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问询问顺序的安排很重要

1、笔迹专家比本人还正确

这个奇特的插曲发生在大卫·科普兰的案件里，他和麦克那马那兄弟涉嫌泰晤士大厦爆炸案，这是一件震惊世界的案件。字迹鉴定的问题在这里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卡尔森是检方在该案中惟一的专家证人。而亚培尔律师为被告辩护。

在证词当中，卡尔森陈词说，专家证人的意见比任何人的意见都要重要，即便是在对他们自己的字迹判断上，都比本人要正确得多。

亚培尔律师问：“您是说，您比我都还清楚我自己的字迹。

“我说过，专家的意见经常比那些写字的人本身的意见还要重要。”

律师等了好几分钟，然后拿出一张纸，上面有许多用不同字体写出的句子。

“请您告诉我，这是由同一个人写的吗，如果是的，请问他用了多少只笔写的?”

证人看了一下那些句子，然后要求多一些时间检验。法官准许他的要求后，他便走进他的办公室。

在中午时间，卡尔森早已复写过这份有问题的文件；休庭时间过后，他回到法庭，不经心地把那张摹写的纸放在盘问律师的桌子上。亚陪尔继续诘问，他拿起张纸，仔细地看过以后说

“专家证人先生，假如您已经详细地鉴识过了，请告诉要我们写这些句子的有多少人?”

卡尔森拿起那张纸，确定那是他所复制的文件，很礼貌地回答

“这是由一个人用同一只笔写的。”

“你确定吗?”

 “绝对确定！

亚陪尔冲过去找那两只他用来书写的笔，咆哮说

“我会证明给您看，这是用这两只笔写的，因为写这些句子的人就是我！”

威利斯法官告诉证人说，他作了非常实证的陈词，而不只是表达他的意见而已，卡尔森也重申他的陈词中实证的部分。亚陪尔拒绝继续话问

正当卡尔森离开证人席时，地方法院检察官多兰握住他的手说

“您怎么知道那张纸是由一个人用同一只笔写的?

 “因为，”证人回答说，“那是我在中午休庭的时候在我的办公室里写的。亚陪尔先生显然认为他认得他自己的字，而这个插曲可以证明我先前所说的，有时候字迹辨识专家比人们自己还清楚他们自己所写的字。”

证人也解释说，他只是粗略地模仿律师的字迹，好让陪审团也可以发现其中的差异。

2、谁能帮已故先人作证

原告宣称被告已故的詹姆斯·哈金欠他超过250000元，他们有过口头约定，当时只有一个证人在场，该名证人在审判时已经死亡。 律师对原告的法庭盘问，前两个小时用来解除他的防卫心，借着律师的问题，律师向他展现律师对案情、对周遭的情况缺乏了解，让他一而再地打击律师，直到他处在最幽默、明显感觉非常自信的状况，至少不再惧怕律师，可是他一直在误导事实， 甚至说些完全捏造的谎言，律师知道这终将成为他的致命伤。律师放过它们，仿佛它们没有引起律师丝毫的怀疑，虽然律师的内心正暗暗狂喜。最后他变得非常自信，于是律师可以鼓励他给律师许多伪证的证词，律师知道这些证词稍后会让他无法消受。

律师有十几封原告写的信，律师相信他不是忘记曾写过这些信，就是认定这些信在国外很安全，律师也很确定如果他记起信件的内容，或想到它们可能在我手中，他一定会驳斥说这些信是伪造的；而他自己否认信是真的，律师将很难证明其真实性，于是无法运用它们，律师并没有获得他的笔迹样本。

律师一直在注意休庭的时间，让证人保持愉快，甚至对律师显然居于弱势的法庭盘问报以微笑。就在4点钟，休庭的时间，当他开始确切地感觉到250000元已经赢到口袋里，律师递给他一束信件，律师的态度让他轻易推论这些信件没什么影响力，或至少好像律师没有时间读它们，律师问他是否可以在休庭前确认这些字迹。他开始读第一封信，一且他这么做，一切就完了，律师阻止他继续看下去，提醒他已经4点钟，希望他不要延迟休庭的时间，我想知道的只是那是不是他的笔迹很快地他确认这些字迹，然后就休庭了。

第二天一整天律师质询他这些信件，里面有无数处与他前一天下午草率的证词互相矛盾，在这段开庭时间结束时，他的律师，已故的约翰·史坦其菲尔德，实际上已退出该案，法官宜判原告败诉，虽然双方都没有传唤任何证人，除了原告本 这是很特殊的案例，询问者拥有证人背信的书面证据，任何有经验的律师都可以使这些证据成为致命武器。

3、休息日兄弟俩在上学？

一位房地产中介人提起诉讼请求支付一块地产出售他所应得的佣金。控方宣称买卖双方在前一年的12月28日进行会谈，谈到这块地产的买卖事宜。

大楼的女管理员出庭作证说，那一天大约中午原告(中介人)、被告(房产拥有者)及计划购买者都出现在那幢房子。房子主人指示她带计划购买者及中介者看看整幢建筑的环境，于是她得以有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可是那占去她在厨房准备午餐的时间，她来不及在她孩子们放学回家前把午餐做好。她清楚地记得，她带客人参观建筑物完毕后，她的两个男孩已从学校返家，埋怨着午餐还没好，他们回学校会太迟。于是她匆匆忙忙地准备妥当，让他们吃饭，尽快打发他们。

他的大儿子，约12岁，是个长得很好看的男孩，他上台作证，他记得被告、原告和计划购买者都在场。他回想他的母亲下来弄饭给他们吃时间已经迟了，他记得因为太晚， 他要他的母亲注意他和弟弟回学校上课可能会迟到。他们从家里一路跑到学校，当他们接近学校时，有一台监视器在学校前面，铃响了，显示他们已经迟到。他在最后一刻冲进教并没有被记迟到，但他记得后来在他弟弟的记录上被记着下午课迟到。

法庭盘问尽问些不重要而琐碎的问题，几乎是直接询问的重复。接着传唤他的弟弟，他证实母亲及哥哥所说的， 并说明他确实迟到，被登记迟到。对他的法庭盘问差不多可以忽略不提。

然后原告与计划购买者被律师再度传唤，问到他们是如何记得此事件发生的日期。原告提出他日记上的记载，还有其他因素，他非常肯定那日期，不可能是其他的日期。计划购买者以完全不同的事情来记这个日期，他也很肯定不可能是其他日期。

两个男孩中的哥哥接着被传唤上台，律师问他是否可以向陪审团解释，为什么他12月28日要上学，该市的每所公立学校从12月25日到1月1日都休息，包括头尾2天。他以最无助的神情环顾整个室内，说他无法解释，于是，一个完美的论据便因一个过度完美的谎言而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