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好前期读过一段时间汪国真，周末翻看鲍勃·迪伦诗歌的时候，看到有些主题较为类似的篇章，兴致一来便稍微整理了一下，想要对比一下异同。
一看还是很明显的。迪伦的手法更像一副西方式的浓墨重彩的油画，生动形象，内涵丰富；而汪的手法，就更像中国式的水墨画了，主题简单，下笔斟酌而更多留白，同样的主题换着方式写，精品要挑一挑。
哪怕是同样的主题，表达起来也有较大的差异。迪伦的抗争与悲悯，带着很明显的古希腊英雄主义式的悲剧色彩和基督徒的审判与救赎的普世情怀；而汪的诗歌里，很难找到关于批判的篇章，谈爱情谈青春谈时光谈旅行，咏物言志，更多只言个人人生，读来颇有宋词遗韵。
这自然是跟时代和环境有关系，但更多的跟文化传统有关系。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的奥林匹斯诸神与源自犹太教却比其更具有普世性的基督教。崇拜力量与报复的古希腊英雄主题是西方文化史上悲剧的摇篮，而这种文化传统与后来发展的立约守约和拯救审判式的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使得西方的思想更加复杂丰富了；而中国文明滥觞自继承《易经》中思想的儒道思想，尤其是受后来成为统治工具的儒家思想中的入世思想影响较深，而后吸收了源于印度的佛教思想后，变得更加只重个人修养了。个人之志之上，或许再加个家国之志，对于很多人来说，就已经顶天了。
在这样一个混乱繁杂的世界，这种东方式的思想与西方式的思想相比，是否显得厚度不够？我想，这或许不是两个诗人之间的比较，而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而用表象来谈厚度显然是不够客观的，在世界连通后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碰撞中惨痛地败下阵来的东方文化，始终生活在其光环之下。所以诺奖之流，我们不仅要接受普世成果难以出现的真相，也要承受评判标准西方化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入世与个人主义更容易让人陷入泥沼之中无法自拔，更毋庸谈保持清醒。这其实是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之前需要正视的前提。至于复兴文化，在多元化的时代里，要的不是对抗与隔绝，而是继承与吸收，包容与开放。
也单独拿了好几篇鲍勃·迪伦的诗歌进行赏析。毕竟像《暴雨将至》、《敲着天堂的门》、《像一块滚石》这样的诗歌，别说写了，许多人或许连这样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吧。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茫然中屈从与跟随那有魔力的《鼓手先生》了。至于《荒芜街区》那种长诗，我暂时只能放弃评说了。就像我们的前人难以画出绚丽庄严的油画，我们似乎也难以写出大量深刻严肃的史诗长篇。但这不能阻挡我们欣赏它们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