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我渴望，所有女孩子渴望的东西：父母、丈夫、房子和小孩。
一切很遥远，那让我黯然。
如今我老了，我的愿望只是一个妇人的愿望：希望这男孩把杂货放到我的车上时看看我。
他没有看我，这让我沮丧。
所以，我只能在这清风拂面，寒气未消的季节里，独自讲一讲从前我所听到的故事。
也许每个女孩年轻时都一样，也许每个妇人年老时也都一样。
也许不。
现在，我只希望，之后，有人在想起这些故事的时候，还能记得我这个说故事的人。
一，刘老太太的故事
1.
那应该是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因为最后一次讲这个故事的余珍珍那年已经六十岁了，而当年她还没有出生。那一年江北小镇西尾街的刘老太太，她是余珍珍的曾外祖母，也已经六十岁出头了。
那天是大年初四，正好是立春日，刘老太太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刘老太太唯一的儿子——余珍珍的外祖父——十四岁时就走丢的刘栓子，在三十年后，拖家带口地——带着余珍珍的外祖母、姨母、姨父，还有余珍珍的母亲，又回来了。
其实那天上午，对于刘老太太来说，她并没有觉得日子和从前有什么不同。自从栓子走丢后，时间就像停止了摆动。尤其是，两年后她的老伴刘老三得了寒症又一病死了，老太太就把日子过成了一滩死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在她的心底掀起什么波澜。
那天照样是个大晴天，老太太早醒了，却依旧躺着没有动，她看了好一会儿窗户眼里的太阳光，觉得头昏晕了光，又眯了会眼，才起的床。
她先是磨磨蹭蹭地在被子里穿好松散的毛线衣，还有些变形的毛线裤，然后撑着床坐起来，穿上了暖和的夹袄。其实这时被子里已经没了热乎气，她也不在乎。她慢慢地扣好了夹袄上的盘扣后，掀开被子的一角，小心翼翼地移出她那双用布条裹得严严实实的小脚。两条细细的小腿垂在踏步上，显得她越发没有力气。她从床边的小圆椅上取下那条黑棉裤穿到一半，拉直了小腿的裤管，曲腿扎好绑腿后，才站在尖口棉布鞋上向上提起了裤子。
最后她披上了硬梆梆的老棉袄，又把一条洗得干干净的深蓝色罗裙系在了腰间，然后慢慢地走到床外。她虚扶着当年结婚时父亲给她打的榆木拔步床杆，慢腾腾地转到床的侧面。老太太结婚的时候，是招婿，她的老父亲很是下了血本，不光新圈了院子，又建了两间土瓦房，好家具也打了不少。不过现在床上的红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老太太的一声叹息还没从心底冒起一丝影子，她就移开了视线，她已经习惯性地掐断一切思绪。
她什么事都不去想，一心颠着小脚晃悠悠地从床后的小门直接进了厨房，用一只新换的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了些凉水，洗了把脸。又不慌不忙地从厨房的后门走到后院的鸡窝旁，弯腰捡起倒扣在篱笆桩上的一只带着裂痕的旧黑黄瓢，从西边空羊圈的矮陶罐里舀了些麦麸和米糠，隔着栏杆停了停，又低头来回晃动了葫芦瓢，倒掉了一些。
接着她才转过身，把麸糠倒到鸡盆里，去年秋天里捉来的几只新鸡顿时就围了上来。老太太看着长满了大毛的新鸡欢快地啄完了那点麸糠，又打开鸡窝门，嘴里发着嘘嘘的声音，小心地把小母鸡全部赶到东墙边的那几排竹林里去了。
