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即使上了大学，对这个世界，我依然很天真很懵懂。
揣着学校发的派遣证到市教育局报到。报到的人挤满了走廊和办公室，等到我的派遣证上被签字盖章时，已是正午。我以为这样就可以等候工作分配了。直到一个月后，我拿着派遣证去教育局询问工作的落实时，他们才发现搞错了，忘了把我的派遣证派发到区教育局，由区教育局分配。
就这样，我到区教育局报到时，比别人迟了一个月，这也意味着我只能分到最偏远的学校去，因为好一点儿的学校都已安排了先报到的人。
当别人这样跟我分析时，我一点儿也不相信。我觉得按照政策，至少也是到离家最近的中学去。
但最后的结果狠狠地给了我一记耳光。
残酷的现实也激起了我内心的叛逆和倔强。我坚决不去学校报到。到后来，父亲也忍不住劝我去报到，说在哪个学校教书都是一份工作，别犟到后来把工作丢了。
我知道，我不能去，我这一去就不会再回头，现实已告诉我，没有人可以倚仗的世界，我只能靠自己。
局长、副局长，分别找我谈话，劝我接受分配。
我不接受，我不能接受。我这样对他们说。
副局长第二次找我谈话时，我压力太大，居然哭了。我说，别人去了还可以找人调回来，而我去了就不可能调回来了，因为我家没钱也没有人可找。我只能靠自己，哪怕现在委屈，我也不想将来为调动给家庭再增添负担了。
我原本以为，听了我的话，眼前的副局长肯定会打官腔批评我一通，但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没有再说工作的事，而是和我聊起了家常。
那就等我们再研究研究吧。最后，他这样说。
时间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毕业分配时遭遇到的挫折和委屈早已化为云烟，唯深深记得副局长在我哭泣时的沉默，和在我停止哭泣后聊的家常。
经历的人事越多，我越能体会到那是一次难得的有人情味的倾听、理解和宽慰。
五年前，为了女儿能上一所更好的中学，我顶着外在环境的巨大压力，到那所学校代课。
看了我的履历，负责招聘的校长助理笑逐颜开，说我是所招的老师中实力最硬的一个，按照学校规定，一定会安排当班主任，叫我做好准备。
我只希望能在这个学校代几节课，以确保女儿以本校教师子女的身份进校读书，以我当时的处境，哪里能在这里当班主任呢？
我进退两难。
我决定找德高望重的校长。
校长听了我的简短说明后，直接说“不行，按规定，你必须无条件接受学校任何工作安排。”
我无奈回家。思忖了一天一夜，第三天，我再去找校长。为了女儿，我真的是背水一战。
校长这一次略带批评的语气对我说：“你先把合同签了，回头再去教导处打个招呼让他们不安排。你现在叫我承诺不让你当班主任怎么行呢？”
我顿时明白了校长的意思，当时觉得自己真的挺笨的，但心里特别感激校长。他明拒实帮，又不失身份原则，真正让我见识到灵活变通。
当时管理初中部教学工作的是位女性副校长，她在听说了我的特殊情况后，就没再安排班主任工作给我了。那时，她还不知道，我同时在原单位和本校上课，她只以为是我家里情况特殊需要照顾。
她对我很热情，每次遇见我，总是很热忱地把学生对我的良好评价反馈给我。我呢，则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对她讲，我在两个学校上班的事。毕竟，我心里揣着秘密老是担心被领导发现而受惩罚。
我一直以为她真的不知道。
两年后，她被调回以前的单位，离开了这个学校。有一天，我因一件事和她通了电话，她在电话里很关心地询问我现在是不是还两边跑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其实，她早就知道了实情，只不过，一直没有说破而已。
放下电话，我心里感触颇深。
这两位校长，都来自本地最有名的中学，他们的为人处事的风格似乎有一个共同之处：体谅。
这不仅仅是善良，也不仅仅是理解，而是把对别人的理解用最不容易察觉的方式表达出来，不让别人因背负人情的负担而失去从容。
这世上有许多行为都可以模仿，许多品行都可以学习，唯独“有人情味”是无法被模仿被学习的，它是一个人心灵发出的最璀璨也最纯洁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