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嵌入
她是一个仅有的像弗兰基的人。她是一个总是说“我”的人，散步做事都是为了她自己。而其他所有人都是说我们如何如何，只有她是例外。当波恩尼斯说到我们的时候，她想的就是宝贝和老大，乡间小屋或者教堂。而她父亲所说的我们则被束之高阁。俱乐部的所有会员都拥有一个可以归属并且能够谈论的我们的概念。部队里的士兵们也说我们。即便是连环团伙犯罪分子也有我们这个概念。但是老迈的弗兰基就没有我们这种概念。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嵌入就像抱持和依恋一样，是沉寂的一面多于活跃和多事的一面的。嵌入是形成自我个性的框架标准，是我们定义我们自己的背景，也是我们虽在其中却和而不同的“同呼吸共命运”。嵌入是关于个体关于群体生活的话题。
温尼科特（1965）试图措辞说明自我与他人的固有矛盾。他说，只有当我们拥有掌控有他人相伴而孤独的能力之时，我们才能够忍受形单影只。这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在关系中足够安全可以让我们忘记他人的存在的时候，而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永远在那儿的，我们才可以独行其是。我们的嵌入关系是一种关乎社会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将我们和所有那些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他们的存在造就了我们存在的意义的人们联系起来。
9.1社会背景
在定义所有关系类型的背景的过程中，我们在社会背景中的嵌入限定并赋予了我们所有其他关系以意义。嵌入是其他关系赖以成长的土壤。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总是存在于一个有意义的文化背景之中，这种文化背景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同时也是诠释我们经验的大辞典。举例来说，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之所以意味深长，只在于到底是一个蒙塔古家族的人还是卡普莱特家族的人的必然性程度。嵌入关系到重要且严肃的人际契约；它可能（也可能不）牵扯到情感或者敬重。
布伯从人们“热心于”和另一人在一起这方面来探讨了上述现象。
热心于在一起只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存在都被包容在一个群体存在之中。这意味着，在群体内的组员之间不存在任何种类的私人联系。他们实际上都会感到他们自己有共同的归属，这个可以这么讲，这种归属从根本上而言不同于任何一种与群体外某个人可能的归属感。而且，不断支持这种个人关系诞生的契约确实出现了，尤其是在那些较小的群体当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契约也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不过无论怎么讲，在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关系必然要牵涉一个成员与另一个成员之间存在性的关联[1965，P.72]。
反而正是集体本身“帮助他们脱离了孤独以及对世界和丧失的恐惧”。
埃里克森（1968）的同一性概念通过使自我和社会同步成为彼此的一部分来努力解决个体融入社会的问题。我们被嵌入进我们的文化，而文化反过来也被嵌入到我们自身里面。这种嵌入创造了关于同一性的意义，如果这种嵌入和我们自身整合得稳定良好，那我们就会对这种嵌入身在其中，却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我们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与这个世界紧密相连，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而这个世界也存在于我们自身“当中”。我们拥有一个社会性基础的柄居之地，从那里我们可以（和他人一起）体验这个世界。
身为社会化的生灵，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个有社会背景的地方，去加入一种文化，使我们的个体经验和不断发展的人类叙事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学习语言这第一种嵌入行为时，我们就将我们心理状态的表达和此前就存在的共性问题联结起来。当我们学会管一匹马叫“马”的时候（而不是那种符合我们自己创造发挥的其他说法），我们就开始进入社会生活了（Stern，1985；Vygotsky，1986）。我们如何讲话，甚至此后的如何沟通，都是我们与文化相联结的标志。从一个广泛意义而言，我们的语言显示了我们在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的嵌入，而我们带着口音的语言就可以帮着识别出我们的社会阶层或者我们的原住地，而我们对于词汇的选择也会将我们与不同的亚群体联系起来。我们的“谈吐”是与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相关的。（当我们说“他说的是我的语言”的时候，嵌入也可以与共同性联系起来。这种表达似乎意味着在我们的嵌入过程中分享了足够的相似性去为共同性建立基础性的工作。）
为一个社会网络所嵌入就是感到被吸纳，分享特色，成为一个样子，同时要放弃一些个性化的东西以便于相互之间的联系。要把自己嵌入进去，我们必须要学会除语言之外的社会习俗惯例，如风俗、道德、举止等。我们要掌握这些，使我们的行为举止符合我们所在群体的需要。
如果我们没有被嵌入，就会冒被隔离或者排斥的危险。一旦被社会所隔离，我们就无处立足；我们将不再归属干哪一个群体。我们可以拥有激情或者依恋，但是没有了嵌入，我们将无生存立足之地。加缪（Camus）的小说《异乡人》（Stranger，又译《局外人》）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在社会中漫无目的的感受，这种状态是与嵌入完全对立的。
一旦一个人属于某个群体了，他（或她）只不过是毫无戏剧性的和谐融入而已。安徒生关于丑小鸭的寓言故事就是说明显反常的事物也可能在其他某个地方栖居藏匿而不显山露水。在一群鸭子当中，天鹅就是被诽谤和排斥的对象。然而当和其他天鹅在一起的时候，它就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时，从现象学的意义来看，所谓嵌入就是成为夹杂在其他天鹅中的另一只天鹅。
