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最核心的问题都是什么。
首先，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进入一个富裕社会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公共品提供与个人富裕程度不匹配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富裕社会里，一个人虽然开着好车，但是他走的路却有可能是不平的。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他很早就认识到美国会进入一个富裕社会的阶段，而这个富裕社会的核心特点，不是让这个社会有更多的富人，而是把标准往下拉，让普通人也能够享有经济上的安全。
其次，在经济的安全性解决了之后，下一个阶段就会进入到知识型社会。这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在知识型社会，最核心的问题不是经济的安全性，而是社会的主要成员是否有社会地位。德鲁克举了英国的例子。他说英国失去工业革命领先地位的原因，不是经济的，也不是技术的，最核心的原因是社会的。因为从经济上，在一战爆发之前，英国一直是世界强国。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科技成就也非常突出。但英国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不承认技术发明人员的社会地位。英国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有很高的荣誉，但英国的技术发明人员一直都是“技工”，跟科学家之间的地位相差非常巨大。
德鲁克说，20世纪中叶以来的所谓“信息革命”，实际上是“知识革命”。计算机只是一个触发器，软件才是关键。软件把传统的工作根据经验重组，这个过程是凝聚了知识应用，凝聚了逻辑分析的。换句话说，起作用的是认知科学。
所以，如果想在技术竞争中走在前边，最重要的问题是给予你的技术专才和知识专才以最高的社会地位。如果某个组织把这些技术发明人员当成是雇员，他们可以离开，去重视他们的地方去。
此外，知识革命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在传统社会里，所谓知识，是衡量个人有没有道德成长，有没有精神和智力上的成长，是那种“回到你自己”的智慧。那时候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对知识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不管知识是什么，肯定和做的能力没关系，和功用没关系。功用不是知识，是技能。而技能是要对它加以鄙视的。
但是按照德鲁克的看法，到了近代以后，这种对知识的看法变成了绝对性错误。整个西方的成功，是因为他们把知识从个人的层面拿出来，用到流程，用到产品上，用到公共领域中。资本主义接下来开始搞教育，把知识变成一种系统的教育。系统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凭认证，而是一个人在接受系统教育之后，可以获得某种技能。有了这个技能，这个人就能在工业社会中安身立命了。
不过很多人还是认为，有功用的东西不是知识，他们还是在划分知识跟技术的界限。因此，社会虽然给那些有技能的人以足够的尊重，但是仍然不把他们叫做有知识的人。
那人们是什么时候改变了对知识的看法呢？是在两次革命之后。按照德鲁克的说法，首先是生产力革命阶段，其次是管理革命阶段。生产力革命是把知识应用于工作，而管理革命是把知识应用于系统性的创新。经过这两次革命之后，我们的社会对于知识的认识，才算和知识给这个社会带来的发展匹配上了。
回顾德鲁克笔下的整个知识含义的演化过程，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传统的知识所做的事情，叫做“提升个人的教养”；而现在的知识却能够通过有效率的企业或企业系统，扩张成为对全人类有益的经济商品。知识终于直接跟经济连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来到了知识经济时代。
最后胡泳说，很多人都觉得，德鲁克是搞管理学的，其实不是，如果你通读德鲁克的著作，会发现说他谈得最多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德鲁克去世前曾经有一个期望，希望过了100年以后，大概在2090年左右，有人能写出一本知识论，他希望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东西都成熟了。但德鲁克没有时间完成这个工作就去世了。胡泳说这个接力棒交到了我们后来者的手里，他认为这样一本知识论，是未来思想者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