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安：
100公里在今天根本算不得距离，但在50年前的陕北，那是遥不可及的世外之地，是许多人活上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陕北人，包括我的家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否一直生活在这片黄色的苍茫大地之中，那种大历史的解释终归只是雾里看花、捕风捉影的勾当。历史不负责解释小人物的命运
我觉得陕北人，包括我的家族更像风中的种子，他们从风中落地，侥幸逃过了鸟类与虫豸的啃噬，然后得以生根发苗，他们是变动不居的大地上命运多舛的幸存者，就像人类文明是无数个幸存方式的邂逅与会合而已。
当一个人还没有多少根基，处于浅薄状态，需要借助外力支撑局面时，就一定会在历史的范畴和个人经历中罗列一堆大惊小怪、狐假虎威的事情装潢门面。对我来说，处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化写作的新时代，我对延安的理解完全是朴素的，延安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故乡，它和我的关系就是一个人和故乡的关系，没有什么神秘的，没必要做那种大而无当的解释。
青年报：延安文化对新中国文学影响深远，你能谈谈这片土地最令你自豪和心动的是什么吗？至今还有哪些故事铭刻在你的血液里？
阎安：当一个人还没有多少根基，处于浅薄状态，需要借助外力支撑局面时，就一定会在历史的范畴和个人经历中罗列一堆大惊小怪、狐假虎威的事情装潢门面。对我来说，处于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化写作的新时代，我对延安的理解完全是朴素的，延安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故乡，它和我的关系就是一个人和故乡的关系，没有什么神秘的，没必要做那种大而无当的解释。
在早年，我们和故乡的关系是对抗打斗、互不服气的关系，但到了今天，延安山野里随着大自然生生不息的一棵草和一块石头，在我看来比任何强制性的历史表述更知道延安的来龙去脉和这个故乡的终极根性。历史要回到草木和石头才是回到本质了，回到真相了，因为它真正回到个人和个体生命那儿了，当此之时，草木惊心，一枝一叶关天关地，没有哪个是小事情。
阎安：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一开始被分配到陕北一个县城的中学教高中语文课。当时陕北所有的县城都很原始，跟个大集镇或者大村落差不多，一小段一眼望到尽头的石子街道，没有楼房，夜晚没有路灯，县城所到之处卫生条件很差，公共垃圾随意堆放，很招惹苍蝇，我感觉那是中国历史上苍蝇最多的时期，而且大多集中在小县城，那时人们真的不知道怎样从公共管理角度去管理一座城市。
每天只有一趟开往延安的班车，普通人跟外界联系的主要方式是写信，学校跟校外社会是一种互不交流、互相隔绝的状态，可以说人们基本没有什么个人生活和精神生活空间，包括谈情说爱都是必须和谈婚论嫁直接捆绑在一起才能进行的事情。这样压抑的环境对我而言就成了一种非常不妙的境遇，我非常焦灼、不安。我记得当时我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一个人老是在昏暗陌生的山谷里跋涉，有时是在塌陷的山体和灰中陷落，寸步难行，绝望至极。
作家个人的文学机缘本质上来说只有两条：一个是天赋，一个是命运，合在一起就是天命，天与命，这两个东西它一旦根植在生命和自我中永远是自觉的，无法更改的，不会因为任何其他原因的出现或影响而半路中断。
关于路遥作品：
所以他作品中建立在社会学基础上的激情的、愤世嫉俗的东西太多了，缺乏艺术消化，许多作品写得就像报告文学一样泥沙俱下。但他勇敢地独行侠般地直面和表达了时代，他的文学中一种超文学的力量超文学地平衡弱化了时代和他的个性、写作学养给他造成的文学上的局限性，就是说他的文学跟柳青一样，同时提供了一种社会史、生活史的价值，当然，路遥也预言了个人的必然崛起及其历史魅力与可能性，我觉得仅此就应该赢得整个当代文学的致敬。
关于文学：
文学，尤其是诗歌，没有地域性，也没有时代性，文学时间就是所有时间的文学到了最终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东西，都要接受那个终极的、绝对标准的检测，在这一检测面前，许多具体的时代就像从未存在过那么无足轻重。所以以当代为维度的东西，以一个地方为维度的东西，谁被低估了？谁也没有被低估，而是不体面地被高估了。
诗歌作为以时间为艺术建筑元素的人性对话机制不需要宣传，宣传了也没用，第一流的诗人和诗歌不在大众文化趣味和精神修养能够到达的范畴，它只能影响那些第一流的以一当万的人，有这就够了，足够了。好的诗人是守望大道的人，不必像笑话一样那么贪心和好虚荣。
我的小说也不差，但用的是神话、神学、诗歌、现代美术和天文学的方法。但我认为流行于本时代的现实主义小说体现了一种被很多写作者在写作实践中庸俗化了的低级的文学原则和方法，这种现实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理想，被斥之为“高级黑”。
文学意义上的历史眼光：
文学的历史的眼光就是：
就是不能见风是风，见雨是雨，不能光看眼前的事情，重要的是要设置一个语言人文机制，考量当下现实和当下世界的来龙去脉及其去除了历史包袱的人文际遇和可能性。历史的眼光还包括人类现代认知超越了历史本身关涉能力以外更宽阔的世界
“诗人的写作仅有历史意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时间意识；仅有人类意识不是不够的，还得有地质、行星、恒星甚至宇宙意识。在宇宙的耐力和广阔中看人的事情，人尤其值得关怀和怜悯，而这也正是语言天然禀赋中包含的终极性本质和秘密。我的诗歌理想就是我不会只对人类写出诗句，我的诗句的毛孔是面向整个世界和全部存在敞开的，那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展开、对接、提炼、综合，它既与源头息息相关，又能涉及并抵达现代物质世界的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个终端。
在我看来，现代诗性的梦想和使命就是要总括无限世界，就是要提炼与概括充满了稀释、排挤与虚假的庞杂而表象的物质世界，留下那跟虚无同样纯净无瑕的世界及其真实。现代诗性必然要清理和协调所有的物质，并赋予自己存在的必然性，唯其如此，人才不至于在终极意义上被物质所颠覆，从而在物质面前确保自己的独立尊严，确保人对物质的胜利。”
文学史是一个时代时过境迁之后的历史书写，不是当代人能弄得了的事情，当代人没有书写历史的修养、品格和专业敬畏，做了也是白做。换句话说，即使文学史是一种对历史的书写，也完全有可能没有合理性，大多数情况下意味着更多更深更复杂的遗忘和疏忽，文学史是偶然对偶然的徒然打捞，文学史往往也不过是庸俗的必然。作为一个诗人，我在当代也没有什么名气，我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写作与文学史的关系之类的无聊问题。我属于另外一种文学史，它既不侥幸也不偶然，那就是：我是我自己的文学史（笑）。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妈是把我唯一看透的人，她生前不止一次说过，我不是她生的，是黄风里刮来的，是风的儿子。
如果从诗歌的角度说，我与巴黎和纽约也没有违和感，我飞越重洋或高山平原到了那里，我感到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新鲜和陌生炽热交织的刺激与刻骨铭心的感染，感到它们是我的某种故乡或者身体内部转喻性的一部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妈是把我唯一看透的人，她生前不止一次说过，我不是她生的，是黄风里刮来的，是风的儿子。
我觉得我有看穿万事万物和世界的本领，这是一种天生的本领，我能看到任何地方和任何事物它们都是有替身的，这个替身在很多情况下就是我自己，如果不是我自己，我也看到的是那个越过现实，在生活背后的生活和世界背后的世界的另一个自己，他正在等待某种或者危险或者如约而至的邂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