希望有所归属但是还没有做到的个体有一种强烈的渴望的感觉，同时也会感到自己被搁置在与时俱进的人类生活进程之外。我的治疗小组中有一位叫莱娜的聪明风趣而又富有主见的组员就曾说过：“我从来不属于任何地方。”只有在这个小组中她才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真的是一个成员，她在治疗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某个地方体验了成员关系。
这种渴望归属的感觉是有别于依恋、抱持、确认以及联系的其他维度的。它的目标在于架设起自我和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的联结。因为有自我的相互依赖和提供共同定义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嵌入的环境中一个人才会在他人的相伴下成为真正的他自己。
在群体生活中，被包含与个性化之间总存在着一种张力。我们需要成为所加入群体的足够的一个部分，但是又怕身在其中迷失了我们的个性。而同时，我们也怕过于个性化以至失去了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文化会对个体有所要求并对那些未加验证的个性予以压抑和制止。在这种交换过程中，它维持人们的团结一致，也为人们的行动提供规矩和措施；嵌入也可以使人们摆脱布伯所说的“丧失”状态。
9.2社会约束
作为人类关系的维度之一的嵌入的重要性是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在相当紧密有致、控制严格的社会里，个体只拥有相对较少的个人选择与偏好的回旋余地。诸如此类的社会像控制自我表达一样控制着人们的关系，而发展也成为要么调整自我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要么就甘冒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风险的问题。在这里，服从家族伦理或者宗教规定的群体规范对于个体而言，要比关注自我的兴趣更为重要。
19世纪的小说经常把重点放在努力实现符合（社会所规定的）“美德”风尚的人际关系上。小说情节的张力一般取材于个体的人格与看上去无法避免的社会限制之间的冲突碰撞。例如，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丹尼尔·德龙达》（Daniel Deronda，[1876]1967），小说中的角色持续不断地与由血统决定的社会地位相抗争，以期改变他们人际关系的命运。格温杜琳就是一位“穷且益坚”的颇有天赋的年轻女子，她通过婚姻改变了她的社会地位，以她的魅力和天赋为代价换取了财富。然后，她这新颖余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尽量去忍受一个对她无情无义的、就好像是购买了她因而拥有对她的控制权的丈夫。而德龙达是奋力拼搏以达到“适者”生存。与德龙达在一起格温杜琳则感受到了一种共情的契合，但是他俩却没有社会所许可的联系。作为由一名友善的英国乡绅所抚养成人的孤儿，德龙达感到如果不知道自己出身的话，他的生活将是不完整的。一旦他发现自己的生身父母是犹太人的时候，他的生活的全部定位就都随之而变了，重组他自己和他的依恋感，以便去满足他感知到的应对这另一个个人栖身的社会环境所应尽的义务。我们对于他人的社会意义就能够变成我们自己人生故事的核心线索。除了依恋与共同性之外，归属感可能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的共同点。
在19世纪，相比较个人感觉而言，社会地位在西方社会中作为关系基础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个性被认为是存在于社会地位之中，存在于以必须恪守的责任义务为基础的长期的承诺之中（Bellah等人，1985）。与之相对应，生活在20世纪的我们开始把情感的体验和表达作为真实自我的核心内容。这样一来，这种必须恪守的服务于价值观念、宗教事务或者社会苛责的责任与义务就被清出了我们20世纪的关系大辞典。与他人的自由交往要建立在情感体验上已经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而这却是以社会的崩溃和漫无目的为代价而获得的。嵌入作为一种地位的安全感，是由共同的超越情感体验的忠诚所带来的。
在那些不太严厉苛刻的社会里，我们拥有越来越自由的嵌入模式供我们任意选择。例如，我们可能生而贫困，但是仍然渴望加入高级乡村俱乐部或者有声望的专业团体。而在更具有流动性的社会里面，嵌入则成为一种同一性形成的形式：当我们与我们所加入的那群人相像时，我们就为我们的社会所认同了。成人生活的发展往往牵涉到嵌入背景的变换。中年危机经常发生从其所在群体中的分裂，并努力寻找另一个在常规的和象征性的生活方面都能与自我的各方面更为兼容的群体。像这种嵌入危机的成功解决方案就是深刻的体验到“在这儿，和这群人在一起，我有归属了。”
在这些研究被试的关系空间里，当同一性发生改变或者丧失了重要的依恋关系的时候，嵌入就是最容易浮上意识层面的因素。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或者接受教育，要么改变价值观念，抑或是为人生定位而背井离乡，使得对于嵌入的情感发生痛苦的变迁。玛丽诉说了她25岁时的体验：“我的父母还呆在自己的出身背景里面，而我要在纽约这个离他们大概有100万英里的新世界里生活。我会每周给他们打电话，我们可以通过电话聊天，当然我也清楚他们依然是我的爸爸妈妈，但是如果我圣诞节回家，我会感到自己像是踏上另一颗行星。”长期以来，玛丽就感到困惑：到底在哪里她才最有归属感？是在北达科他州的农庄，伴着自然的旋律和动物们在一起，和家人、族人、邻居们（都带着自制的一罐罐的食物）享用着轻松随意的周日晚餐？还是在纽约这个快节奏的时尚之都，做一位正冉冉升起的、正为颂扬而感到欢欣鼓舞的设计师，在高档餐厅享用着大餐，时而是独自一人在夜半时分享用这些塑料器皿中的宴饮？
9.3嵌入与关系的其他形式
