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摘自《马奇论管理》。作者詹姆斯·马奇最大的贡献是在决策制定和组织领域。他在实务界名气不高，但早已是学术界里大师中的大师。

因个人需要，我在摘录这篇文章时做了点剪裁。如果你读后觉得喜欢，强烈推荐购买原书。

现代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对人类行为的刻画带有浓厚的计算主义色彩和结果主义色彩，因为它们大多以结果主义理性为基础，尤其是经济学。行动是选择，选择由预期、激励和欲望驱动。这些观点至少可以追根溯源到希腊时代，在近代由边沁发扬光大，到现代在萨维奇和冯·诺依曼的演绎下登峰造级。

然而，这些观念也有局限性。舒适的完整感让我们几乎看不到，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理解、激励、评判人的行为。这种方式认为，人的行为不是基于预期结果，而是为了履行责任、实现自我感——作为个人和社会一分子的责任和自我感，特别是人类制度所倡导的责任和自我感。这种方式强调自我概念、身份和正当行为，而不是预期、激励和欲望。

第二种方式在现代生活当中，尤其是在商学院的讲堂上有些卑微失色，但是它有着悠久而显赫的血统。在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以及哲学著作当中，我们都能发现它的影子，尤其是在人类精神的伟大见证《堂吉诃德》中，它被表达的淋漓尽致。当有人让堂吉诃德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不是用预期结果辩护，而是说“我知道我是谁”。堂吉诃德听从自我的命令，而不是环境的命令，展示身份理智而不是现实理智，遵循适当逻辑而不是结果逻辑，追求自尊自重而不是自私自利。

正如堂吉诃德的悲剧十分生动地阐释的那样，遵循自我感有其自身的尴尬和局限性，但它颂扬非结果主义人性观。伟大的热情、伟大的承诺、伟大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对伟大的结果抱有希望，而是因为愿意信奉正当人生随心所欲且不带条件的主张。堂吉诃德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在不被辜负的时候去信任，只在有所回报的时候去爱，只在学有所用的时候去学习，那么我们就放弃了为人的本质特征——愿意在自我概念的名义下行动，不管结果如何。

这些话显然有些不合时宜，但是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自诩为教育者的人来说，这些话具有某些世俗意义。投身教育，无疑能够带来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结果，但是，我们追求知识、崇尚学问，也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的信念。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除了是学者之外还首先是人的时候，我们就能用一种不那么结果主义的方式来看待商学院。

最近，人们一提到商学院就联想到市场。商学院的使命被描述成开展教育项目以满足顾客和资助商学院的富人的愿望。这一理念带来了有用的见解，不能轻易抛弃，但是这里面没有抓住教育精神的基本属性。

大学只是偶然的市场，本质上更应该是神殿——供奉知识的人类求知精神的神殿。在大学里，知识和学问之所以受到尊重，主要不是因为它们能够造福个人和社会，而是因为它们象征、承载并传递着有关人性的见解。索伦·克尔凯郭尔说过，任何可以通过结果加以评判的宗教都简直不是宗教。对大学教育和学问，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只有在它们信奉随心所欲而非冀图效用的时候，它们才名副其实。高等教育是远见卓识，不是精打细算；是承诺，不是选择；学生不是顾客，是侍僧；教学不是工作，是圣事；研究不是投资，是见证。

日常生活的平凡现实很难面对，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我们还经常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高尚情操。我不会佯称完全忽略结果是有可能的或者可取的。但是我要说，为了供奉教育的神殿，我们也许需要把它从那些对激励、对预期结果负责的资助者、院长、教员和学生的手中营救出来，然后把它交给那些对自我感、对内心呼唤责任的人，那些因为知识和学问代表正当人生而支持并追求知识和学问的人，那些不是因为书与工作有关，而是因为书与工作无关而读书的人，那些不是为了提高声望或者造福世界，而是为了向学问致敬而做研究的人，那些把学习机构作为美的载体、人性的证明而忠心供奉学习机构的人。

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可以想象，更别说是否可以实现，但是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也许我们可以说，像堂吉诃德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套用我北欧朋友的一句口头禅，这种感觉“还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