然后，她又颤颤巍巍地回到厨房，从一只有点斜脚的破旧碗橱里，端出一碗昨晚吃剩的大麦粥，又拿出一个三合面的馒头，把它们放到锅里蒸起来。她等水烧开了闷了会儿取出来，再把开水装到水壶里，放进保温用的茶桶中。最后，老太太就着萝卜干吃完了她的早饭。
后来，她就坐在厨房门前发了会呆。正月里不干活，不然她会和平常一样，糊点纸盒子，或者鞋浆子。从前她眼睛好的时候，还能帮人裁裁衣，缝缝补补，这些多多少少能赚些钱。等到正月十八落了灯，她去乡下刘老三的兄弟姐妹家住几天的时候，就可以多买几块糖或者几块点心带给孩子们。虽说她分不清谁是谁，不过她也不是为了他们。
建国土改了，日子似乎过得比从前好了些。亲戚们不再躲躲闪闪地过来了，秋收过年大家也会一起送些粮食来看看她。尤其是小叔子，他总是觉着当年栓子丢了是他的错。其实他也只比栓子大了几岁而已。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他每次来还是很愧疚的模样。去年他不仅送来了新米，还帮刘老太太捉了几只小鸡，连喂鸡的麸糠都带了些过来。不仅如此，过年的时候，竟然还做了几只白面馒头说给她尝尝鲜。
亲戚带了东西来，老太太就默默地收下。她习惯了沉默，彼此间并不会多话。“你过得好吗”和“你吃了吗”，谁和谁说都没什么意义。就像她一个人坐着门前晒太阳，也并没有特别想晒太阳的意思。
她以为她已经坐了很长时间，其实太阳并没有移动多远。她也不在乎身体是否感觉到暖和，她想走动时就直接站了起来。穿过东房的前后两道门，走到堂屋间。她继续这些天总是做的事情，翻动着放在八仙桌上的麦芽糖和花生糖，还有这次加了点白糖腌制的萝卜干。都是她过年前忽然想做的。
镇上干部送来的两封糕点——这是从前没有过的——是用红纸包着的，当时被她放在条台上了。她又一次拿到八仙桌上摸了摸，还拆开来瞧了瞧，然后又仔细地包好放在了装花生糖的筛子里。
还有一块年前她买来腌好的肉挂在厨房里。老太太并不想再跑回去看那块肉，也许是因为她觉得当时买小了，她已经许久没有买过肉了。当然也有可能她觉得就不该买肉。她并不想多思量这个事情，于是下意识地转了念头，直接就在八仙桌旁坐了下来。可没一会儿，她又站起来，拉开了条台的抽屉。
她想到正月二十回乡下的时候，肉和糕点可以放在大伯子家，几家孩子一起尝尝。糖块和萝卜干还是可以每家分一份的，因为年前她多做了些。
她从抽屉里取出几张牛皮纸剪了，然后一一包了起来。“一份大哥家，一份二哥家；还有四弟、五弟家；大姑子和小姑子家也要各分一份。”
“好像剩下来的还比较多，再各家匀一点吧，怎么最后还是多出这些。”老太太有些失神，满是皱褶的手触踫着最后一份糖果，静静站了几秒钟，摇了摇头。
她觉得似乎忘掉了什么，不过又觉得没什么关系。“罢了，剩下的单独包一份。”她想，“第一天大家都要去大哥家吃饭的，也许会有小孩子跑来湊热闹，到时候交给大嫂子由她分一分吧。”
“大嫂总会处理好的，她比我大些吧，她算有福气的。”她不紧不慢地干完活，不知不觉轻微地搓了搓右手指，摸到中指和食指尖的裂口，专注地瞧了一会儿，用大拇指在裂口上划弄了几下。又举起左手看了看，然后两只手互相摸了摸手背上凸起的血管，愣了愣，又转过神。
“大嫂子似乎比我大几岁的，她的三孙子是去年结的婚吧，五侄女应该要生了，还有四弟家的老幺媳妇恐怕也快生了？”没什么事情做的时候，老太太除了发呆，有时也会像这样从一家亲戚想到另一家亲戚的事。
不过，她并不需要确切的答案，她既不会回忆过去，也不用期待未来，甚至有时她都记错了人。她只是和这些亲戚相对多了些来往，所以一切不过是无意识地想想而已。
2.