嵌入给关系的其他形式相关的背景造成了一种持久的、难以抹去的印迹。这是我们的社会习俗惯例，它决定了我们是由保姆和女家庭教师来教养，还是整天在地里呆在母亲的背上。通过社会化进程，我们要学会我们可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向谁表达我们的性欲，我们会和谁有可能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步入婚姻，以及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会离婚。我们也明白了我们应该既考虑在家庭内部的关系，也要考虑我们在家庭以外的关系。
我们更为广泛的社交世界为我们的人际体验提供了一个可供查阅的词汇表。如果我们的社会化已经使我们达到准备好展现我们的某种形式的情感需要的程度，我们就“觉得”和另一个人接近了。即便像性欲激情那样原始的体验也要为文化所约束：对于希腊人中的年轻男子、吟游诗人中间的已婚妇女而言，激情是被引导的，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女性中间激情则是被全盘否定的。这样，一个人关于激情的模式其实是激情本身的基本体验和文化嵌入固有的无声的表达兼而有之的。
文化嵌入对婚姻和与孩子的关系也有相似的影响。与其说是多少有些与生俱来，不如说这是社会限定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角色所展现的都是社会的假定以及融合进这些社会规范的个人需要。这样，婚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社会限定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是因文化而异的。我们不仅是和一个人喜结连理这么简单，而且还参与进了婚姻这种社会习俗制度之中。社会期望个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婚姻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在人类关系史中，婚姻适应了人类多样性的需要，从大笔财富的结合，到为满足共同性而提供情感需求的民族联姻都有。相似的，不同的社会如何对待儿童的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把儿童视若珍宝，值得极尽体贴呵护；而在另外一些时间或者地方则把儿童看为可有可无的寄生虫。如此看来，人类的情感体系是灵活易变的，而这些体系是通过文化中个体的嵌入而表达出来的。
我们可能会发现社会规则要么与我们的偏好一致和谐，要么就是大相径庭。但是，超越了这些关系本身，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就是关于我们的嵌入的一份声明。当我们希望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也往往必须找到新的可供关系嵌入的背景。
举例来说，狄安娜（在上一章已经谈论过了）提到她对她的婚姻的感觉就是“应该如此”。在经母亲催促结婚后，作为一种执行社会规则的方式，这段婚姻持续多年。在这个参考框架内，她觉得她“应该”快乐幸福，因为根据围绕着她的那些社会限定她已经拥有了不可或缺的一切。直到后来她才允许自己注意到她的内在期望（也就是她对于她丈夫的感觉）和她自己试图摆脱的那种感觉是不搭调的。她对这种差异的觉察，还有那些代她严肃认真的新朋友，使得狄安娜开始寻求一种可供选择的嵌入框架，在这一框架内离开比尔将不仅仅是行得通的，而且还是得到鼓励支持的。这也是狄安娜很幸运，她活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时候妇女已经做好准备把她们自己从那些因其荒谬而无效的婚姻中解放出来了。
正因为爱情及其表达形式是与文化网络交织在一起的，所以这种基本关系的改变会导致所有其他关系的系统性的变化。例如，在离婚之后，人们往往失去了很多他们所熟悉的社会联系。无论他们在成双成对的阶段曾经拥有的关系多么亲密无间和共同一致，这些新科单身男女还是不“适应”二人世界。不仅是因为这些新的单身一族们是个“多余人”，而且离婚本身正因为抽离了大量嵌入赖以存在、也是维持着有关婚姻的社会习俗的背景，从而对所谓天长地久的婚姻的存在构成了威胁。由于被那一对对包围其中，以至于其中的一对就会觉得无论什么内在问题还是失望，那都是生活本来的面貌（Rubin，1985）。
与此相似的是，社会道德风俗也会通过社会给予友谊的注意与精神空间来影响共同性实现的可能性。而抱持也是部分由一个社会对于教养的敬重程度所决定的。
9.4文化连续性
嵌入不仅吸收文化，而且反哺于文化。一旦我们被嵌入了，我们就与他人一起参与进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把我们的生活经验提炼到符号象征化表达的水平成为可能。共同的记忆就是嵌入的表达。所以，曾参加团体治疗、在治疗中以嵌入为至关重要的疗效因子的患者莱娜成为这个团体的历史记录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她记得所有我们这些人哪些人来了，哪些人走了，有哪些试金石性的标志性事件及这些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其他成员什么时候可能会经历周年反应（指的是个人对重大的失落事件所导致的悲恸没有消散而产生的反应）等。相似的，那些已婚的伴侣或者老朋友就往往很珍惜回顾那些已然成为历史的共同体验。一旦这种共同的体验被诉诸文字，它就成为文献；集体的共同记忆作为历史是很重要的。所有这些记忆的形式都记载着我们的历史连续性。
我们在某一文化范围内的嵌入为我们提供了寓言与神话，通过这些寓言与神话，我们来评价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关系，并借此确定我们的生活与关系是否是“顺理成章，一切顺利”的。在这种文化中，分享成为与他人联手打造更为壮大的事业的又一契机，而非我们自己去单打独斗。这就是一种人性中超越了共同性的联系。
坎贝尔（Campbell，1972）指出在嵌入过程中，自我对社会秩序的隶属关系变成自我超越的一种形式。通过用那些在我们之前就已经诞生，并且将把这些故事传承到下一代人的同样的措辞，我们就可以确信我们存在的连续性将超越我们自己有限的生命。
而这些想法在我们有生之年每天都会诞生。例如，一些参加研究的座谈者报告了他们与就其个人而言几乎一无所知的祖父母的那种强烈的联系；他们通过存在于祖辈们毕生所创建的至高无上的相同价值观或者集体忠诚中的嵌入感到了联系。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的集中营里的幸存者们，带着相同的心境，有着对共同参与的强烈需要。为了感受到代际之间的联系与连续性，他们中的许多人强烈感受到了与他们那如今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的父辈之间的联系（Moskowitz，1983）。
