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早的康熙画珐琅历史资料是：“五十五年九月十一日：广西巡抚陈元龙（陈元龙（1652——1736年），字广陵，号乾斋，世称广陵相国，亦称海宁相国，清代相国（宰相）又称阁老。）奏摺帝赐‘御赐珐琅五彩红玻璃鼻烟壶一个'，陈元龙‘愓感涙零'。”可知至少在康熙五十五年，造办处已经制作出玻璃胎画珐琅，并用其赏赐众臣。康煕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摺：“广东人潘淳能烧法蓝物件、奴才业经具摺奏明、今又査有能烧法蓝杨士奇一名、验其技艺、较之潘淳次等，亦可相帮潘淳制造。奴才并捐给安家盘费、于九月二十六日、......法蓝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讫。再、奴才觅有法蓝表、金刚石戒指、法蓝铜片画、仪器、洋法蓝料、并潘淳所制法桃红颜色的金子搀红铜料等件、交李秉忠代进。尚有已打成底子未画、未烧金钮杯、亦交李秉忠収帯、预备到日便于试験。”其中涉及的人物“潘淳”，在《广州市志.工艺美术工业志.第四章 织金彩瓷业》曾提起该人：“（广彩）17世纪中后期，大部分使用五彩的红（干大红）、麻（红黑配成的深赭石色）、黑、金和珐琅彩的月白、黄、粉绿等9种色料。后潘淳研制出桃红（金红），丰富了珐琅彩的颜色。”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广州在清代对外开放门户，许多外国人都由此进入我国，因此致使广州的珐琅制作在国内水平很高，举足轻重。藏品征集：一伍陸壹}柒柒O【肆叁伍叁】宫内造办处的珐琅作匠人大多是由粤海关选入，称为“南匠”。并且在乾隆后期，宫内造办处停止制作珐琅彩瓷后，这里成为珐琅彩瓷制作点，依然制作珐琅彩瓷。
从康熙珐琅制作资料来看，五十五年之后相关资料较多来推测，很可能该时期画珐琅制作较成熟。康煕五十七年六月，广西提督総兵左世永得到御赐珐琅鼻烟壶，左世永称其“精工无匹、华美非常”。康煕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杨琳上奏摺提及他送画珐琅匠陈忠信至宫中。“本年五月十二日到有法蓝西行医外科一名安泰、又会烧画珐琅技芸一名陈忠信。奴才业会同巡抚公折奏闻,于六月十八日、遣人伴送赴京在案。......。”真正提到瓷胎珐琅的确凿历史资料可参考：康煕五十九年二月初二日，曹頫（曹寅之子）奏摺内朱批、谕曹寅：“近来你家差事甚多，如珐琅磁器之类先还有旨意件数，到京之后，送至御前览完才烧。今不知骗了多少磁器，朕总不知...。”康熙时期，由于画珐琅制作还不成熟，因此，画珐琅不能在瓷胎釉面上直接施釉，而是施在素胎面上。当时的珐琅彩瓷胎必须由景德镇制作（除偶尔使用永乐旧胎外）、由浮梁（即景德镇，因桥梁多称其“浮梁”）昌江顺流直下、入鄱阳湖、经九江关、过江宁府（南京），然后沿大运河北上进京。曹寅自祖辈皆为玄晔家包衣（奴仆），当时织造、海关许多要职都由统治者委任自家包衣管理。曹家三代身居江宁织造，且好瓷，可能涉及御厂珐琅瓷胎事宜，导致康熙训斥。
雍正珐琅彩瓷器在图案装饰方面，一改康熙珐琅彩只绘花卉，有花无鸟的单调局面，大量出现描绘院画风格的花鸟、花卉、竹石、山水等图案，画面空白处题以书法极精、内容文雅的相应诗句，而且诗文的引首都有一方朱文闲章，句末则有或两方皆朱文、或上为白文下为朱文的闲章。雍正珐琅彩瓷器真正成为制瓷工艺与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雍正珐琅彩瓷器的外底均署年款，以蓝料彩“雍正年制”四字双行宋錾体印章式款最为多见，款外围以双方框，框线外粗内细，极其规整，很像是用刻好的图章印上去的。也有少数器物署上述同式款，但无边栏。雍正珐琅彩瓷器也有署青花款的，所见有“雍正御制”四字双行外围双方框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双行外围双圆圈。青花款只能在施釉前书写在瓷胎上。2002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一件雍正蓝地珐琅彩花卉纹“万寿长春”浅碗，四字分别题写于外壁四个花朵的中心，外底青花双方栏内署“雍正御制”四字双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