刘老太太是土生土长的西尾街人。西尾街之所以叫西尾街，是因为它是这个小县城最西边的一个小镇。在老太太的曾曾祖父时代，她的曾祖父在当地还是个鼎鼎有名的读书人，但也仅仅被传说会读书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光宗耀祖的事情发生。
到了刘老太太父亲当家的时候，一家人就只能守着个祖传的杂货铺子过日子了。后来天灾人祸兵荒马乱的，家里就只剩下老父幼女俩过活。不过除了小铺子有些进项，还因为做父亲的能写几笔端正的字，常常被乡下人请来请去地记个帐，或者断些不大不小的纠纷，让他赚几杯浊酒喝喝。
当年为了躲避兵患，小县城里也涌来了许多外地人。其中与刘老太太家有关联的，也是两家刘姓人。
先来的一家是从安徽搬来的官宦大族，主家住到了县城的大园子后，派出管家们到各乡大肆买田买地建庄子。距离西尾村只有三里地的刘埭庄就是那时候建起来的。也是那个时候，西尾街杂货铺的刘老头和刘埭庄的刘管家熟络了起来，发了点他人生中最大的小财。
另一家却是几年后从山东那边逃荒过来的，五月底到达镇上的第一天就被刘老太太的父亲遇上了。那天老夫妻俩带着一家子有气无力地坐在街尾，也就是刘老太太家西隔壁的大道边歇脚。一群人，灰扑扑的瘦脸，穿着灰扑扑的土布衣裳，脚上灰扑扑的草鞋都看不清脚趾头了，衣服上也是补丁打着补丁。
老头子坐在遮阴的槐树下，拿着空空的长烟枪敲着树杆。旁边紧靠着的老婆子，半眯着眼，手里还搂着个五六岁的小子。他们旁边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大姑娘，留着条长长的粗辫子。她抱着一个哼哼哭的小婴儿。她不停地转着圈，试图安抚住哭闹的幼儿。
槐树的另一边，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媳妇子半昏迷地瘫倒在地上，一位十岁出头的女孩子半偎着她坐着。小女孩想起来的时候，就从水壶里倒些水给她抿抿嘴。
太阳底下还站着几个男子，长得特别相似，旁人一瞧就知道他们是兄弟。最大的一位二十多岁，他正转头看向倒在地上的女子。背上绑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他正无精打采地趴在父亲的背上，啃着自己的手指头玩。
还有位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子，皱着眉对着另外两位哥哥大喊，可是兄弟俩只顾着自己说话，谁都没有理他。这两位小伙子虽长得稚气，脸色也不算好，眼睛里却仍有一股精神气。尤其是高个子宽肩膀的那位，双目间明明朗朗的，长得很是开阔，让人一瞧就想亲近。
刘老太太的父亲就一眼相中了这位刘家三子。他上前一打听，这家人也姓刘，刘家老三和他姑娘一样，上个月刚满的十六岁。据说刘老三在老家时还跟人偷学了半年的泥瓦活。老头子满意极了，他认为这是桩天赐的良缘，一定要想办法办成。
西尾街的刘老头认为在荒年里，这户人家男女老少，一共十二口人，一个都没有被丢下，总归是有些家底的，更不缺乏运气和本事。如果他能有位入赘的女婿，不仅长相俊朗，还有份手艺，很算得上锦上添花了。
另一边，远道而来的山东刘老头，则觉得如果是老二被相中就更好了。不过，自己一家子跑到别人的地面上，也确实需要一个在当地说得上话的亲家。
而且对方看上去也很热心，既帮他们与刘大地主家佃了田，又帮他们在村里预定了宅基地，足足五份，解决了他们家的大问题。至于帮老三找了位真正的泥瓦匠师傅，只能算添头了。不过等老三学成后，以后农闲时其他的兄弟也能跟着做个短工，也算喜上添喜了。