在一部关于悲剧的新读物中，西蒙（Simon，1988）认为，悲剧的精华要旨在于中断代际渊源的威胁。家系内部的争端在解决时务必要维持一致的利益，保全“家族”。例如，《奥瑞斯提亚》的核心内容就是这样一种悲剧性冲突：阿伽门农是否应该牺牲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娜，以求赢得特洛伊战争并借此保全其“家族”。借助儿童来进行这种违背道德的保全牵涉到与“关系中的激情、对抗、冲突和随之而来的矛盾心情”相妥协，否则就要面临种族灭绝的风险。悲剧性的冲突牵扯到家族内部关系的牺牲，以保护嵌入和连续性：更有甚者，我们甚至会为了个人的缘故而牺牲一代人。这种悲剧的实质就是将我们的儿童一代送上战场，战斗，然后送命。
Oresteia，《奥瑞斯提亚》是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最成熟的悲剧之一，也是古希腊悲剧中仅存的一组三部曲，它包括《阿伽门农》、《奠酒人》和《福灵》。——译者注
9.5个体同一性
一旦我们处于嵌入状态，我们就将承载着昭示我们关系的标签穿行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美国人，当我在其他国家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关于我的嵌入的外貌。我是白人，我就不会同样强烈地体验到假如我是黑人的话将会体验到的那种种族同一性。因为我是一名心理学家而显得与众不同，这使得我从不同人群那里得到大量的反馈：一些人会认定我就像是乔伊斯·博奥斯（Joyce Brothers）或者鲁斯·韦特海默（Ruth Westheimer）（可能这是他们遇到的仅有的两位心理学家），而另一些人则害怕被我猜透心思。我是女人，这意味着从社会意义来讲，我曾经目睹了在过去20年里巨大的变迁（而且也曾为之奋斗）。还有许多其他背景，我身在其中感受到了嵌入，同时也拥有参与和归属的感觉。作为一名20世纪后期的美国人，我会优先考虑我是谁的问题，而不是这些成员关系（而如果我生活在一个世纪前则毫无疑问就会去先考虑这些）。
与关系的其他维度不同，嵌入是一种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体验。它既不是四目相视也不是肩并肩；这个概念很抽象。美国人对于个人主义的偏好一直在试图排除我们每个人同一性中的集体主义因素，看重在群体地位概念中的个人自主权和自我意识。狄昂和狄昂（Dion and Dion，1988）探讨了我们与东方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定位下的人际关系的差异：在那里，个体的自我在情感上的真实性是与角色、地位及在特定社会群体中的“面子”相关的。
美国人的无目的性尽管普遍，但是并不全然如此。然而，它仍然为强调个人主义的具有美国特色（及美国人的心理特色）的倾向所促进，就像潜在的流沙能够覆盖吞没个人那样对嵌入构成威胁。在此框架内，社会群体的影响是遭到抵制和反抗的，或者是只被当作凸显自我边界的背景。至少在美国社会的特定区域，我们对于群体的忠诚感或者对于角色的责任义务感仍然被体验为一种模糊的羞耻感。
但是，无论哪一种极端状态都不理想。个人如果没有嵌入其他人之间，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而如果嵌入过量则会导致盲从。一种太过严格区分个体与群体的理论观点其自身就处于陷入隐藏风险的危机之中。从一些方面而言，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认知上的便利性。群体包含个体，反之，个体也包含了群体（Bion，1961）。群体与个体之间边界的张力为人类生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之源。
9.6生命周期中的嵌入
嵌入的意识需要拥有领会个体联合在一起并能识别他们自己与彼此的认知能力。当我们还是儿童的时候，我们的嵌入被归因于我们生而为贵族还是贫民，同时也经由社会化使得我们的言谈举止就像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任一社会群体。从群体同一性的角度而言，父母的控制经常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还那么吃东西，人们就会认为你是在贫民窟里长大的”，“好的天主教徒不会那么办事”，“心胸开阔的人才不会这么固执己见地讲话：你不可以在这间屋子里用这个词儿！”等。我们作为儿童的嵌入是因依恋而产生的。那些与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人、我们最早的照料者，限定了我们将来在这个世界上会是什么样子。经历了童年，我们就是“史密斯夫妇的孩子”了，无论我们做什么、想什么。
直到青春期我们才发现，在我们所嵌入的群体中总体上不被接受的价值观与态度是不能容忍的而且也是无法评价的。嵌入过程经常由于这种发现而开始于和依恋的分道扬镳。因此，同一性形成的过程给予青年人一种选择他们愿意和谁携手并肩的机会。
尽管在一个大型的全球化社会中，年轻人是作为原生家庭的一个支脉而被认同的，但在群体当中寻找自己的一席之地却是早在童年中期就已经开始并延续至今。儿童甚至在迈入青春期之前（以及在青春期）就开始制造他们自己的嵌入群体，学会根据这些标签来彼此识别，同时也开始了关于“党同伐异”的演练。俱乐部和派系开始出现，似乎其唯一目的就在于决定谁进来谁出去。这时候年轻人开始通过谁属于哪个群体来对其加以判断识别，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群体。（“她是一个势利小人。”“他只和那些运动员一起玩。”）每个人似乎都清楚哪些群体是得当的，哪些是不招人喜欢的。我们当中那些医治青少年的人不得不跟上当前总在变化的群体定义。我们的青少年患者无法想象一个由“领袖”、“黑客”、“预备班”、“运动员”所定义的世界，因此也就不存在普遍的真实性。
穿着打扮、珠宝首饰以及语言谈吐成为年轻人效忠于某一群体的象征。尽管丰富多样的青少年亚文化可能看起来和主流文化非常不同，但是事实上，这些亚文化是青少年即将加入的成人世界的彩排和镜子。（毕竟，成人有他们自己的关于穿着打扮、珠宝首饰、语言谈吐的符号。）在这些亚文化中，青少年开始身体力行去展示和群体的同一性，尝试结合在一起。从青春期开始直至终其一生，属于此时此刻都是一种非常严肃重要的体验。
