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恢复高考制度四十周年而作
四十年前的12月9一10日，是后来被称作七七级的我们参加高考的日子，我有幸走进了1978年春天的大学校园，翻开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1977年10月21日，无线电波传来喜讯，我国将恢复高考制度，允许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通过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上大学。当时，我的反应非常迟钝，既没有搜寻课本赶快投入复习，也没有去母校参加复读班，而且还将自己的数学课本借给了别人。记得当年陕西省规定，报考大学要考高中知识，分文理科；报考中专仅考初中知识，我选择了后者，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白天，照常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也没有挑灯复习，逢下雨天生产队歇工，我还去大队部看人家打牌。有人冲着我喊：“去，回家好好复习考大学，别在这儿凑热闹。”“咱庙门没那脉气，复习也没有用，考不上。”我为自己找台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恢复高考制度也是农家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很感激我的父亲，如果没有他为我鼓劲，我可能没有今天。当时，父亲在公社苗圃工作，听到消息后，专门跑了十几里路回家问我的情况。当得知我没报考大学时，他很着急，也很生气。他反复说服我，并督促我赶快改报大学。他说：“要是像这些年推荐上大学，恐怕咱连门在哪都找不着。如今公开报名，又没有人跟咱争，也没有人阻拦，你考不上怕啥？如果明年还让报考，你还去考，只要你考上了大学，家里再困难，也要支持你。”我担心现在开始复习为时已晚，加之改报恐怕来不及，因而对父亲的话没有在意。父亲为此不停地数落我，还搬来自家屋里的一位兄长动员我，终于说动了我的心。我急忙赶到公社找文教专干，他说正好明天要去县上，可以给我改报成大学。这时候距11月20日考试仅有十几天时间。
从公社回来，我立即收集初、高中课本，开始了紧张的复习。家里地方小，干扰大，我看中了村北不远处生产队果园的一间破房，内有一小土炕，门是用荆笆做的，非常僻静。白天，我一个人写写、算算，默记看过的东西；晚上，弟弟睡在我的脚头为我做伴，我坐在小油灯下，记概念、定理、公式等，然后再翻书对照，查漏补缺，一科一科、一章一章地“过电影”，每天都要完成预定的计划。有一天半夜时分，父亲来看我，只见我靠着墙已经睡着了，手里还拿着书。
各科复习都从初中开始。初中正赶上“教育回潮”那阵子，老师用心教，学生用功学，所以我的基础尚好。进入高中，实行开门办学，教育也要学大寨，学校分设农技班、农机班，丢弃文化课而学所谓的“专业课”。我被分到农技班，学校对我们说，农技班是专门面向农村为科研站培养农业技术员的。因而不开设物理、化学课，除了语文、政治（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数学（增加了平整土地“倒桄子”计算法）外，开设土壤学、农业化学等课程，学习玉米深犁浅种、棉花冷床育苗、果树嫁接、小麦制种等知识。操场边就是试验田，每人都分有“责任田”，一人种一绺土豆，自己栽，自己管，自己收，但自己却无权分享劳动果实。有时还被下派到附近的生产队督促农民按新法种田，几乎有一半时间在当“准农民”（给我们每人发有记工本）。可想而知，能学多少知识？这给我复习物理、化学带来了很大困难。要在十几天时间内重新学习过去用一年时间才能学完的知识，谈何容易，加之没有老师，只能囫囵吞枣，知个大概而已。
临考试前一周，我硬着头皮去母校，听老师辅导了几节课，从其他同学处将老师印发的政治课复习资料借来翻了翻。去化学老师处问问题，他不但不解答，反而说我差得很远，跟其他同学问的问题不一样。言下之意，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还来参加高考？这情有可原。我虽然至今还记着化学老师说我的话，但我从不记恨他。
高考是在我的母校林皋中学进行的，头一天我就来到了学校，监考老师都是从外校抽来的，考试组织得很严密。考过语文、数学，我答的比较满意，而理化和政治，尤其是理化，我答得一塌糊涂。记得化学第一题是“用氯酸钾制取氧气”，第一问是写出化学方程式，配平并注明反应条件。这原本是一道初中化学题，临上考场前，我还翻到了那一页，可就是把方程式忘了个精光。由于写不出方程式，因而无法配平，更无法做依靠方程进行计算的小题目，结果理化只得了56分。政治成绩更低，仅为42分。而那一年我们考区与我一同考上大学的同学，政治成绩大都是七八十分甚至90多分。
考完后填报志愿，我因对自己缺乏信心，加之喜欢数学，也没有认真思考，选了三所大学的数学系依次填上，结果被陕西师范大学录取，直到1978年春节后，才接到通知书。
虽然在1977年的那个冬天，我参加完高考后是漫长的等待，但我终于成为幸运者，熬过了风雪严寒，走进了1978年春天美丽的大学校园。那一年，我正好20岁，这也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