虽说亲家只有两口人，看上去单薄了些，但老三以后要住到亲家去，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而且亲家说的也不错，生的孩子总归是姓刘。亲家又愿意自己夫妻百年后，老三两口子也要尽一份孝子的力。如此，老三也算不上入赘，倒是让自己现在省了份心。老三有了手艺，住得又近，媳妇家还有铺子。将来也说不上谁沾谁的光。
于是一来二去，第二年秋天的时候，刘老三继二哥大姐之后也结了婚。婚后一年，刘老太太就生了个大胖儿子。只可惜后来她再没有怀上过，不像住在刘埭庄的兄弟姐妹们，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比着生。
尽管家里只是小门小户，但刘栓子也是千宠万爱地长大的。刘老太太夫妻俩不说，就是刘栓子去了刘埭庄，那也是个个捧着的。谁叫刘老太太总是常年往外送礼呢。兄弟姐妹们都不好意思，尤其春黄不接的时候，还时不时地需要老三家贴补点。
老太太倒没为这个生过大气，作为独苗，又是个女孩，她是知道兄弟多有兄弟多的好处的。而且刘栓子三岁时，一向当家作主的父亲又过了世。所以她觉得只要别人还一样地对她儿子好，一切就算不错了。
只有刘栓子越长胆子越大，下河上树爬屋顶，时常厉害得让老太太心惊肉跳。但时间一长，刘老太太也只能习惯地随他去了，就像从前习惯了父亲总是醉酒晚归一样。
只有一点，她不让刘栓子跟着叔叔伯伯们去县城。每年秋收后，佃农刘家人要跟着刘管家给县里主人送新粮。其他年龄相当的哥哥弟弟们都坐过粮车，跟着大人们逛过县城，甚至还有两个丫头片子都跟着去过了。就刘栓子没去过，这让过了八岁的刘栓子特别难以接受。
但栓子出生的那一年，老太太听说县城被拐过许多小孩后，她就谜一样的觉得，只要她的儿子去了县城就一定会被拐走。
后来的她，又总是想起父亲病危时忽然对她说的话：“你就一个人，家里也就栓子一个。虽说都姓刘，毕竟是两家人。三子和栓子可不能给那边勾偏了，要让他们晓得哪里才是我们刘家。”
所以不管刘栓子怎么闹，她就是不同意让刘栓子跟着叔伯们去县城。即便有一年刘老三说他也跟着一起去，她也没答应。对于儿子，当时别的她也强求不来，只剩下这一点的固执。
老太太知道自己钻进了死胡同，她也感觉到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势，不像从前似的得过且过。渐渐地，就连兄弟姐妹家里有点什么事，她都能说了算了，当然老太太付出的更多，不过她并不觉得。
等到栓子长大了，她才觉得心里那根严重失衡的秤，代表自己家的这一边，跟另一边达到了平衡。她认为这些年，那边既没有能勾偏三子和栓子，她的小家也没有为他人做嫁衣，反而是大家庭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小家转。
她终于觉得生活相对稳妥了些。所以，当栓子十四岁那年秋天，又吵着要去县城时，小叔子又在一旁劝说：“三嫂，开过春你不是准备帮栓子相看了吗，栓子也是大人了，我们都去过这么多次，哪回出过事，你就别担心了。”刘老太太心一横就同意了。
这次刘老三也在一旁说他跟着去，大侄子叫嚷着：“不用，不用，三叔，累了这么多天，你呆在家里歇歇。今年大表弟和四弟也帮着推车去，几十里地呢，三叔你就在家多歇歇。”
刘老太太听了，犹豫了一下，也没做声。
两天后，噩耗传过来，栓子不见了。老太太一下子晕倒了。醒来她只以为做了个梦，可是刘老三已经不在家了，年轻力壮的都跑出去找人了。二十多天大家回来了，只知道那天有远处的土匪进城抢粮，被人提前包抄了。于是两边打了起来，死了不少人。
可是几天后，不光土匪没了影，追兵也没有返回来。一路上，有的说军队挟裹着人去了金陵，也有人说往更南边去了。两条临江的官道上并没有任何消息，也没有听说有大部队过江去江南。