青少年的思想意识形态可能会带着他们进入一种新的嵌入框架。当青少年开始详细审查并整合那些突现的同一性元素之时，嵌入的框架也相仿地发生转移（这种转移局部上可能会给青少年带来一种不可靠的名声）。运用一种新的思考或者评价的方式往往意味着正在加入与往日不同的人群。
由于青少年所选择的嵌入背景与他们童年时的大相径庭，年轻人可能会编织一个更为复杂的关系网络以维持新的嵌入和原有的依恋。对于父母而言，去理解青少年由于把嵌入从依恋中分裂出来所导致的极大紧张状态是相当困难的。青少年经历了（也希望保留）他们对父母的依恋，但是那种对父母无法提供的特定种类的确认的需要促使他们把触角伸向新的嵌入环境。青少年可能会体验一种新的（而且也是重要的）归属感，一种在一些想法相似的群体中，和朋友或有着令父母费解的吸引力的群体在一起，拥有某种“身份地位”那种独一无二的感觉。然而，这些青少年可能并没有减少他们对于家庭的“依恋”。
对于一些青少年和成人而言，嵌入和依恋重鮝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无法识别。这些人喜欢离家近些，仅仅属于这个家庭。在这些例子中，家庭本身就是一个嵌入的框架，并与相类似的家庭（或者家庭的习俗惯例）相联结。
例如，瑞塔，一位35岁的被访者，一个“军旅小鬼”，她家至少一年搬一次。她的关系图表非同寻常：在她的图表里面没有任何非血缘的人际关系。她的家庭在她生命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从她的童年时代一直到她结婚生子都是如此。当我问她为什么只把这些亲属关系画在图上的时候，瑞塔又追加了两个她记得对她有些重要性的“成群结队”的群体：在她15岁的时候，有一些一起踢球的队友；而到了25岁的时候，她重返学校，在那她有一帮可以探讨课堂作业的同学。但是她几乎无法回忆起在35岁的时候有哪些个人出现在她的生活当中了。她对于他们的投入快速地减少，而且再次搬家离开了。瑞塔已经学会了去“适应”多种多样的环境和不同的人，但是她仍然感到只有和家人在一起才有“归属感”。对她来说，对于家人的依恋是她仅有的具有情感上的真实性的事物。对于瑞塔而言，依恋与嵌入是同义词。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路易斯。她40岁了还没结婚，在香港生活，同时也是一家大型跨国机构的事业有成的会计师。她的世界就是一个熠熠生辉的跨国高级金融机构，她最难舍难分的那些人是她的朋友、同事以及金融领域的合作伙伴。大学一毕业她就离开家了，从那之后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她从事了很多投机冒险活动，在这些年里也累积了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但是一回到在佛罗里达的家里，还是有对母亲的依恋感。无论她身在何方，她一直是每周给母亲打一次电话，每次她只要在北美附近地区都会停下来去探望她母亲。她母亲一生病，她就会专程请假去佛罗里达照料母亲。北佛罗里达社区是路易斯长大成人的地方，也是她母亲现在仍然生活的地方，但是她已经感觉和那里完全格格不入，不过即便如此，相比嵌入而言，她的依恋感和亲切感对她更有激励作用。路易斯相信，她即便到了其他地方依然会拥有现在这种地位；她一直带有这种嵌入的感觉。
嵌入一向是归属的一种内部感觉，尽管人们可能会选择让他们的群体依恋感或多或少更为可见。嵌入是各维度中最为靠不住的一个，因为它能伪装得像其他维度一样，或者因此就可以假定它似乎消失了。尤其是在个人脱离了群体的情况下，即便这是一个相当抽象的、个人身在其中体验不到目的和意义的群体，这种貌似消失是最为明显的。
有时，嵌入只有通过行为举止的形式（例如，通过能产生嵌入感的忠心、忠诚）才变得可以为人所见。我们可能没有觉察到我们嵌入的深度，直到我们所在的群体遭遇威胁。例如，那些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爱国的人发现他们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或者为了其他什么而牺牲生命。由于带有集体行动的潜能，嵌入是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旦它从沉睡中醒来，它将成为人类最强大的力量，用其强有力的统一意志将人类团结起来。
9.7艾兹若
艾兹若在三岁的时候为了逃离纳粹，随同父母从波兰移民到美国。他们定居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纺织制造业小镇。想起在他5岁的时候，艾兹若毫不犹豫地说，那时他的主流意识还没感到是群体的一部分。甚至在这个年龄，在他的脑海里匹配的还是那种典型的美国人的画面，而他自己则不容置疑地痛苦地意识到他并不是那种美国人。每一件与他家庭相关的事物都是那么的不同：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装束，他们对待他和他们彼此之间待人接物的方式都不同。“我父母和我很近，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像别人那样子。我讨厌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也希望适应这里的环境，但是他们无法做到，因为他们是这里的新人。在我们这一伙人当中我是唯一一个不是在本地出生的男孩子。其他孩子拥有自尊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哥哥姐姐，我是家里的老大，而对于我的年纪而言我还小了些。问题成堆！我常挑衅，在托儿所、幼儿园也问题多多，上了学也还这样。我一直卷入打架斗殴那些事情里。”艾兹若还记得他的父母尽力照料他，但是他拒绝了他们的帮助，把他们看成他想摆脱的人。
到了10岁，艾兹若已经计划用他的一只拍子和一副手套的棒球技术去赢得在他的校园群体中一定的尊敬。不过，他仍然感到像是个局外人，特别是他的父母用意第绪口音的英语为他的队伍欢呼的时候。他羡慕其他男孩子，他们生活在那些所谓“值得尊敬”的人中间——包括身强力壮的哥哥、相貌出众的爸爸、衣着得体的妈妈等。他感到他的父母在那就像一个棒球本垒打，可以依靠他们，但是他同时也对他们表示愤恨不平。“我的母亲关心我所有的身体需要，但是我真正需要的就是远远离开这个家！她很打扰我，总想知道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而我很讨厌这样。我需要自由，做我想要的事情，而不是他们想要我做的事情！”
