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知蜜读1116】 2019/01/04 星期五 荐书蜜友：秋
文：白滔滔
人家是成绩最好的学生考师范；我们是成绩最差的才学师范。
人家老师的地位高过总统；我们是“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
请问，我们的教育，什么时候才能好呢？
我想，就像我们的改革开放一样——如果我们也用个四十年，让中国的小学老师享有和清华、北大的教授一样的收入和尊严——是不是现在很多让人困扰的教育问题，会随之解决了很多呢？
先讲一个让我震惊的、真实的小故事。
上个月的某一天，曹老师跟我说，芬兰教育界的重要人物，现象教学法第一人，曾任赫尔辛基大学行为科学学院副院长、受过总统颁发的白玫瑰骑士勋章获得者，赫尔辛基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科丝婷·罗卡要来访——之所以在这里把罗卡教授的地位写得如此详细，是有伏笔的，请读者留意。
▲2018年10月16日，芬兰现象教学第一人罗卡教授（左起第四）、芬兰大使馆文化参赞Jyri Lintunen（林友瑞，左起第三）来访万有幸福空间。
果然，一见到罗卡教授，就感到她扑面而来的自信、坚定的气场——以至于，我们负责接待、联络的同事，都用“女王”来作为她的代号。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请她去吃有机环保的工作餐。
就在这个时候，罗卡女王聊起了她的生活，她说，她很不满意他的老公。
我们都很惊诧，等着她的下文。
她接着说，她的老公是小学老师，她和老公出去，总是被称为“teacher’s wife”——要知道：“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学教授啊！”
看我们没有太听懂，她又接着说，在赫尔辛基大学很多同事的配偶也是中小学老师，而他们被介绍的时候，也都是一样，被称为“teacher’s wife”或“teacher’s husband”。
最后，罗卡感慨道：在芬兰，一个教授（professor），一旦遇到了中小学老师（teacher），自动降半格！
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听懂了罗卡教授“明贬实褒”的抱怨，在欢笑中感慨，芬兰的小学老师地位那可真是杠杠的！
接着，再说一些回忆。
罗卡女王走后好几天，我的思绪一直都被这个插曲牵着，总觉得这里面挺有可思考的价值。
为啥呢？
到底是因为什么，让芬兰的中小学老师的地位，如此之高？并且，貌似小学老师更高过中学老师？还有，上到总统，下到庶民，都是从内心里真正尊重中小学老师呢？
我记得，我和三川一起去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教育学院做学术交流的时候，那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芬兰会把最好的东西，都给学校。
比如，大学图书馆的椅子，都是设计师的作品；台灯，一定是艺术性和功能性俱佳的产品；连学校咖啡馆里的杯子，都是质量很好的那种。而所有的这些，对学生都是极其优惠的——我们在赫尔辛基大学吃了一个工作餐，每个人只用几欧元，而学生（不是赫大的学生也可以）都能享受到更便宜的折扣价格。
对待学校、学生如此，对待老师更是如此。
在芬兰，我第一次听到“小学老师的地位超过总统”这句话的时候，觉得老外真是夸张啊。后来，我接触到更多的芬兰教育之后，慢慢的，我发现这不是夸张，而是扎扎实实的事实。
在上海采访芬兰教育署署长海诺宁的时候，我又一次聊起教师的话题，海诺宁很认真地说：
▲在上海采访芬兰教育署署长海诺宁（Olli-Pekka Heinonen）先生。
在芬兰，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够当老师，师范类院校在全国的录取率，仅有10%；
然后，这些学生还要必须通过筛选，参加多年的实习的培训，拿到教师资格证，才能上岗；
芬兰几乎拥有全世界最严苛的教师选拔制度。在芬兰，只要你想当教师，哪怕是小学教师，必须要拥有硕士或以上学历；
经过芬兰师范教育体系打磨的教师，几乎个个拥有研究、教学与思考的多轨能力，实现芬兰人所说的“老师一样好”；
正是这样严格的选拔和专业的培养，教师在芬兰成为真正的精英职业。
他又说，“老师胜过总统”，这可不是虚言，这是《赫尔辛基邮报》专门做的调查显示的结果：
芬兰年轻人最向往的职业就是教师；中小学老师的待遇、社会地位，和大学教授、学者并没有很高的差距；中小学教师受民众敬重的程度，已经超过总统！
所以，芬兰整个国家重视教育，重视老师，在教育上肯花钱，认为把钱花在教育上回报最大。
但是，芬兰的教师，怎么就造成了“教的越是低龄学生，越是倍受尊敬”呢？
这是一个新的问题。
于是，我试着进一步去理解。
中小学老师，教低龄的孩子简单的知识，获得基本的能力。但是，老师花费的时间多，精力多，陪伴孩子成长多。
大学的教授呢，教的学生是青年，教授的知识更难，学生获得的能力更强。