老太太在家里一时埋怨，一时悔恨。她最痛恨的还是她自己。她恨自己没有好好听父亲的话，把孩子弄丢了；又恨自己当时没让刘老三一起去，老三要是去了的话，孩子肯定丢不了。
她一时想到这儿，哭一阵；一时想到那儿，又再哭一阵。从栓子刚刚出生时的小婴儿模样，到前些天他刚刚站在她眼前，露出的笑容和所说的话。一阵泪接着一阵泪地流。小叔子跪在她脚边，她也听不清他说的话，也不想知道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被分开的。总归，其他人都回来了，只有她的孩子没了影。
生活里好像只剩下了眼泪，她也只顾着流泪。眼泪好像从醒过来就一直流到了刘老三下葬都没有停。后来再想起儿子和丈夫，好像又流了三年又三年的眼泪。那时只要一想起他们还是能哭诉一整天。再后来，迎风一吹眼睛就能流出泪，心里却渐渐地断了悲喜怨恨。
本就不是亲戚们的错，总是怨恨又有什么用。但栓子终究是丢了，她也不愿像老三临终前说的那样，从他们当中领一个孩子回来，那些都不是她的孩子。也许本就该是绝户的命，她这样想，她觉得她终于认了命，也不用再提防着谁了。她把西房间里儿子的东西都分了丢了，关上了那扇房门，之后就再也没想打开过。
再后来，她就甚少想起从前，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来了，连西北风吹到脸上，眼睛里也没了湿意。
3.
日子能有什么不同，人只是活着的机器，每天缓缓地转动。从前痛苦的时候倒想过死，可那时还抱有一丝希望。后来糊里糊涂地，一切都成了下意识的习惯。没有什么感觉和想法，一天又一天，也就活到了现在。
正月初四过了午时，老太太一个人坐在堂屋前靠着门槛出神，太阳晒得她昏昏欲睡，让她忘记了吃午饭。条台上的小盘香已经燃过了一半，香气直往鼻子里钻。似睡非睡中，她不时地抽吸着鼻翼。渐渐地，她把头埋到罗裙里去了，整个人看上去仿佛弯成了一个圈。
忽然，外面大道上传来一阵嘈杂声，老太太迷迷瞪瞪地直起身，困惑地往外瞥了一眼。其实她还什么都没瞧见，又再次浑浑沌沌地打起了瞌睡。喧闹声越来越近，老太太终于清醒过来，不过她仍懒洋洋地坐着没有动。
她只是觉得今年打春游行的人早了许多。每年立春日，十里八乡都要组织人推花车、舞龙狮、踩高跷，一路上会吸引许多人一起赶到刘埭庄的土地庙祭祀。西尾街也不例外，而且镇上祭祀的人从东边刘埭庄回来，还会从东到西再游次街，最后回到东边乡政府门口散开。
老太太以为今年也是如此。慢慢地，她扶着门框站了起来，一双腿麻麻的，让她无力移动半步。她也没多想出去，就倚在门框上等待。想象中的春神花神还有舞龙灯的人没有出现，却有几个眼熟的十几岁的小子飞奔而来。
他们一边跑向老太太，一边大叫着：“三老太太，栓子爷爷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后面追着的几个小的也跟着乱嚷着。
紧接着，老太太更为熟悉的，几个四十岁左右的侄子，也跑进了老太太家的院子里。
他们有的嘴角咧成一朵花，有的却眼角含着泪。人人都兴奋地围在了老太太身边，激动地说着：“三婶（三伯娘），栓子他真的回来了。”
“我们在春祭的路上遇到了，他们和大哥还在乡政府门口呢。”
“村里的干部正和栓子说话呢。”
“北边下雪，路上堵了两天，不然都能回来过年了。”
“栓子回来也要当干部了，是乡长亲自说的。”
“栓子有两个孩子了。三婶，你有孙女婿了。”大家七嘴八舌，争着抢着将知道的事情说出来。
