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知人而论世，读文以识人。

初识（是神交）朱自清先生是通过他的经典叙事散文《背影》。从尚处不谙世事的学生时代开始起，一直到已处不惑之年，这篇文章始终成为“必修”的文本，而且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已经尘沙褪尽，沉淀下的是精粹。尽管不同年代的人读此文会有不同的情感体验，但浅近的文辞间沁出的真情真意还是让读者为之动容不已。同时，通过文章的展读更能够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朱先生的真性情。

自与先生结下情缘始，随着年岁的增长，经历的丰富，“井底之蛙”的视野较先前也变得开阔。这样，在闲暇之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读朱先生的文章自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身处动荡的年代，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家国情怀在朱先生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尽管作为一个读书人没有撼动山河的伟力，但先生却用自己的方式捍卫着一个学人的本色。这种本色的彰显，一个方面表现在即使看不到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希望，但对未来始终充满信心；一个方面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真君子的傲岸与狷介。当然，作为学人更多的是在灰暗的年代为世人留下许多清新雅致的美文，以求可以掸去浮在公众心间的阴霾。《春》的勃勃生机，《绿》的澄澈透明，《荷塘月色》的朦胧迷幻。取诸自然，摹山绘水，看似不经意的着笔，但文笔间溢出的则是先生对生活、对人生、对未来的那份美好的希冀。而《匆匆》所传达出来的则是对正值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一份期盼——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际在于轻。自古男儿当自强，生逢乱世，好男儿当惜时而为，砥砺前行。只有这样，才能拯救国家和民族于水深火热。至于《悼亡妻》哀婉的笔触，包含深情地表达出一位丈夫对结发妻子不幸离世的哀伤与深深的怀念，也正是这份至真至纯情愫的抒写，才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中三篇经典的悼念亡妻作品中的一篇（巴金的《怀念萧珊》苏轼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

耳熟能详的篇目，因学识的浅拙很难解得真髓，可能还有附会的成分。但不论怎么说，读文识人，即使是冰山一角，但从文字间走出来的傲岸不屈的读书人的品性情怀还是可以成为“精神导师”的。不过，作为受到传统文化精髓影响的读书人，不当简单地用“铁肩担道义”的革命与不革命对朱先生进行阵营的划分。有的人说了不一定做，有的人做了不一定说。现实生活中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口号喊得越高亢，关键时可能隐退的最快最深；一言不发者可能会成为滚滚洪流中的中流砥柱。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是一种风骨气节，朱先生毅然决然地拒绝“美援面粉”是伟丈夫精神的彰显，也是文弱书生对公理与道义的最好坚守。“读书人是远离政治的。”正是这种对“保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捍卫，朱先生选择了以“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的方式在两块自己开垦的园地中精耕细作。先生虽然专工哲学，但其在诗歌发展史、文学批评史和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造诣是很多专业学人无法企及的。

之所以在治学方面能够抵达这样的高度，是因为先生始终以 “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的高标在“经史子集”的典籍中爬梳剔抉。不论是义理、辞章，还是考据，虽取法前人之说，又能够跳出“尽信书”和“掉书袋”的窠臼，坚持“小处着手与大处着眼”相结合的治学之道。正是这样，才有了“发前人之所发”和“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学术思想与见地的留存。所有这些，通过《诗言志辨 经典常谈》即可见一斑。从书名看，该书由“诗言志辨”和“经典常谈”两个部分组成。尽管只有薄薄不到四百页，但其间所谈及的东西除了取法成说，但更多的是朱先生长时间在浩繁的古代典籍中“穷经皓首”所得成果的书写。“诗言志辨”从“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和作诗言志”四个方面对诗歌这种“文学的轻骑兵”的意义承载与寄托进行梳理。而由《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篇论文结集的《诗言志辨》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诗歌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考辨，得出了“指归皆在诗教（或德教）”的结论。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诗歌相关内容的认知也是在不断的沿革。而如何寻踪觅迹，尽可能抵达彼岸，则是先生所专注的事情。诚如先生所言：“四条诗论，四个词语，在各个时代有许多不同的用例。书中便根据那些重要的用例试着解释这四个词句的本义跟变义，源头和流派。”综观先生的诗论，超越陈说的很多，在此略拈几例以飧大家：“诗言志”，语出《今文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而梳理“志”所蕴意义的沿革，其大致有“记忆、记录和怀抱”三层意思。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因统治之需其更多指向于诗歌的“政治教化”。诚如孔子所言：“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这种政治功能的固化与现在常说的“诗言志”所含括意义的界域有了很大的不同；“诗经六义”，语出《诗大序》：“诗有六艺：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从“六艺”关涉的内容看，“赋比兴是对诗歌形式技法的概括，风雅颂则是对内容的描写”。这一点，朱先生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但经过大量的典籍的爬梳，先生发现“诗三百”中还有一类所反映的内容与“风雅颂”的所指是不同的。尽管篇数不多，只有三篇，但它们是独立存在的。从学术的严谨性角度审视，先生以为其应该有独立的专属。这样传统的“六艺”说随着“南”篇的入列而被改变。看似无关大碍，但由此足见先生对待学术的谨严与审慎。

