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领域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经常看到大学新校长走马上任的信息。有时候，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种消息：内容要么是宣布新校长上任，要么是现任校长离职。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对世界400强大学的校长进行了背景分析，最新的数据分析似乎证实了一点：现任校长的平均任职期只有5年。
在分析的THE排名前400强大学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中，校长是从2017年起才开始任职的；大约五分之一的大学中，校长是从2018年或今年才开始任职的。
这引起了一大疑问，大学校长流动如此频繁，究竟是因为这种做法有可取之处，还是因为这仅仅只是高度国际化的体系运作造成的自然结果？在这一体系中，各个学校都致力于寻找最优秀的人才。
该数据还研究了世界400强大学领导阶层的一些典型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地点、学科背景以及工作经历。
除校长任期这项数据外，数据还显示这一普遍现象：校长为62岁的男性，曾在世界300强大学攻读理学学士学位，来自当前任职大学所在国家，最初都是以外部招聘的方式入职。
然而，各国之间也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
例如，在世界400强大学中，美国大学的校长年龄明显偏大（平均在64岁左右），且任职已达七年之久。在德国也是如此，任期更长（接近8年），尽管这可能与德国的校长选举制度有关，在德国，校长一职有固定任期。不过，德国校长的年龄接近总体平均年龄。
同时，在占有相当比例世界400强大学的国家中，最年轻的校长通常来自瑞典（58岁）和澳大利亚（59.5岁），在校长一职上任期最短的校长来自中国和法国（平均不到三年）。在瑞典，大学女校长人数最多，而在法国，大学女校长人数则最少。
分析世界400强大学校长的本科背景，可以发现，理学专业占据2/3，而在英国和美国，校长更可能是艺术和人文社科背景出身，数据显示，在英国和美国，约有一半的校长是人文社科背景出身。
从中国来看，双一流高校中，有26名院士校长，有且只有两名女性校长，除新疆大学校长暂时空缺外，其余“双一流”大学校长的研究领域按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五大领域划分的话，“理学”校长有10位，占比24.39%；“工学”校长有22位，占比高达53.66%，占据了高校校长的半壁江山；“生命科学”和“医学”校长各1位，占比均为2.44%；“社会科学”校长7位，占比17.07%。
排名最高的大学，在培养未来领导人方面，也表现出了很强的主导性。
在世界400强大学中，接近四分之三的大学校长来自于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行榜单里的大学，而世界400强大学中的30位校长，更是在世界前10名大学接受过本科教育。其中，剑桥大学出身的校长人数多达7人，位居榜首，哈佛大学（6名）和普林斯顿大学（5名）紧随其后。
在招聘模式方面，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全球领导力市场的言论不绝于耳，但总体而言，校长很有可能来自国内。
但新的数据显示，人们目前略微倾向于从其他大学聘请校长，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在350多所大学中，有200多所大学的校长是由外部招聘而来的。
然而，在近140所院校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的校长是从大学内部选拔产生的，相比英国和澳大利亚而言，这一趋势在美国和德国更为明显。
不过，大学从高等教育部门以外招聘人才的情况仍然非常罕见。大约有40位校长之前并不是高等教育部门出身，其中许多人甚至还在别的部门（如基金会）工作过。
在高等教育领域，内部招聘模式在美国更为普遍，因为美国大学更有可能提高一名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以防止他们离职。而在英国，“如果你想加薪，你就要离开现有的职位，从其他学校再得到一份工作，然后这一院校会满足你的加薪要求”。
在德国，内部晋升的倾向往往备受质疑。今年早些时候，德国高等教育智库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德国81位大学领导中，有40%的人自从成为教授之后，只有在本校工作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