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代都不缺乏想象力，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中给想象力预留的空间多与少的不同而已。
读到蔡澜先生写就的一篇《金庸先生葬礼手记》文章时，才知道在金庸先生葬礼上分发的纪念册最后一页上记载着来自《神雕侠侣》的一段话：“今番良唔，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对于蔡澜先生而言，此番送别金庸先生当是人生平常事，所以那篇葬礼手记中行文平淡如水。但这样的文字也只有到了蔡澜先生笔下才会如波澜不兴。如果说金庸先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话，那么这个时代，是一大批前辈共同努力写就的。此种感觉在潘采夫写的《他们骑着白马穿过中国》的一文中早有提及。那篇文章是纪念黄霑先生的。
阅读金庸著作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有金庸能写出这样的江湖？其实这样的问题有过许多的解释，我个人满意的解释来自严锋，他这样写道：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是清朝诗人查慎行的《舟夜书所见》，被收入中国的中学语文课本。查慎行是浙江海宁人，有清一代数一数二的大诗人，也是金庸的同族先祖，金庸称他为“初白太公”。金庸后来写封笔之作《鹿鼎记》时，全书五十回的回目都用的是查慎行《敬业堂诗集》。这文化需要你出身海宁书香门第，经过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最多难但也是最有追求的年代，从内地辗转香港，见过人世的真相，体验过最无望的爱情，经过记者写作生涯的职业训练。以上种种传统与现代缺一不可的外在条件，再加上天生禀赋，在香港这个承接古今、贯通中西的大熔炉中反复锤炼，方能练成绝世神功。
的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时代里面，一个人或是一辈人的出现的确需要许多机缘巧合的条件碰撞在一起，而这些人反过来会去塑造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留下个人的印记。
我想金庸先生之所以能遇到如此之多的拥趸，除了金庸先生著作本身的吸引力之外，还在于它们被我们所知道的时间。金庸先生的著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引入，而那时金庸先生的著作面对的是一个想象力贫瘠的时代。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金庸作品在极强的故事性之外，也提供了想象力纵横驰骋的样板。对于那个充满微妙的时间而言，在茫茫大漠中引弓射雕，在烟雨江南泛舟，在皑皑雪山之巅厮杀，在莽莽密林中摆弄蛇虫所带来的文字阅读快感中的同时，我们可能还可以体会到想象力所能勾勒的故国家园的广袤和博大。
有人曾说金庸先生的著作本属于”流亡文学“，由金庸先生构建的武侠江湖都是源自于某一间香港逼仄的写字楼中。金庸只不过是在神游故土的文字中增加了一些人物与故事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其实也不差。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好的作品中，想象力真的可以起到”以假乱真“的作用。从金庸先生的生平中可以看到，在金庸先生作品在香港大行其道之时，他始终未曾踏临故土一步。
蔡澜先生的这一篇手记，倒是让我想有关金庸作品的其他著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倪匡看金庸小说》系列和新桓平的《剑桥倚天屠龙史》，这两部书的风格与金庸作品的风格在有一点上相当的契合，那就是：风趣和有趣。我想大多数金庸作品的拥趸们可能都不会忘记在金庸作品时不时会在作品中看到有关“风趣”的桥段。《倪匡看金庸小说》推出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剑桥倚天屠龙史》，但都在文字风格中没有丢弃“有趣”这个特色。即便是流眼泪，也要笑着.....
如果读完金庸作品，而没有读《倪匡看金庸小说》，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倪匡看金庸小说》的第一册是倪匡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就的，而读者一旦打开这本评论之作，也基本上也会通宵读完才会罢手。不过斗转星移，金庸作品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过修订，所以在《倪匡看金庸小说》提及的部分细节、桥段、内容倒是与金庸作品的最新版本不是很搭配。而且《倪匡看金庸小说》或许是最贴近金庸作品初始状态的文学评论作品吧！
至于《剑桥倚天屠龙史》则是一部整合作品，江湖武侠小说本来就是极尽”无中生有“之能事，而新桓平则在《剑桥倚天屠龙史》中极尽一本正经了一番。将正史、野史、杜撰史糅合在一起，却也是呈现了另外一番模样出来。这种写法，也是本事。正如写历史一样，有人善于写“治”，有人善于写“乱”。按照新桓平最新透露的消息，《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在2019年会来到读者面前。
研究金庸作品的人数众多，其中佳作亦不少。不过就“有趣与风趣”这个层面上来讲，按照我个人浅薄的认知来看，还是落在了《倪匡看金庸小说》和《剑桥倚天屠龙史》这两本书上。这两部书也是有关想象力广延之后抵达的世界。
或许有读者会始终停留在“真与假”的考据之上，但是金庸先生的作品中“以假乱真”的功夫深厚，况且在武侠江湖中，“真与假”并不是决定性的力量。正如倪匡先生品论金庸作品时所说的：不外乎以情动人而已！更为重要的是，金庸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无一不是建立在丰沛的想象力之上。
在蔡澜先生写的手记当中，记述了倪匡先生对于金庸先生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一览众生。我觉得恰当。也就是在蔡澜先生这篇手记中，我仍然能看到这一辈人所独有的“有趣”跃然纸上。当然，这种特质也是想象力不会轻易放弃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