上而下的高姿态”，她询问我是不是对这个词抱有厌恶，我就告诉她我极其极其讨厌这样的姿态，因为这种高姿态既是一种傲慢的姿态，距离离我非常远，而且也没有对我抱有理解，只是自顾自地在那里输出自己的东西对我没有任何帮助。而且我很不喜欢那种姿态背后的控制的感觉，非常不喜欢，极其厌恶。
如果话题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那这次咨询的发展可能就和前两次会一样行进，我笑脸相迎地加固着心理的防护罩，涂老师无从下手去看见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但是涂老师用一连串的问题终结了这个话题，因为她的问题我也发现了我其实依然是在心灵外围打转而没能真正面对我的那些痛苦，所以我迷茫了一会，看着她，然后开始时急时缓地讲起了我的家庭。
我从我父亲开始讲起，我说我非常讨厌这个男人，极其厌恶，因为他身上那种极其不负责任的感觉让我感到愤怒，他不是一个好儿子，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父亲。我很愤怒，我当时讲的时候是真的很愤怒，异常愤怒，我讲述着这个人是怎样不负责任，我说这个怯懦又无能的男人从来没有给过我妈任何哪怕一点幸福的生活，也没有能力去让我奶奶去能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从我十二岁开始，在争吵、暴力中我再也没体验过哪怕是一点幸福的家庭生活。我一直以这个男人为反面教材学到怎样成为一个男人的经验，责任感就这样被我摆在我对自己要求的最高的位置。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以后能给我妈好的生活，让她过上好日子，然后能成为一个好男人，以后在家庭生活中按自己所设想的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详细地说我对我母亲的态度。我一直都觉得妈妈很可怜，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过好的东西，男的不是东西，生活也一直是那样，所以我希望我能成为她生命里的亮点，所以我会很努力很努力，去考很好，一定要去上好大学，一定要有好前程，一定要能给她好日子，然后给她没有过的幸福。
涂老师表情很严肃，她很严肃地问我，为什么在我所有的话语里，没有出现的是我作为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谴责，她指出我更多的是从“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他对我妈不好”这个角度在进行谴责，这个角度在一个她看来是很令人吃惊的，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儿子的角度，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正常的“我”的角度。然后她又很严肃地问我，为什么我会赋予自己这样超纲的责任感，给我妈幸福这种事，这种事，她其实并不理解我为什么要把这种事背负在身上，她向我表达了她十足的疑惑，因为把他人的幸福背负在自己的身上，甚至把这件事当作嵌套在自己心灵上的目标，这样的事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别人也不服责任。涂老师问我让自己背负这样的责任，要是我扛不住了我怎么办，我说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会往前走，就算扛不动了也在那里压一会，直到我倒下。涂老师说这样的责任是超纲的，人要对自己的幸福负责，外人是没法去背负自己的幸福的。
我很难过，心里的那种悲伤的感觉就像是要溢流出来了，把眼泪从眼眶里“飒”地挤出来了。
然后涂老师又问我，我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姿态背负这样超纲的责任感，她不是很理解，她问我是不是要向我爸展示、向他证明，怎样做一个男人，怎样成为他的反面。而且她还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我爸是个不好的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固化这种想法。我说，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不能获得她们应有的幸福的时候，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烂人了，我希望我爱的人都能幸福，都能获得他们应得的幸福，这是我最底线的对自己的要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给自己背上超纲的责任感，可能是对自己的要求，也可能是真的很讨厌我爸。
涂老师很严肃地问我：“你是打算用一生去成为一个人的反面吗？这个代价不会太大了吗？”
我很难过，眼泪又开始止不住了。但我给她打报告，我问她可不可以允许我哭，但是我打了报告后我就哭不出来了，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
但是一分钟后涂老师问我，为什么不哭了，为什么明明是我个人最基本的哭的权力我却不去应用呢。为什么做什么都一定要征求别人的指示和意见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心里已经快难过炸了可是我还是哭不出来。
我说我妈是个很坚强的人，所以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坚强，让自己尽量不要有负面情绪，而且，而且她也一直要求我要坚强。从小他们也不准我哭，我只是看着他们在那里吵，我也不能有情绪我就什么办法都没有，只能在那里，逼着自己去坚强。我对涂老师说了他们离婚时我在干嘛，我说当时我一直在安慰我奶奶，跟我妈说很多让她放心的话，也在那里怒斥我爸。但直到两个月后我才在有一次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嚎啕大哭。涂老师问我当时没有一点机会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直到两个月后才有时间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吗？
我没法回答，因为我又哭了。
涂老师告诉我，从我的叙述里，她听出来的是一个，从小时候起，就被动地卷入上一代人的争端，在当时作为一个弱小的个体，无能为力去改变任何事，而且连自己的情绪和情感都无法掌控，只能把一切都闷在心里，然后通过压抑自己的情感，让自己有那种异于常人的心态去面对自己不可能处理的困境，去让自己背负对一个人而言超纲的责任。然后一直强撑着到今天。她问我是不是学习能力很强，我说是的，这是我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特长，学习能力接受能力极强。但是涂老师告诉我，我把这份能力用在了，“逼迫”我自己身上，逼着我压抑自己的情感，逼着我自己“驯化”自己的情绪，就像是第三人一样，在旁边用鞭子抽打着自己，抽打着自己的情绪。很有画面感的一幕就是，我自己站在一旁，用鞭子抽打着那个叫情绪的小男孩，逼着他不要发出声音。我就一直以这样的姿态，站的离自己远远的，还时不时伤害自己。
我悲伤地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说话了，所以我喊了停，让涂老师给我一分钟冷静一下。
但涂老师鼓励我，去接近我自己，去作为一个普通的有血有肉的人，站到我的情绪站的地方去，和我自己站到一起去，再也不要像那个第三人一样那样残酷地对待自己。
我不知道怎么做，但她告诉我，说话从“我”开始。我说我很想哭，我现在心里的悲伤就像长江一样奔涌，我说我以前一直喜欢在难过的时候跑到江边，因为我希望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
但是我很难过，我很明确表示我很难过，作为一个人，作为郑泽宗这个个体，我很难过。
涂老师告诉我，我是一个人，我有权力难过，有权力去发挥自己任何的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