就在这时候，另一个男孩加入了这个班级，他也是个移民。这个男孩似乎取代了艾兹若的位置，成为在班级里的替罪羊，艾兹若经常带头去折磨他。“我们真的很残忍。我们会放狗去追他，直到他哭为止；我们也会打他。通过和他对着干我也感到了自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集体的一员，成为这个集体的领导者，要强大有力。那就是我们如何感到自己在奋力拼搏——否则的话，我们将一无所有。我愿意做什么事情，只要让我感到自己没有被扫地出门就行。”
此时，艾兹若有了两个弟弟：霍华德已经5岁，而另一个才刚降临人世。在谈到人生的这一阶段的时候，艾兹若多少带些害羞的神色，他记得他那时经常无情而且无法控制地打霍华德。“可能都是从玩儿开始的。那时我还很弱小，而他长得非常强壮。如果他一旦哭起来，那全镇的人都能听得到，也都会知道我又打他了。我的父母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试图去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去打他。”我问艾兹若他是否有一个解释。他说：“我认为这源于爱。”艾兹若猜测说，他打霍华德可能就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努力，希望通过这样做和霍华德建立一种真实的情感联系。“如果其他任何人想要打他，我都绝不允许，我会保护他。”
而对于那个新生儿，艾兹若则是格外的体贴照顾。“在照顾他这方面，我确信还没听说过有比我做得更棒的哥哥。夜里只要他一哭，我马上就起来给他换尿布。我喜欢喂他。”
等到了15岁，由于他仍然没有感到自己真的是群体中的一员，这使得他几乎不可能容身于这个学校。他学习，几乎和所有的老师都打过架，经常整夜在外面罚站，他也一直打骂折磨霍华德。由于他的父母管不了他，一些变化势在必行也就很清楚了。一位已经移民到北部某个州、而且从未和这个家庭走得太近的叔叔听说了这件麻烦事，作为帮忙，他为艾兹若支付了去寄宿学校的学费。艾兹若很享受这种逃脱的感觉。
在这个新学校里，艾兹若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和新的自我。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背景和在以前学校的前科，他开始着手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和这个群体的领导者。“我喜欢这所学校和我周围的人。这里没人关心我的移民背景。在寄宿学校里面，大家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能够施展我所有的潜能与才华。”
从这个年龄开始，兰尼开始出现在艾兹若的关系图上。他和兰尼曾是4年的室友。他们是偶然来到同一间屋子住到一起的。“三年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他们丝毫不谈论个人的事情，他们只是清楚，他们是朋友。
艾兹若偶尔还会打架，但是一般都能控制住自己。他现在集中精力做好事，希望能衣锦还乡。
使他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的部分原因，除了他在学校做得很棒和字迹工整外，还有就是他和女生的交往很成功。艾兹若有很多女朋友，基本上都是为了发生性关系，但是他的心已经被寄宿学校之间举办的一次交谊舞会上的一个女孩子掏走了。他曾穿越房间看见梅丽莎——金色的头发、白晳的皮肤、湛蓝的眼睛，简直就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完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纯正血统！而艾兹若已经发誓要把她娶到手。艾兹若说：“我那时相当踌躇满志。”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他要娶梅丽莎，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对她讲过这事。事实上，这桩心愿他根本就没告诉过梅丽莎。
毕业后，艾兹若从学校里给梅丽莎写信，但是那时他们实际上已经两年没说话了。这样，小艾兹若两岁的梅丽莎结束了他们在同一所大学的生活，他们开始约会。一年后梅丽莎怀孕的时候（艾兹若22岁），他们决定结婚。艾兹若一直想回到他那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小镇，这个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所以他们一起南下了。带着梅丽莎，他洋洋得意地回归故里，带着几许自信、几分商人味道，艾兹若和他在班级里的前任“领导”被邀请加盟了一家刚起步的木工行业的公司。其间，艾兹若被人们吹嘘说实归名至、声名卓著，而艾兹若本人也甘之如饴照单全收了。现如今，艾兹若的名字是和受人尊崇联系在一起的了。
到了艾兹若25岁的时候，他的商业合作伙伴决定去加利福尼亚州，艾兹若取出了他的商业股份。这时，另一个孩子诞生了，但是艾兹若每天工作很久，照顾孩子的事情就都交给梅丽莎了。
艾兹若的关系图显示，在25岁的时候，艾兹若是生活在梅丽莎和孩子们的紧密的小圈子里的。这个小圈子是社交圈的内环，包括他的父母和兄弟。这个圈子的外面就是兰尼，他仍然是艾兹若“最好的朋友”，尽管他们彼此已经很少见面。这种交往模式在随后的25年时间里没什么变化，就这样持续着。
现在，艾兹若已经到了半百之年，他已经是一家成功的大型建筑公司的老板和8个孩子的父亲。他已经在小镇上的社区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包括主持镇委员会。随着他自己家庭规模的与日俱增，他也感受到了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归属感。现在，他甚至觉得那就是“他的”小镇。（在很大程度上，他用他的建筑公司建造了这个小镇并且使这个小镇人丁兴旺！）
他也觉察到了他和梅丽莎这么多年来关系的一点变化或者发展，尽管她自己确实已经发生变化了：她在这个当初她不愿居住的小镇上成为一个积极的活跃分子。她也领导着许多组织机构，同时也被当做领导来尊重。昆然，艾兹若也敬重她。艾兹若希望再多要几个孩子，但是已经43岁的梅丽莎说她停止生育了。这是艾兹若对梅丽莎的唯一失望之处。
每隔几年艾兹若都会和兰尼见一次面，他们一见如故，还是好朋友。每次见面他们都会谈起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情感色彩，只是能彼此跟上对方的脚步而已），他们也知道如果有需要的话彼此可以互相依赖。例如，当艾兹若的儿子去一个离兰尼比较近的城市上大学的时候，兰尼考验他，邀请他到家里做客，把他引见给其他所有艾兹若不曾告知的人。兰尼有一个患有智障的女儿，艾兹若认为了解她很重要，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他的朋友一起分担忧愁。
