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镜像神经元》的文章中提到过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提到过孟母三迁的故事，提到了为什么要上一个好学校。读了珍妮·苏克的故事。我更是坚定了给孩子出国留学做好准备的决心，这种准备是两个方面的：1、孩子有能力选择国外的好学校，并且对到国外读书有欲望；2、家长能够提供充足的物质支持，或者孩子能够获得学校的奖学金。

为什么孩子需要上名校？

高洪柱

珍妮·苏克的《我想看到的世界》，我已经读完2/3，珍妮已经拿到了耶鲁文学博士学位，同时在导师的帮助下出了一本书。但是她此时感到迷茫，居然说自己不具备“写作能力”，这谦虚的让人有点莫名其妙，当然我认为她是真诚的。她开始寻找新的方向。此时她遇到了一位杰出的人物，高洪柱，一位耶鲁法学院教授。他们都是马歇尔奖学金的获得者。珍妮遇到他，是因为他刚好回到牛津休假，就这样他们认识了。后来高洪柱成为了珍妮的证婚人。

试想如果是在首都师范大学，永和大王，这些我呆过的地方，可能遇到这样的人吗？当然不可能，平凡的环境中都是一群平凡的人。

在现实环境中，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协作关系，当你还是个小虾米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跟马云说上话呢？但是如果你是一名学生。你就具有了天然的优势，因为那些“老僵尸”们将教导你视为他们的职责和乐趣所在，所以你才有了机会接触到比你杰出很多的人，从而调动你的“镜像神经元”开始模仿，进而升级。

莫顿·霍维茨（Morton Horwitz）

珍妮进入哈佛法学院，一定是与高洪柱有或多或少的关系的。在哈佛，她又遇到了她的侵权法教授莫顿·霍维茨，一位年过六旬的知识巨匠。珍妮用“知识巨匠”去形容这位教授，我是信服的。但是如果是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年过六旬”是可以验证的，而“知识巨匠”就一定需要打个问号了。

不久前，因涉嫌同行评议造假，著名学术出版机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宣布，一次性撤销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从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据统计，这些论文涉及77家单位，包括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等知名高校和医疗机构。

最让我感动的是，第一学期过了六周之后，珍妮预约了霍维茨教授的时间，希望去请教一些问题。而霍维茨教授见到珍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成为一名法律教授”。想象一下，这对一个学生是多么震撼的定义。他肯定了你的努力，并且为你指明了方向。当然这一切与珍妮的刻苦努力是分不开的，但跟这个环境也是分不开的。

珍妮的朋友

在牛津珍妮交到了两个好朋友，都是马歇尔奖学金的获得者。黛博拉和艾米。15年后，黛博拉成为一位著名的内分泌学专家，是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的研究科学家，同时也是哈佛医学院的全职教师。艾米，是研究拉丁诗歌的古典学者，现在已经是一位古典学的终身教授了。

想象一下，你身边的朋友、同学不是研究人员就是科学家要不就是教授，只有在那样的环境才有那样的机遇。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我说“付出汗水要趁早”

我从未认为学习是上学时的事情，出了学校学习就可以停止了。但是现实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成年人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你需要从有限的精力中调用注意力放到学习上，那时成长的速度是远远比不上上学时的。

你从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到两个人出双入对，当然享受了二人世界的甜蜜，同时也要适应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当你终于感觉二个人已经好成了一个人，各方面磨合的都差不多了，开始进入三人模式，可能孩子在过了青春期之后上了大学，你终于不用再操心，只要给孩子攒结婚用的房子或者嫁妆就可以了，当你终于可以舒一口气了，发现父母都老了，而且我是独生子女，意味着没有人能够帮我分担照顾老人的责任，当你终于放下了一切，自己也老了。

本以为工作之后会比上学的时候轻松，那只是幻想，尽情“作”的岁月，只有上学的那段时间。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有人厚积薄发，例如罗振宇，四十岁之后成立罗辑思维，但是年轻时的汗水也是要流的，上学，拿到博士学位，到央视之后做制作人，各种苦头没有少吃，然后才有了凤凰涅槃重生般的蜕变。

父母总说要给孩子最好的，明明知道最好的不在中国，要不要努力一把给孩子多一个选择呢？当然父母只是提供一个选项，最终的选择要孩子自己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