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熊向晖、韩练成与郭汝瑰共称为“中共三大超级特工”，还有一些极端的声音认为郭汝瑰作为“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中将，解放后长期按照“起义人员”待遇，只有副处级待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给予副兵团级退休待遇，是有点“薄待”功臣。
其实这种观点大谬，熊向晖、韩练成与郭汝瑰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熊向晖是真正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特工，而且在熊向晖整个“潜伏”生涯里，他从来没有与党断绝联系，所以他才是三个人里唯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特工”。
正因为熊向晖的历史是清楚的，所以解放后熊向晖先后担任了新闻司副司长、驻英国代办、总参二部副部长、首任驻墨西哥大使、统战部副部长、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等重要职务。
中共从没有亏待过情报战线上的功臣。
韩练成与郭汝瑰情况类似，但是韩练成早在1942年就主动与周恩来总理取得了联系，并且韩练成早在刘志丹烈士牺牲前就已经是中共在西北军中的关系人了，有了这两层关系，周恩来总理才安排李克农将军与韩练成联系。
即使如此，韩练成将军在解放后党龄也没有按照1928算，而是按照1942年他与周恩来总理重新联系上的时间开始计算的。
而郭汝瑰之所以长期按照“起义人员”对待，主要原因是他脱党时间太长，期间又有许多历史问题“无法辨别真伪”，而且他与党重新接触时间也太晚，而且相关负责人也并没有特别信任他，正因为郭汝瑰有这些问题，所以他的待遇长期按照“起义人员”对待，这也不是亏待。
首先来说，郭汝瑰有哪些问题“无法辨别真伪”呢？
郭汝瑰的入党介绍人袁镜铭一直在想办法策反郭汝瑰堂兄郭汝栋的第20军，然后郭汝瑰经过堂兄郭汝栋安排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郭汝瑰才离开武汉，郭汝栋就满世界通缉袁镜铭。
虽然说袁镜铭烈士牺牲与郭汝栋通缉袁镜铭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袁镜铭被郭汝栋通缉发生在郭汝瑰离开武汉去日本留学没多久，这就造成了郭汝瑰历史上一个“无法辨别真伪”的疑点。
当然，今天掌握了全面材料的研究者自然知道郭汝栋通缉袁镜铭与郭汝瑰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在波诡云谲的旧时代，谁也说不清楚袁镜铭烈士被通缉究竟是不是郭汝瑰告密。
正因为有这么一段历史，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与郭汝瑰联系的情报系统相关负责人并不信任郭汝瑰。
就连郭汝瑰自己后来都在自传里表示自己当时选择去日本留学，真的“蠢透了”：
“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大家也不要抱怨地下党对郭汝瑰信任度不够，要知道在当时情报战线上，中共多次吃过“过于信任”的大亏，多少次整个地下党组织被破坏都是因为过于相信叛徒的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1945年郭汝瑰与地下党再次取得联系后，董必武也不可能马上就相信郭汝瑰。
当郭汝瑰说何应钦将派他出任驻美军事代表一事并请示董时，董必武说:“我们不耽误你的事业，你可以去美国，在美国再同我们联系。”
从董必武的讲话看，当时党组织与郭汝瑰的关系，并没有达到同志的程度，只停留在统战这个层次。
而且之后长期与郭汝瑰联系的是任廉儒，他的级别并不高，之后四年郭汝瑰再也没有见过董必武。
可以说从这些安排看，党组织只是把郭汝瑰看做是一名“脚踏两只船”的统战人员，并没有真正信任他。
这里说会来，其实国民党严格来说更像是军阀集合体，虽然说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个人威望曾短暂到达巅峰，但是，国民党许多人心里都很清楚，中共才是“如日初升”，而国民党已经“夕阳西下”了。
比如蒋介石心腹戴笠就曾在抗战后期公开表示中共是“壮汉子”，国民党是“病汉子”。
所以，1945年开始，国民党方面有许多人都在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取得联系，这里面甚至包括白崇禧。
根据《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和1996年第1、3期发表的《米高扬与毛泽东的秘密谈判》（上、中、下）三篇文章披露的信息看，早在1948年白崇禧就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表达善意，甚至白崇禧还说出了“只要一有指令，无不照办”的话。
当然，后来白崇禧的具体行为表明他并没有真的如同说的那样“一有指令，无不照办”，但是至少说明大量比郭汝瑰级别更高的国民党要员找到渠道与中共联系。
更何况，郭汝瑰在淮海战役究竟起到多大作用也要存疑，因为杜聿明怀疑郭汝瑰，很多作战计划是直接报告给蒋介石的。
综上所述，郭汝瑰投与中共取得联系时，他之前入党介绍人的遭遇使得他始终没有完全被信任，又因为他的直接联系人老乡任廉儒因为级别太低，他的任何证言都无法取信有关部门。
甚至有一段时间，任廉儒还需要董必武为他证明他“地下党员”的身份。
这一切都是造成郭汝瑰长期按照“起义人员”对待的原因，但是，严格来说，中共也没有“亏待”郭汝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