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是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洛神的现代女作家萧红的代表作，断断续续写了三年。在1940年12月20日完稿时，萧红已远在香港。自1931年10月逃婚出走后，离开她的故乡呼兰县已十年，再未踏足故土。
但漂零天涯的日子久了，故乡的人和事越来越充斥着她的记忆，难以割舍，不能忘却。毕竟，呼兰河有她最美的梦，也有她最初的痛。那里的一切铺陈了她生命的底色：温暖、寂寞与抗争。
《呼兰河传》的写作大致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在1937年9月底，由于上海“8.13”战事爆发，萧红与萧军随刊物《七月》迁往武汉。在武汉，他们认识了诗人蒋锡金，并搬进了蒋锡金的寓所与他同住。10月下旬，在为大家做饭、洗衣之余，萧红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写作。那是她难得的快乐时光，她和萧军的情感有所恢复，忧愁渐渐淡去，心境也明朗起来。
因此，《呼兰河传》前三章的基调是热闹的、幽默的、讽刺的。
例如：在第一章里，萧红描述了呼兰河这个小城的大致样貌：两条大街，一条从南到北，一条从东到西。最有名的是十字街，汇集了全城的商铺精华：有金银首饰店、布庄、油盐店、茶庄、药店，也有拔牙的洋医生；此外，还有东二道街和西二道街，里面有几座庙，几家烧饼铺，几家粮栈。东二道街上还有一家火磨、两家学堂、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一两家机房和染缸房、几家扎彩铺；再就是小胡同里卖麻花的、卖凉粉的、卖豆腐的。萧红一家家一样样如数家珍似的挨次描述着这些商铺及在这里默默生活劳动着的人们，使呼兰河这个小城的风土人情宛如画卷般鲜活地映入我们的眼帘，好似一幅灵动的《清明上河图》跃然纸上。
在第二章里，萧红又依次描述了呼兰河的人们在精神上热闹的“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只是这些盛举，大都是为鬼而做的，并非为人而做。即使如此，呼兰河的人们也是姑娘媳妇，三个一群，两个一伙，都匆忙奔着热闹的地方去，仿佛不去就会落伍似的：相亲的、走亲戚的、会朋友的、拉家常的、对骂的、打架的、调情的、做买卖的……
热闹异常。
在每一场盛举浓墨重彩的描述中，呼兰河小城人们的生活日常，实景般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小城的人们照着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习惯而生活而思索，习惯了他们认为本该如此的生活模式和观念，如温水中的青蛙，在他们的舒适区，根本感受不到生活的封闭与愚昧。
日复一日，小城的人们糊里糊涂、沉闷地消磨着光阴，除非有轰动事件发生。比如，东二道街上有个大泥坑，下雨时变成河，让附近人家吃尽苦头；不下雨时泥浆成粥，马掉进去过，人掉进去过，猪也掉进去过。每掉进去一次，仿佛都能成就这个小城的一次狂欢。人们立刻热闹地看着、说着、传着、演绎着，还能吃上便宜的淹死的猪肉，虽然心里仍怕着是瘟猪肉，可嘴上却死不承认。
就这样，小城的人们一年四季，随着季节穿起棉衣，脱下单衣地过着卑琐平凡又实际的生活，生老病死也是一声不响地默默办理。即使有轰动事件，也是热闹一阵子就平静了。
萧红就在这样的小城中，度过了她的童年。她有一个不太快乐的童年，父亲的冷漠、母亲的恶言恶色，使她从小就体会不到本该有的温情与爱，也只有祖父的爱和后花园里的纯真时光，才给了她生命中一丝亮色。
这样沉闷的小城，这样冷漠的家庭，也许就在她成长的某个时刻，会突发奇想：是不是将来的她可以一个人走得很远，远离这里的一切？
前三章，萧红对呼兰河小城的描述，表面上热闹、幽默，含着讽刺，深层却喷涌着沉重与悲哀的暗流。因为她看透了小城人们这种貌似悠然自乐式生活的愚昧与麻木，感叹到：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呼兰河传》的第二个写作时段是在1940年1月17日，萧红随端木蕻良远赴香港之后。此时的她，早已物是人非。不仅经历了情感的重大变化，与萧军彻底决裂，嫁给了端木蕻良，并且和端木蕻良也很难琴瑟和鸣，而是愈来愈感疲乏、痛苦和沮丧，他们的感情也悄悄地走向了陌路。
在香港，萧红的心境是寂寞的。一颗易碎的心缱绻在忧伤里，仿佛只有将自己投入写作之中，才能得到救赎。
茅盾曾回忆说：“我不知道她之所以想离开香港，因为她在香港的生活是寂寞的，心境是寂寞的，她是希望由于离开香港而解脱那可怕的寂寞。并且我也想不到她那时的心境会这样寂寞。”
……
萧红在寂寞中品味着孤独，并将这股浓浓的孤独映射在《呼兰河传》后四章的字里行间，溢满了挥之不去的寥落与悲凉。
她写我家是荒凉的，院子也是荒凉的。即使在秋天，有蒿草中盛开的蓼花引来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当中舞着闹着，也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和寂寞，已然没有在第三章描写后花园时那般明媚和意趣盎然了。