当艾兹若反映在他人生中的关系的时候，他强调在一个他感到没面子的社区最后变为领导者的重要性。“我认为我最终实现了儿时的我在这个镇上的所有愿望。”他看着他的一个女儿，她体弱多病，也不是很聪明，在努力争取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感到他更能够理解这个女儿，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孩子。她也很容易发怒、火冒三丈。“她让我想起了我自己。这对于一个父亲而言真是煎熬，但是我知道某些时候她就是要忍受很多不幸。”艾兹若为他的家庭在小镇上的重要地位而感到自豪，社交场合少不了他们，他们对于小镇的发展至关重要。
艾兹若待人温和，他和人聊天时眼睛总是一眨一眨的。“我看见了他们，而且我也很高兴看见他们，我们一起聊天开玩笑，或者出去来点啤酒。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我，极少有人真正地走近我。”
要想结束和艾兹若的谈话是有些困难的。他说他对自己的开放通达也感到惊讶，因为他告诉我很多他生活中从未对其他人讲过的事情。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有些别扭的体验，因为他从未给自己设定与他人分享自己内在生命的目标。不过，尽管没有内在生命或者充满激情的依恋，艾兹若还是获得了人际交往的满足感。2或许他能向我坦率地揭露自己是因为我不是他嵌入的一部分：他没有置身于和我在一起的风险之中。对于艾兹若和其他很多人而言，嵌入与亲密感是不相关的。身份与角色成为独立于情感之外的与人交往的一种模式。强调单一性和群体同一性的适应需要的是调整自身以便适应群体而不是突出个人。焦点在于分享了什么，而不是内在有什么，而生命是居住在一个受人膜拜的壁龛的慰藉之中（一个在世界上只属于某人的地方）。这样，嵌入实际上是提供了同一性，而不是去探索同一性的工具。
艾兹若对于归属感的探求引导他在工作中施展他的技能与创造力。一种“足够好的”文化会为个体嵌入的可能性增添动力与能量（Kotre，1984）。有了加入和归属的动机，有了拥有并维持和他人的一种相对地位的动机，其实就是激发主动首创精神的全部潜力。代表群体中所有成员展现群体风貌和群体体验的需要激发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创造力。一种“足够好的”文化为个体的通过群体而存在、代表群体的利益和生活在群体中提供了有意义的方式。9.7艾兹若
艾兹若在三岁的时候为了逃离纳粹，随同父母从波兰移民到美国。他们定居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纺织制造业小镇。想起在他5岁的时候，艾兹若毫不犹豫地说，那时他的主流意识还没感到是群体的一部分。甚至在这个年龄，在他的脑海里匹配的还是那种典型的美国人的画面，而他自己则不容置疑地痛苦地意识到他并不是那种美国人。每一件与他家庭相关的事物都是那么的不同：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装束，他们对待他和他们彼此之间待人接物的方式都不同。“我父母和我很近，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像别人那样子。我讨厌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也希望适应这里的环境，但是他们无法做到，因为他们是这里的新人。在我们这一伙人当中我是唯一一个不是在本地出生的男孩子。其他孩子拥有自尊是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哥哥姐姐，我是家里的老大，而对于我的年纪而言我还小了些。问题成堆！我常挑衅，在托儿所、幼儿园也问题多多，上了学也还这样。我一直卷入打架斗殴那些事情里。”艾兹若还记得他的父母尽力照料他，但是他拒绝了他们的帮助，把他们看成他想摆脱的人。
到了10岁，艾兹若已经计划用他的一只拍子和一副手套的棒球技术去赢得在他的校园群体中一定的尊敬。不过，他仍然感到像是个局外人，特别是他的父母用意第绪口音的英语为他的队伍欢呼的时候。他羡慕其他男孩子，他们生活在那些所谓“值得尊敬”的人中间——包括身强力壮的哥哥、相貌出众的爸爸、衣着得体的妈妈等。他感到他的父母在那就像一个棒球本垒打，可以依靠他们，但是他同时也对他们表示愤恨不平。“我的母亲关心我所有的身体需要，但是我真正需要的就是远远离开这个家！她很打扰我，总想知道我所做的任何事情，而我很讨厌这样。我需要自由，做我想要的事情，而不是他们想要我做的事情！”
就在这时候，另一个男孩加入了这个班级，他也是个移民。这个男孩似乎取代了艾兹若的位置，成为在班级里的替罪羊，艾兹若经常带头去折磨他。“我们真的很残忍。我们会放狗去追他，直到他哭为止；我们也会打他。通过和他对着干我也感到了自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集体的一员，成为这个集体的领导者，要强大有力。那就是我们如何感到自己在奋力拼搏——否则的话，我们将一无所有。我愿意做什么事情，只要让我感到自己没有被扫地出门就行。”
此时，艾兹若有了两个弟弟：霍华德已经5岁，而另一个才刚降临人世。在谈到人生的这一阶段的时候，艾兹若多少带些害羞的神色，他记得他那时经常无情而且无法控制地打霍华德。“可能都是从玩儿开始的。那时我还很弱小，而他长得非常强壮。如果他一旦哭起来，那全镇的人都能听得到，也都会知道我又打他了。我的父母带我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试图去理解我为什么要如此去打他。”我问艾兹若他是否有一个解释。他说：“我认为这源于爱。”艾兹若猜测说，他打霍华德可能就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努力，希望通过这样做和霍华德建立一种真实的情感联系。“如果其他任何人想要打他，我都绝不允许，我会保护他。”
而对于那个新生儿，艾兹若则是格外的体贴照顾。“在照顾他这方面，我确信还没听说过有比我做得更棒的哥哥。夜里只要他一哭，我马上就起来给他换尿布。我喜欢喂他。”
等到了15岁，由于他仍然没有感到自己真的是群体中的一员，这使得他几乎不可能容身于这个学校。他学习，几乎和所有的老师都打过架，经常整夜在外面罚站，他也一直打骂折磨霍华德。由于他的父母管不了他，一些变化势在必行也就很清楚了。一位已经移民到北部某个州、而且从未和这个家庭走得太近的叔叔听说了这件麻烦事，作为帮忙，他为艾兹若支付了去寄宿学校的学费。艾兹若很享受这种逃脱的感觉。
