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1.2日 星期四 天气晴

11月2日清晨音频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100天精华内容领读营的第63个学习日。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小理论，叫做“信任建立”。

我们知道，经常会有人为伴侣的不信任感到苦恼：“我明明从未背叛过Ta，为什么Ta总是不信任我？”也有人为自己无法信任伴侣而感到难过：“我爱Ta但是却无法信任Ta。”

在一段亲密关系中，人们总会经历一些脆弱又不确定的时刻，是信任给予人们足够的能力，去超越对伴侣的怀疑，获得安全感，让关系得以持续。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包含哪些要素，而我们又该如何培养亲密关系中的信任。

亲密关系中的信任有3个层次

心理学家John Rempel等人对亲密关系中的信任进行了总结：亲密关系中的信任是一种对伴侣的主观信心感受。

Rempel等人认为，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包含了三个要素：a. 可预测（predictability）, b. 可依赖（dependability）和 c.信念（faith）。

a.“可预测”意味着基于伴侣过去行为的规律，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对伴侣作出准确的预判。例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们能知道当我们犯错时，伴侣是会大发雷霆、还是会温和地解决问题。

b.“可依赖”意味着我们相信，伴侣有被我们依赖的能力和意愿：Ta不单有能力提供支持，也愿意支持我们。这里的能力不单单指伴侣拥有的技能，也包含伴侣本身的生理、精神状态，例如，如果你的伴侣酗酒，可能你会认为Ta是“靠不住”的。

第三个要素是信念，c. 信念意味着,即使在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为根据的情况下，我们仍然相信对方会继续爱我们、关心我们。研究者提出，我们在亲密关系中体会到的信念感，与人们在宗教中对神的信念感，是类似的。在“可预测”和“可依赖”这两种信任中，人们对于是否相信伴侣还会经过一个头脑中的判断过程，可能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一些证据。但当信念发生时，我们对伴侣的信任不再需要任何理由。

在一段理想的亲密关系中，会同时具备可预测、可依赖与信念三种信任的要素。然而在现实里，不是所有人都会拥有三要素，例如很多人缺乏了对伴侣的信念。

可预测型信任是信任的起点。而我们判断的依据是伴侣过去行为的一致性。如果伴侣的行为时而稳定、时而变化多端，我们就很难对Ta进行准确的预判；或者“Ta变化多端“本身会成为预判，而这种预判会直接终止信任的发展。

而当我们冒着可能被对方拒绝的风险，向对方暴露出自己脆弱的部分（比如向对方求助、倾诉等等），并得到了他们正向的回应和支持，这时可依赖型信任就会发生。

学者指出，要产生信念，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我们主观上能够认为，伴侣之所以对我们好，是因为他们真诚地爱着我们，而不是因为伴侣这么做有利于他们自己。同时，也需要我们相信伴侣对我们的爱是独特的，相信伴侣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去爱每一个人。由于信念是对伴侣情感的信任，心理学家认为拥有信念会给人们提供情绪上的安全感。

信任在亲密关系中的作用

1. 信任伴侣让人能更坦诚地自我暴露

心理学家Larzelere与Huston(1980)发现，伴侣之间信任程度越高，两人越是能够充分地自我暴露，更愿意让伴侣了解自己内在的想法与感受。信任伴侣的人更少担忧对方会作出负面反应；认为伴侣在了解自己真实一面后，还会一如既往地爱自己；也会更少压抑自己想要自我暴露的愿望。随着信任的提升，我们自我暴露的质量与频率也会增加。

2. 信任让伴侣在遇到冲突时倾向于正向归因

信任程度会影响到伴侣们面对冲突时的表现。高信任度的人们在面对冲突时，对伴侣行为的归因比较正向。归因指的是我们对伴侣行为的解释。正向归因意味着当伴侣与我们发生冲突，我们会认为对方的行为总体而言是出于好意，而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们。就算我们因为冲突而情绪不好，对伴侣的评价也不会一落千丈。

中等信任程度的伴侣之间，会在信任与怀疑之间摇摆。当面对冲突，他们会希望能继续信任伴侣，于是会紧紧抓住伴侣的正向行为，把这些行为解读为关系可以持续的信号；但同时由于怀疑，他们又会从负面的角度解读伴侣的行为，担心那些行为是关系变坏的征兆。于是，为了消除自己对伴侣的怀疑，中等信任者会使用许多负面的应对方式（比如威胁、指控），来强迫伴侣把它们动机说清楚。

