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历史观的独特性
不同于宋史，明史研究历来是中国研究中的显学，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自述自身的学术源头即为明代财政史，并以此为基点进行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大历史观」也由此而来。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有形的、确定的、技术上可操作的、能够量化管理的方式来整合整个国家，也就是他一直强调的「数目字」。而传统中国以无形的软束缚，不凭借技术手段的、不能量化的道德来整合国家和社会。这后一种方式也就是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或德治。
他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技术，说自己的「大历史」观点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从制度的层面解释历史。黄仁宇的结论是走出以意识形态至上为基本特点的礼治，他认为实现靠技术治国的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他在「中国大历史」自序中提到：
「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角度检讨历史。这并不是说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而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不变。」
他的大历史观不是不讲道德是非善恶，而是他认为道德是人类最高的诉求，道德虽高于法律及技术，但是要提出争论的依据时，则要在法律和技术之后提出，不能经常提出，也不能在细微末节内提出。凡是能用法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能先就扯上一个道德问题。
不同学术范式的沟通
随着「万历十五年」的畅销热读，黄仁宇作为在海外学界享有盛誉的华裔外国学者的代表，发展了一套注重语言文字之辨析和史料证据确凿可靠地历史研究范式。与此同时，学院派更注重大陆文化氛围和有汉学功底地历史研究范式，潘叔明、许苏民先生在「学术评论」上发表一文「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指出：
造成误读的原因在于其学术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失实处理，其学术偏见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
至此，两种学术范式的相互沟通，切切实实发生在我们熟知的这本书上。也许表象只是择要举证辨析不同，但内在的是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者价值观不同，道德与技术，总是难全。若是再细追问如何共存、如何发展，我的回答是，没法相同，这就像中西文化如何共同发展，中西哲学如何共同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也许能演化出第三种、第四种范式并逐渐被双方接受，也许这两者独立而又联结的状态会一直保留下去，成为我们彼此各为珍藏的宝藏，也不失彼此。
历史的客观性
每个人为了说明问题所利用的史料都是经过选择的，作为读者我们应该自觉地思考作者选择史料的相对性，同时更广泛的接触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史料，依据这些史料对历史尽量进行重现和解释。
关于历史客观性的讨论实在繁多。克罗齐在他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中提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研究必须通过宏观的视界，将过去的历史踪迹同今日联系起来，并做一番有意义的因果解释，因此很多历史不能片面处理，必须在这个意义、脉络上找寻今人们的位置，进而探索未来可能的进程，因为很多目前所面对的结构性问题，只有将历史往后推三、五百年才能看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唯有如此视界才能纵深宽广，也才能为中国寻找出路。从拉长的视界和技术的角度观察明代晚期上层人物，他们限于时代格局的框架，个人的努力最终都只能落得蚍蜉撼树，改变不了大局。因此在「万历十五年」中登场的每个人几乎都变成悲剧式的人物。
另一方面，完全的客观没有谁能做到，也没有人能说自己的历史观是正确的，历史观无正误，只要合理的接触正确的史料，那么史料就是肥料，帮助我们培养出自己的历史观。
我们能做的很多：广泛、精炼、谨慎。
你看懂了么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研究范式注重技术与法，不同于传统学院派的注重道德与文化。两种范式相互沟通，提供给历史阅读者更广阔的平台。我们要谨慎的对待不同史料，在广泛精炼的基础上，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形成自己的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