在这个新学校里，艾兹若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和新的自我。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背景和在以前学校的前科，他开始着手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和这个群体的领导者。“我喜欢这所学校和我周围的人。这里没人关心我的移民背景。在寄宿学校里面，大家的父母都不在身边。我能够施展我所有的潜能与才华。”
从这个年龄开始，兰尼开始出现在艾兹若的关系图上。他和兰尼曾是4年的室友。他们是偶然来到同一间屋子住到一起的。“三年后，我们就成了朋友。”他们丝毫不谈论个人的事情，他们只是清楚，他们是朋友。
艾兹若偶尔还会打架，但是一般都能控制住自己。他现在集中精力做好事，希望能衣锦还乡。
使他成为群体中的领导者的部分原因，除了他在学校做得很棒和字迹工整外，还有就是他和女生的交往很成功。艾兹若有很多女朋友，基本上都是为了发生性关系，但是他的心已经被寄宿学校之间举办的一次交谊舞会上的一个女孩子掏走了。他曾穿越房间看见梅丽莎——金色的头发、白晳的皮肤、湛蓝的眼睛，简直就是一个人所能想象的最完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纯正血统！而艾兹若已经发誓要把她娶到手。艾兹若说：“我那时相当踌躇满志。”他告诉他的朋友们他要娶梅丽莎，但是他从来都没有对她讲过这事。事实上，这桩心愿他根本就没告诉过梅丽莎。
毕业后，艾兹若从学校里给梅丽莎写信，但是那时他们实际上已经两年没说话了。这样，小艾兹若两岁的梅丽莎结束了他们在同一所大学的生活，他们开始约会。一年后梅丽莎怀孕的时候（艾兹若22岁），他们决定结婚。艾兹若一直想回到他那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小镇，这个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所以他们一起南下了。带着梅丽莎，他洋洋得意地回归故里，带着几许自信、几分商人味道，艾兹若和他在班级里的前任“领导”被邀请加盟了一家刚起步的木工行业的公司。其间，艾兹若被人们吹嘘说实归名至、声名卓著，而艾兹若本人也甘之如饴照单全收了。现如今，艾兹若的名字是和受人尊崇联系在一起的了。
到了艾兹若25岁的时候，他的商业合作伙伴决定去加利福尼亚州，艾兹若取出了他的商业股份。这时，另一个孩子诞生了，但是艾兹若每天工作很久，照顾孩子的事情就都交给梅丽莎了。
艾兹若的关系图显示，在25岁的时候，艾兹若是生活在梅丽莎和孩子们的紧密的小圈子里的。这个小圈子是社交圈的内环，包括他的父母和兄弟。这个圈子的外面就是兰尼，他仍然是艾兹若“最好的朋友”，尽管他们彼此已经很少见面。这种交往模式在随后的25年时间里没什么变化，就这样持续着。
现在，艾兹若已经到了半百之年，他已经是一家成功的大型建筑公司的老板和8个孩子的父亲。他已经在小镇上的社区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包括主持镇委员会。随着他自己家庭规模的与日俱增，他也感受到了多年来不断增长的归属感。现在，他甚至觉得那就是“他的”小镇。（在很大程度上，他用他的建筑公司建造了这个小镇并且使这个小镇人丁兴旺！）
他也觉察到了他和梅丽莎这么多年来关系的一点变化或者发展，尽管她自己确实已经发生变化了：她在这个当初她不愿居住的小镇上成为一个积极的活跃分子。她也领导着许多组织机构，同时也被当做领导来尊重。昆然，艾兹若也敬重她。艾兹若希望再多要几个孩子，但是已经43岁的梅丽莎说她停止生育了。这是艾兹若对梅丽莎的唯一失望之处。
每隔几年艾兹若都会和兰尼见一次面，他们一见如故，还是好朋友。每次见面他们都会谈起他们的生活（没有太多情感色彩，只是能彼此跟上对方的脚步而已），他们也知道如果有需要的话彼此可以互相依赖。例如，当艾兹若的儿子去一个离兰尼比较近的城市上大学的时候，兰尼考验他，邀请他到家里做客，把他引见给其他所有艾兹若不曾告知的人。兰尼有一个患有智障的女儿，艾兹若认为了解她很重要，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和他的朋友一起分担忧愁。
当艾兹若反映在他人生中的关系的时候，他强调在一个他感到没面子的社区最后变为领导者的重要性。“我认为我最终实现了儿时的我在这个镇上的所有愿望。”他看着他的一个女儿，她体弱多病，也不是很聪明，在努力争取成为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感到他更能够理解这个女儿，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孩子。她也很容易发怒、火冒三丈。“她让我想起了我自己。这对于一个父亲而言真是煎熬，但是我知道某些时候她就是要忍受很多不幸。”艾兹若为他的家庭在小镇上的重要地位而感到自豪，社交场合少不了他们，他们对于小镇的发展至关重要。
艾兹若待人温和，他和人聊天时眼睛总是一眨一眨的。“我看见了他们，而且我也很高兴看见他们，我们一起聊天开玩笑，或者出去来点啤酒。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影响到我，极少有人真正地走近我。”
要想结束和艾兹若的谈话是有些困难的。他说他对自己的开放通达也感到惊讶，因为他告诉我很多他生活中从未对其他人讲过的事情。对于他而言这是一种有些别扭的体验，因为他从未给自己设定与他人分享自己内在生命的目标。不过，尽管没有内在生命或者充满激情的依恋，艾兹若还是获得了人际交往的满足感。2或许他能向我坦率地揭露自己是因为我不是他嵌入的一部分：他没有置身于和我在一起的风险之中。对于艾兹若和其他很多人而言，嵌入与亲密感是不相关的。身份与角色成为独立于情感之外的与人交往的一种模式。强调单一性和群体同一性的适应需要的是调整自身以便适应群体而不是突出个人。焦点在于分享了什么，而不是内在有什么，而生命是居住在一个受人膜拜的壁龛的慰藉之中（一个在世界上只属于某人的地方）。这样，嵌入实际上是提供了同一性，而不是去探索同一性的工具。
艾兹若对于归属感的探求引导他在工作中施展他的技能与创造力。一种“足够好的”文化会为个体嵌入的可能性增添动力与能量（Kotre，1984）。有了加入和归属的动机，有了拥有并维持和他人的一种相对地位的动机，其实就是激发主动首创精神的全部潜力。代表群体中所有成员展现群体风貌和群体体验的需要激发了多种多样的艺术创造力。一种“足够好的”文化为个体的通过群体而存在、代表群体的利益和生活在群体中提供了有意义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