而在低等信任的伴侣之间，他们选择回避冲突、表现出一种“虚假的良善”：他们不去尝试沟通来寻找解决方案，而是双方保持距离，以此来保证自己不会受到冲突的负面影响。表面上他们关系和睦，实际上两人之间的问题只是被压抑了下去，双方对彼此怀有隐秘的怒气。

所以如果你和你的伴侣经常争吵，至少说明你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信任基础的。

3. 信任简化了亲密关系中人际沟通的复杂性

如果没有信任，我们可能就得在沟通过程中，不断地对伴侣进行测试、分析、考察。但现实中，我们不可能做到每当伴侣说一句话，我们就去验证对方话语的真实性，那样会耗费过多的认知成本与时间成本。

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对伴侣的信任？

1. 个人因素

a. 具备非整合能力的人对伴侣的信任更现实

非整合能力指的是“人们承受认知、情绪上的复杂性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的个体，他们能够容许矛盾的信念、情感同时存在，并对此感到舒适；不会试图通过操纵自己的价值观与情感来消除矛盾。他们能够接受“伴侣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善意、真诚的，而在有些时候也可能会进行欺骗和伤害”。因为他们清楚现实中一个人不可能是纯粹“善”的，总会有负面的部分，而且这是完全自然的。

而欠缺非整合能力的人，会倾向于对伴侣绝对信任或是绝对不信任。在他们看来，如果伴侣爱他们，就不可能伤害/欺骗他们；一旦对方造成伤害，就代表伴侣完全不爱他们。同时拥有互相矛盾的认知（“你爱我，但你也可能欺骗我”）所带来的精神压力，是欠缺非整合能力的人难以承受的。

2. 伴侣因素

a. 双方的自我暴露程度越高，越信任伴侣

了解对方越多，越容易预测对方的行为。同时，伴侣的自我暴露往往会引起我们“响应式的暴露”，让我们更愿意对伴侣倾诉内心的想法：“因为你对我不设防，作为回报，我也对你坦诚相待”。

此外，当我们对伴侣自我暴露得越多，并且在过程中得到了对方认真的倾听与回应，我们会感到自己被伴侣接纳，从而提升了我们对伴侣的可依靠型信任（Rempel et al., 1985）。

b. 伴侣和我们的差异性越大，越不信任伴侣

伴侣与我们的差异越大，越容易降低我们的可预测型信任。“相似”意味着“熟悉”，我们了解一个与我们类似的人会有怎样的行为；而“差异”则意味着潜在的冲突，更容易引起我们的不确定感，比如“我们对感情的看法不一样，Ta会和我想的那样爱我吗？”

这些差异可能体现在比较宏观的层面；但也有时候，生活中一些细微的差异可能会引起我们瞬间的不信任感，比如你惊讶地发现自己和伴侣在装修上意见不一，在那一刻，你意识到自己对伴侣的预判也不全都可信(Kirshenbaum, 2012)。

c. 一贯在小事上保持诚实

伴侣只在大事上保持诚实（例如，不出轨）是不够的，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也维持一贯的诚实，才能获得人们长久的可依赖型信任。如果伴侣在关系中时不时撒个小谎，次数多了后，我们也会认为伴侣是个不可靠、不诚实的人（Rempel et al., 1985）。

3. 关系中权力的失衡会降低人们对伴侣的信任

如果在关系中双方的权力失衡，那么较弱的一方会不相信较强的一方。权力感的失衡可能来源于双方客观的差距，比如收入差距、家庭背景悬殊等等；也有可能是源于主观的感受，比如“我觉得我配不上你”或“我觉得我爱得太多，在你面前感觉卑微”。

当人们觉得自己在伴侣面前更低微、更脆弱时，人会本能地对一切不放心。他们会觉得比起强大的伴侣，他们在这段关系中更容易受伤：因为一旦伴侣试图伤害他们，他们会没有力量去影响伴侣、让伴侣停下伤害。

如何提升关系中的信任？

1. 和伴侣讨论如何提升Ta的信任感

和伴侣坦诚地讨论提升对方信任感的方法，比如询问对方：“我做什么可以让你更相信我？”如果你感到你做不到伴侣提出的标准，你需要坦诚地说“不”。不要为了讨好伴侣而答应自己做不到的事、让对方产生虚假期望；不然一旦你在将来达不到伴侣提出的这个要求，伴侣会因此感到你不可靠，反而降低了对你的信任。