“朱先生是诗人，中国诗，从《诗经》到现代，他都有深湛的研究。‘诗选’是他多年来所担任的课程，陶谢、李贺，他都做过详审的行年考证。”（王瑶语）从《诗言志辨》几篇择选的文章反映的内容已经足以验证王瑶学生的话。而就朱先生对中国诗歌发展经络投入的精力结出的果实看，朱先生许多关于诗歌史的精辟见解迄今仍然成为后学者进行相关学术研究的极具印证力的佐证。对陶潜生平的考证，虽然在先生之前已有众说，但仍然无法形成定论。经过先生广泛收集材料，深入研究之后，在《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中给出总结性的梳理和研究：“陶谱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陶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所著文章人宋不书年号；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游之地。上京有渊明故居。南村在浔阳附郭；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仕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簿不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宣。官终彭泽令。”四则内容把只能列为“中品”的“第一隐逸诗人”靖节先生的生平阅历基本上含括进去，而且让世人重新认识了“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五柳先生”。唐朝以后再无诗人，在大唐帝国诗人灿若群星。四个历史阶段凡是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后人都会为其编制年谱，唯独 “诗鬼”李贺没有人为其留下点滴墨迹。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朱先生觉得是一种缺憾，在李贺故去千余年后“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于琐碎凌杂的资料中整理出这位杰出诗人的年谱。谱中胜义往往而是，沾溉后学亦复不小。

当然，对朱先生的落落宏篇（指文章所蕴涵的丰富意旨）内容的推介，因见识所囿，学识所缚难穷其意，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但通过粗略筛选的信息已足见先生治学之精神。至于《经典常谈》，先生把“经史子集”分成十三个章节，用“常谈”的生活用语，化佶屈聱牙为通俗易懂。通过先生娴熟的文字之功的转换，《说文解字》《周易》《尚书》《三<礼>》等远离普通大众生活的艰深读物神秘的光环不复存在。而借助先生娓娓道来如叙家常的浅近文字，不仅可以近距离地了解昔日在潜意识中定格为“高不可攀”的书籍的内容，还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新知。诸如“汉字六书”中关于“文字”的训释：“文字本于语言，语言发于声音，以某声命物，某声便是那物的名字......象形的字该叫做文，形声字才叫字。”《周易》的“八卦之学”阐释的“八卦”： “乾是天，是父等；坤是地，是母等；震是雷，是长子等；譔是风，是长女；坎是水，是心病等；离是火，是中女等；艮是山，是太监等；兑是泽，是少女等。”由之，八卦便成为象征支配整个大自然和人世间的一种心迹符号。至于《尚书》的微言大义之功，“今文”与“古文”之辨，“小学”与“大学”之异等都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解读......

因为只能站在先生所著的外围远观，只得其皮毛，难入相中。不过，通过展读先生之书，再次体会到“开卷有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真意。即使所得只是一鳞一爪，但仍有醍醐灌顶之感。是以写下粗粝的文字以述之，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