她写我家院大人少，不管是租住在院子里的漏粉的、养猪的、拉磨的、赶车的这类人，还是我家的老厨子、有二伯这类人，他们都像最低级的植物似的，只要有极少的水分、土壤、阳光----甚至没有阳光，也能够生存；他们虽然闲来也拉胡琴、打梆子、叹五更、喝小酒来自得其乐，但这种悠然的日子里却不知隐藏着多少逆来顺受；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什么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
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
她写院子里的左邻右舍，也无不透着悲凉。这种悲凉并不只是看得见的生活上的清苦，更有看不见的深藏在小城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顽固不化的愚昧观念。虽然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不欺诈、不虚伪、不好吃懒做且极易满足，照着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习惯思索和生活着，即使在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生命力也透着原始性的顽强，也要挣扎的生存下去。可就是这些善良的人们，浸泡在愚昧守旧的观念里已太久却浑然不自知，按着他们认为最合理的救人办法，认为在“为你着想”，实际却在杀人。
最悲烈的莫过于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自然沦为这种“为你着想”借口下的牺牲品。“黑乎乎、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自进了家风干净利落、兄友弟恭、父慈子爱赶大车的老胡家大门，仅仅因为街坊邻居议论她“太大方”、“头一天来婆家就吃三碗饭的不知羞”、“十四岁就长得那么高”、“坐得笔直、走路带风”这些莫名其妙的缘由，就觉得应该对她严加管教：狠狠地打了一个多月、吊大梁用皮鞭抽、烧红的烙铁烙脚心……可小团圆媳妇并不领情，哭闹着要回家，这更激怒了她的婆婆加大了管教力度。而当小团圆媳妇终于被“管教”成病时，她的婆婆不惜重金地为她治病。街坊邻居也不能见死不救，热心地出着各种主意和偏方：抽帖、野药、看香、跳大神、洗热水澡、烧替身……五花八门的好心硬是把一个“黑乎乎、笑呵呵”的名为十四岁其实不过十二，长得又高大又结实的小团圆媳妇活生生的“送回老家”去了！
茅盾曾评论说：“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终于死了，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的萧红则以含泪的微笑回忆着这寂寞的小城，怀着寂寞的心情，在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
不知道抗争的小团圆媳妇死了，知道抗争的萧红逃了。进过学堂、受过新文化运动熏陶的她不甘被同化，一心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一路抗争，一路漂泊，一路追寻温暖与自由，从异乡到异乡，一生为爱流转，最终却仍然摆脱不了独自啃噬寂寞的宿命。也许，只有在回忆与写作中，才能回到她生命最初的地方，回到她魂牵梦绕的故乡，不再做一个漂泊的灵魂。
呼兰旧梦，往事如烟。
离家的路，越走越远；漂泊的心，越沉越凉；故乡的情，越积越浓。辗转漂泊中，故乡在她的回忆中愈渐清晰：那片她深爱着的土地、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那些人们藏在篱笆后面的唠叨与争吵，那些灰黯的日常生活，那些大红大绿隆重热闹的节日，那些后花园里唯一给她温暖与爱的祖父的声影……有美好、有怜悯、有幽默、有嘲讽，更有惦念。
因为，难以忘却。
所以，她要为这片土地代笔，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呐喊，在那个悲壮的斗争的大时代。
正如萧红在尾声中所说:“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茅盾曾评价说：“《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它似自传又不是自传，它似小说又不是小说，初读茫然没有头绪，越读却越有味道：热闹里裹挟着清冷，同情中夹杂着批判，平淡间暗含着张扬，如诉如泣，随风飘逝。留给我们的唯有对后花园里无拘无束童年的向往和对小女孩后来命运的一声叹惜。
《呼兰河传》凝聚着萧红生命最初的深情与伤痛，宛如一曲悲凉的故土恋歌，飘飘渺渺地回荡在她的记忆深处……
PS:《呼兰河传》完成一年多后的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她死后，端木蕻良剪下她的一缕头发，带回了呼兰河，为她修建了青丝冢。她终于魂归梦里，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