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当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专列驶至沈阳皇姑屯站以东时，这个实际统治东北11年的大军阀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命丧于此。他更不会想到这是日本关东军精心筹划的暗杀行动，目的只有一个：搬掉他这个妨碍日本霸占东北、全面侵华的最大绊脚石。
张作霖被暗杀3年之后，也就是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左右，日本关东军在位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第7旅驻地北大营西南方向的柳条湖精心策划一起爆炸事故，伪造了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假现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并进攻柳条湖附近的北大营，揭开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序幕。
我一直在思考张作霖之死与“九·一八”事变有什么内在联系。如果日本人不提前除掉张作霖，或者那天张作霖侥幸逃脱并在之后加强防范，日本全面侵侵华战争会不会往后推迟数年？
对于张作霖这个大军阀，我历来没什么好感。且不论他统治东北多年造成中国事实上的分裂，仅仅是其抓捕和杀害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这件事，就足以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也有资料讲，张作霖是爱国的，称正是在他的极力阻挠下，日本全面侵华的时间才推迟了数年。对此，本人并不认同，如果张作霖真是爱国的，日本人和关东军是怎么进入东北的？难道几十万东北军真是吃素的吗？如果关东军压根无法入境东北，何来的“九·一八”事变？倒是其子张学良，这个颇有争议的所谓“少帅”，尽管在“九·一八”事变中被不光彩地称为“不抵抗将军”，但他毕竟通过东北易帜的方式帮助蒋介石完成了名义上的国家统一，后来还一手促成了历史意义极其重大的“西安事变”，与其军阀父亲张作霖相比，历史贡献显然更积极一些。
基于这些可能有失偏颇的历史认知，对于“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我总是抱有一种特殊的情愫，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这是一个承载历史、记录屈辱、唤醒疼痛、激发斗志的场所，而不仅仅是一个参观场所。
1997年8月，我考入位于沈阳北大营的大连陆军学院后勤干部训练大队，成为一名军校学员。而学校所在的营区，正是“九·一八”事变中被日军炮轰之地。也就是说，当年这里就是东北军的一个营院，日寇入侵、东北沦陷、全国告急的中华民族屈辱史正是从这里拉开帷幕。
忘了是学校统一组织还是自行前往，反正到北大营不久，我们就去了一趟“九·一八”事变纪念场所。那时还不叫历史博物馆，只有一个残历碑和地下展厅，规模不大，布展也比较简单，除了那个极其醒目的残历碑，没有什么展品让人印象深刻。
19997年9月，在原残历碑和地下展厅的基础上于开始扩建，1999年9月18日正式落成开馆，并由江泽民同志题写了馆名，正式确定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新馆开放不久，我专门去了一趟，用了半天时间重温了那段屈辱的历史。
较之于旧馆，扩建后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更加庄严肃穆，布展更加合理，展品更加丰富，事件脉络更加清晰，环境氛围更加庄重，给人以强烈的带入感和压抑感。
一直认为，以记录和还原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反映国耻的纪念场所，理所当然要庄重严肃，必须给人以震撼和反思。而扩建后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显然具备这种特质或功能。
每年9月18日10时许，“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都会组织主题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亦会拉响防空警报，提醒市民勿忘国耻、奋发进取，防止类似历史悲剧再次重演。
想来是见惯不怪，除了党政机关或学校统一组织，沈阳当地人似乎并不热衷于前往“九一八”博物馆接受教育。事实上不仅是沈阳人，外地人来沈阳，似乎更热衷于去刘老根大舞台看二人转，或者去东陵或北陵游览皇家陵园。
2008年5月10日前后，也就是“5.12”汶川大地震前几天，我负责接待来自四川成都的一位老兄，不管我怎么明示暗示，他都没有参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丝毫兴趣。
这种状况，显然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和务实整改。
2021年7月13日晚草于河北石家庄，7月14日晨修改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