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甚要写这本书：四个理由能说明问题吗？
有关这个问题，应该与我的“遗书”有所联系。
不是说我“快了”，而是近年来感到身体有所变化，首先是头发莫名其妙地往下掉，其次是晚上睡不着觉，第三是早晨醒来头还有些疼。种种不正常的迹象表明，我会联想起一个人应有的大限之期，为给后辈留下记忆，让后辈记住有过这样一个人，所以有了写这本书的想法。这样说来，此书与遗书无异。有人这样理解，也合乎情理。这是其一。
可以把第二个理由，与我的自传联系起来。
知天命之年，对人生体验，对社会贡献，对家庭幸福，应该有所认识，也应该有所体会。说到自己，已过五十，用同族兄长张全根一句话说，已是“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年龄。回顾一生，可谓艰辛，贫困的童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饥饿。读书期间的悲与累，最伤心，也最难忘。参加工作后的状况，更是喜忧各半，难分辨，理还乱，不得志，仍拚搏。劳累的中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忻州城里有间房，虽说楼顶，却也宽敞。让人高兴的是“非典”那年，儿子实现了我年轻时两个愿望——考上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上大学让人羡慕，穿军装威武神气，乃南金东箭、后生可畏啊！
人到中年，思乡心切，怀旧心亦切，回村次数也就多了。看望父母的同时，也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闲余时间，随意走在街上，不熟悉的人或事越来越多，熟悉的越来越少，也能遇上娶媳妇嫁闺女的喜事。有些联系的，还请自己帮忙；联系不起来的，站在旁边看红火热闹。自然也有白事宴的事情。
这个时候，围观的村民就七嘴八舌起来：
不让人家舅舅坐正席，倒叫他姑父坐，这算哪门子礼节？
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人家姑父有钱呀！
有钱就能不讲理？
这事怨不得总管，主家要这么安排，借给他个胆，他敢要吗？
不过也难说，主家不懂，他应该懂呀！
只要村里有红白事宴，以上这个画面就难免发生。村里流传两句俗语：一人说话一人理，俩人说话见高低。意思是，有理不怕人多。村里还有两句俗语：礼多人不怪，油多好炒菜。把这两句话反过来说，就是油少不好炒菜，对缺乏礼教、没有教养的人是要怪罪的。村里还流传着这么两句俗语：做事做事，多有不是。意思是指做事宴的人家，人多难免就要添乱，事多难免就会出些差错。再遇上现在的年轻人，要么自以为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么手忙脚乱，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前者视礼仪为儿戏，实在不可理喻；后者年幼无知尚能理解，可又叫人怜悯。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村民的日常生活，竟然缺少或简化了许多传统“礼节”，日常生活越来越接近“城市”或“现代”：行走在乡间小路上，你闻不出泥土翻新的气息，你看不到犁牛遍地走的景象，你听不到鸡鸣狗叫的声音……这就引出许多问题：文明社会要不要礼仪？答案是肯定的。祖宗遗风要不要继承？答案也是肯定的。过年不写对联，买几副现成的行不行？各路神仙牌位怎样写？春节前后有哪些说法，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怎样给列祖列宗写疏？家里有“老人”，打发的程序又是怎样？怎样迎娶新娘？逢时过节应注意些什么？红白事宴如何安排首次席？等等礼节问题，应该有一个容易操作、也比较适用的标准才行。于是，根据村里老年人口述，整理成本书第六章。同时也参考了有关报刊书籍，引经据典处，一一列于书后，在此向诸位致谢。
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第三个理由。
第四个理由源于2003年冬天，父亲与我整理完本村张氏族谱后，村里有人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意思是将整理出来的张氏族谱编印成册，然后在书里叙述一些祖先的事情，以激励后辈“团结、自强、奋进、重德”。这个提议，触发了埋藏在我灵魂深处的创作激情。几次提笔，几次放下，头脑里好像缺乏一种灵气，静不下心是一回事情，没有一条清晰的思路，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父母养育自己多年，含辛茹苦，费尽心血，我就是割股断臂，也报答不了严父慈母的恩情。还有，是这块神奇的土地，养我长大；是这块神奇的土地，教给我做人的道理。应该为父母做些事情，表示我还有一份孝心；应该为家乡做些事情，表示我还没有忘本。