其中有一位侄子比较稳重。他含着笑地听着大家说话，又发现老太太迷迷糊糊地似乎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当大家重复着说来说去的时候，他开了口：“是不是要去借几张凳子桌子来，一会儿村里镇上也要有人来吧。”
“不错，不错，老四说得不错。”有两个人招呼了几个孩子出去了。
说话间，看热闹的人已经聚在了刘老太太家门前。于是，有几个邻人带着借凳子人走了。
四侄子接着又转过身，握住发愣的老太太的手，把她牵到桌边的椅子上坐下。他按住她的肩，亲热地说道：“三婶，你回回神，是栓子。你儿子，刘栓子，回来了。”
老太太直着双眼瞪着他，嘴里含糊着：“栓子……栓子十四岁………丢了……”
“栓子还活着，没丢，马上就回来了。大哥让我们先过来，先和你说一说。孩子们也回去接我爹娘还有叔婶子他们了。”
老太太伸长了脖子，不相信似的侧身倾耳去听。接着她的眼珠子转动了两下，疑惑地望了望四侄子，然后再眨了眨耷拉的眼皮，环视满院的人。同时伸出枯枝般的手，想扶住侄子的手臂，却又转过去按在了八仙桌上。
她不安地在椅子上转动，头也似不知如何安放地左右扭着。同时，眉头皱起，嘴角蠕蠕。她从喉咙里低低地发出“哦……回……不……”的声音，仿佛没有办法相信所听到的消息，又或者是无法理解，甚至有些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直到更多人涌进了院子屋子里，嫂子弟妹们陪着她，一个特别面熟又很陌生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带着媳妇孩子们跪在她的面前，她也没有从不安中静下心来。
她浑身打着颤，眼睛酸疼，却没有办法流出泪。她似乎听到嫂子们在对她说：“这下好了，三子家的，你还是有后福的。”
她也似乎听到那一声声叫娘叫奶奶的声音。也似乎听到有人在忽远忽近的说着当年如何逃脱，后来又如何成为新军，走了哪些地方，现在又如何回了家的事情。
后来她似乎还听见侄子媳妇们说要去切些红暑煮稀饭，还要把带来的馒头蒸一蒸。
她倒也想跟着那些媳妇走向厨房，可是脚却半点抬不起来。她的头脑里听得到一切，她接受了人来人往的言语，明白了周围人的激动是因为她的儿子栓子回来了。可是一提到栓子，又有许多事情纠缠在她的脑海里，似愤怒又悔恨，似痛苦又无解。一下子要爆炸似的，使她不能好好地安坐，但也无法立即站起来，像从前那样按部就班无欲无求地继续她的生活。
最后，她只能绷紧了身子，直直地坐在那里，双手握着手指，不停地摆弄，嘴里时不时地胡乱咕噜几句：“栓子回来了……我家栓子十四岁了……栓子丢了……不，不……栓子回来了……丢了……回来了。”
后来，她一直就这样，又过了十多年仿佛无思无虑的生活。
4.
“不过，”余珍珍最后总要告诉我，“老太太比那些老年痴呆的要好得多，让她吃就吃，让她睡就睡。她能听得懂别人的话，她只是一直呆在那一天不想醒过来。她后来还活到了运动结束。”
“她只是不想纠结。”余珍珍肯定地说，“那样更痛苦。其实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到了一定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地过。”
她默了默，又对我笑笑：“你看我，本来想讲讲我姨母或者我自己的故事的。哎，过年立春，亲戚们总是免不了要说一说曾外祖母，我也成习惯了。下次吧，下次春风或者清明，等一个雨天，我再跟你讲一讲另外的故事。”
这些话从她四十五岁时就开始说，也一直说了十多年。终于有一年，她兑了现。
所以，为了余珍珍，下一次，等下一次，在一个有雨的春风或者清明日，我再来讲另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