那么，到底教小孩子的重要性为什么强过教青年学生呢？大学老师，和中小学老师，他们的工作有哪些不同呢？
我突然发现，无论中外，在学生的心目中的重要性来看，都比较一致：
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大学老师。
也就是说，在小学生的心目中，老师就是上帝，说的什么话都是对的，一定要去努力做到；到了中学呢，就会觉得老师说的也并不是都对，甚至，会觉得老师说的很多都是错的；到了大学，学生最想做的，是开启自己的人生和事业。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孩子越是小，越容易受到老师的影响；小学老师对孩子的一句话、一堂课，一个评价、一个启发……有可能会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的命运。
孩子越小，生命的可能性越大；随着孩子长大，逐渐定型，老师对孩子生命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小了。
所以，小学老师对于学生一生的重要性，要强过大学教授。
然后，我想做一个引申。
很多人都知道，我和三川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我们并不认为，在当代社会还把教师的作用停留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层面上。
因为，我总觉得，这里面的老师，还是高高在上的，“传、授、解”这些都是自上而下的词汇，学生是去老师那里获取能力和知识的；这样的话，老师的水平就限制了学生发展的可能。
教师，应该是帮助每个人找到自我价值的那个人；既然是帮助，那么，就应该以学生为主，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学生需要的时候提供经验、资源、方法供学生化为自己的能力。
而不是反过来，不管孩子是什么资质、有什么兴趣，一股脑地把自己认为重要的知识，强行地灌输给学生；然后，用一套标准，去衡量不同特点的孩子，选拔出符合要求的称之为“优秀”，不符合标准的称之为“失败”。
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后劲严重不足；孩子生命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最后消失殆尽；很多人都在研究，为什么中国那么多聪明的学生，那么多大学生，最后做出创造性贡献的那么少，科学类的诺奖几十年寥寥无几，我们的教育难道不应该承担责任吗？
教师的工作，应该是一个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在最能影响孩子的阶段，中小学，应该由中国最好的人才去做这项工作。
第一：提高教育的投入。
把更多的钱、资源给到学校，给到孩子。
第二：提供老师的地位。
让老师的收入、职业尊严得到保障。
第三：让中小学成为教育的重头。
让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去当中小学老师。
如果这三条我们做到了——我就不信，中国的教育不会为之发生改变！
最后，我想引述一个论证。
11月17日，三川应阿里巴巴脱贫基金的邀请，前往西安参加了一个“养育未来，从0开始——2018年儿童早期发展国际论坛”。
回来后，她很兴奋地告诉我，在会上，她最激动的是听到了芝加哥大学教授、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对中国教育的建言：
其一：加大公共教育占GDP的支出。
在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这些年在逐渐上升。但是，在全球水平来看并不是很高，需要一步一步朝着正确的方向改进。
其二：大力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入。
过去几十年，中国对教育的投入，更多是投向了物质资本，而不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很明显的，需要大幅度提高。
其三：加强早期教育。
影响一个人的最佳时间越小越好，小孩子的大脑仍在发育中，可塑性较强，从国家教育投资的角度讲，是最佳投资年龄。随着孩子的年龄增大，投资的回报率就会随之下降。也就是说更早投资孩子教育，效果会更好。
其实，中国历来都是重视教育的，是愿意为教育投入的，我们也是有大量愿意投身中小学教育、热爱教育的人才。
我们要做的，是继续加大教育的投入、调整教育投入的方向、把更多的教育资源投入到中小学阶段。
我想，就像我们的改革开放一样——如果我们也用个四十年，让中国的中小学老师享有和清华、北大的教授一样的收入和职业尊严——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让人困扰的教育问题，会随之解决了很多呢？
这样教育的改革，我觉得很应该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