最后，我将多种创作形式结合起来，以一位普通百姓的目光与心态，依据现存的文字资料，比如石碑；也有部分留在布上的文字，比如禜（读音yǒnɡ。《说文》：禜，设绵蕝为营，以禳风雨、雪霜、厉殃于日月、星辰、山川也。《左传·昭公元年》：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或者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比如疏折；也有一些活资料，比如村里现有的几位老人……所有这些“资料”，随着风吹雨淋，雪寒霜打，也在逐年减少。资料的贫乏与单调，要想还原历史真实面貌，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我手中的笔笨拙如牛，我的文才又貌不惊人。我只好随想随写，分别叙述，斗胆捉笔的前提，应该是我义无反顾的责任。如实记载一个普通村庄六百多年的风雪雨霜，以及这个村庄的衰退与兴盛；如实记录一个普通家族的欢呼与眼泪，笑声与痛哭；如实记叙一位普通诗人的平凡一生，以及这位诗人的悲哀与喜悦。
最后将张氏族谱附在书后，以备后辈参阅。便于排版印刷，也便于直观敬仰，改竖排为横排，依照体例，至尊而幼。
需要注明的是：迁居或移居外省或外村者，及本村张氏之女，均不在此列。并非我的本意，而是没有这个能力。把迁居外省外村者、本村张氏之女，也整理成文，排列书后，那是多么完美的一件事情！然而，不如我愿，同族祖父张三和（其父名张存年。据同族伯父张宝林记忆，其祖先在九世前跟我们为一支脉），和同族伯父张贵元，作古多年，没有流传下家谱，亦无生者佐证，未入族谱已成遗憾。还有同族伯父张金元、同族叔父张贵元之父张天麟，张天麟弟弟张天凤（小名二迷糊）。村民还有一说，就是他们与族兄张贵仁（1942年3月29日出生）系一支脉。
由禜联想到始祖，联想到始祖拓疆创业时的艰辛，以及始祖留下的无形财富，应该让我辈铭记于心。然后团结奋进。然后发扬光大。然后再谱新曲。实现始祖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有田种；谷不生虫，人不得病，小有所养，老有所终。然后人勤春光美，家和喜事多。然后有天皆丽日，无地不春风。然后一元二气三阳泰，四时五福六合春。然后喜看春来花千树，笑饮丰年酒一杯。这样说来，此书又成了村史的另外一种形式。
这是我写的第五本书。确切地讲，这是我写的第四本书。第一本属于报告文学。第二本是我的诗集。第三本为散文集。第四本是我主编的纪实文学集。这本书属于哪类？至今我都含糊不明。原先按照著名作家张承志《心灵史》的模式写，写到后来，觉得有些文不对题。后来又想写成村史，力不从心的地方，主要表现在缺乏史迹。我以为，既然是村史，必然要实事求是。退一万步讲，图片就是一项无法弥补的空白。
为此，我专门请教了两位前辈：一位是我的远亲舅父，名叫宋文明。他老人家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在文学、书法、绘画、气功、周易等方面，有着厚重的成就感，人称忻州第一才子，尤其对我有着至亲至友的关爱；另一位是我的同学张宝灯，称他为前辈，里面没有年长的成分，而是敬重他的为文与为人之道。他在《五台山》杂志社工作，三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对现代文学有着极其别致的鉴赏能力。他俩看了我的初稿，建议我用笔记的形式来创作，说服我的理由，正是我含糊不明的原因。
笔记可以随心所欲，村言更可以无话不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或就事论事，或就人说人，并由此而生发，旁征博引，纵辨古今，发隐抉微，钩沉考逸，亦无不可。自以为怀才不遇，自以为学富五车，就叫你品尝悲欢离合，就叫你体会喜怒哀乐，让你悲，让你笑，让你怒，让你哀，让你乐。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不能真实再现我的人生。只有笔记这种形式，才能如实记录我的一生，才能如实记录与我有联系的人与事。与史实不符之处，胡言乱语之辞，只要是有感而发，只要是情致所生，就不会“躺在床上睡不着，抱着老婆想情人”。即使有“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无事生非）之人，想在“鸡蛋里面找骨头”，他也是枉费心机。要知道，村言与过去的野史同类，野史与正史的区别，在于野史并非“明媒正娶”。就是说，野史是写给乡下人看的，属于“布衣”，属于茶余饭后的笑料，非“阳春白雪”高雅人士所能欣赏。这样的文体，适宜我这种“浮躁而无恒心、有心而无根基”的人，也适合我的年龄。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少谈些主义，多做些事情。
这话好像是胡适老前辈专门说给我的。
于是，我拿起沉重的笔。
于是，我铺开洁白的纸。
写我祖先，写我祖父，写我父母，写我儿子，写亲朋好友，写村庄的形状和地理，写村民的衣食住行，写村民各个时期的生活方式，写村里一些奇人趣事，更多是我经历过，或与我有某种联系的一些人或事。书中的观点，多少带有我在特定时期的感情色彩。议论之词，是我沉醉其中不能自拔的胡言乱语。好在人小言微，高声吼叫只能惊起乌鸦与麻雀。
时间跨度达六百多年，人物与人物之间相互牵连，顾此失彼的地方，孤陋寡闻的事情，词不达意的时候，肯定在所难免，肯定会挂一漏万，肯定会顾此失彼。所以，尽可能写我看见的，或者是我听说的，更多史实是别人讲述，我如实记录而已，并加注“据某某人记忆”等文字，以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