2. 如果你撒了谎并被伴侣被戳穿，承认你撒了谎

如果你撒了谎而且被伴侣戳穿，你要立刻承认你撒了谎，不要过多抵赖。我们都有可能在生活中撒谎，但如果一味抵赖，伴侣可能会认为你做不到对Ta诚实，于是减少了对你的信任。在承认撒谎后，你需要真诚地道歉，并需要解释自己说谎时的动机与考量，让伴侣明白你是个总体可靠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撒谎。

3. 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言行一致

即使一件事微不足道（比如“明天提早下班”），一旦你答应了伴侣，就要尽量做到。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兑现承诺，要提前告知伴侣，而不是直接爽约、出尔反尔。信任是在一个一个实现诺言的瞬间逐渐积累起来的。

4. 在伴侣对你进行自我暴露时，倾听并作出回应

当伴侣对你倾诉一些个人的感受与想法时，要给出“我在认真倾听”的信号，包括语言信号（例如，及时的语言回应、复述对方说过的话、就对方说的内容进行提问等等）和非语言信号（例如点头、表情的变化等）。这样，伴侣会渐渐相信“如果我对你展现真实的一面，你也会对我作出尊重、善意的回应”，于是更敢于对你坦诚。

5. 为伴侣保守秘密

伴侣在私下里告诉你的、关于Ta个人的事，你要为伴侣保密，不要随意地告诉他人，就算那个人是你们的共同好友也不行。在公开场合中，除非你的伴侣主动向别人提起关于Ta自己的事，不然你不要提起伴侣的私事。另外，即使伴侣在一些场合中、对一些人分享了Ta的个人信息，也不代表伴侣愿意与所有人分享。所以稳妥的做法是，不要随意和其他人谈论你伴侣的私事。否则伴侣不敢相信你会为Ta保守秘密，于是只好选择对你隐瞒一些事。

通过今天的音频我们想强调，不是只有在一些重大、关键的事件才能培养伴侣对我们的信任；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无数个微小的时刻，通过表现出我们的可靠和善意，让伴侣产生信任感。这一个个瞬间，最终会积累起我们对彼此的信念。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很多人对他人的无法信任，归根结底是无法相信自己。愿你能体会到相信，选择相信，从而在瞬息万变的生活里找到真正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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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读书心得

契诃夫《六号病房》or《第六病室》

《第六病室》揭露了沙皇俄国像监狱一般阴森可怕，批判了不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这部小说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窒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却揭示了深刻的主题思想。小说有意让人物活动在病室这个有限的空间里，暗示第六病室就是俄罗斯大监狱的缩影，而这里的“病人”则代表着全体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下层人民。

内容简介：

知识分子伊凡·德米特利奇·格罗莫夫受尽生活的煎熬，对黑暗残酷的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一次他因为看到一队被押解而过的犯人而深受刺激，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原来就生活在沙皇俄国这个大监狱里，而且永远无可逃遁。于是他再也不能安然地生活下去了，他每时每刻都感到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于是被关进了治疗“疯子”的第六病室。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京刚来医院时，想在周围建立一种合理健全的生活秩序，但是他深深感到在黑暗的现实里自己是多么软弱无力。于是他干脆采取了逃避生活的途径，躲在家里喝酒，看书，并形成了一种对现实妥协的自欺欺人的哲学。然而残酷的现实，使拉京内心越来越苦闷和矛盾。在和格罗莫夫的争论中他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激烈言辞和愤怒的抗议所吸引，渐渐觉悟和清醒过来。但是他很快也被当作疯子关了起来，最终被迫害至死。格罗莫夫和其他人仍然被禁锢着，受着折磨，专制仍在延续。

创作背景：

第六病室原型就是萨哈林岛（库页岛），是当时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契诃夫在作品写作之前对流犯和农民做了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座地狱。”他在写给苏沃林的心中说道。从此他更加关心政治，《第六病室》写于1892年，正是库页岛上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俄国的缩影。这一时期，俄国农奴制己开始解体，但苟延残喘的沙皇政府为了阻止这一进程更加强化了专制统治，正是由于时代处于动荡不安的变革之中，所以这个时期的俄国黑暗、腐朽、令人窒息。而契河夫的描写看似荒诞，实则真实，勾画出一幅清晰而凝重的沙俄现实的轮廓，让读者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有了形象而深刻的体会。

作品赏析：

思想性：荒诞中的批判

《第六病室》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一样，没有众多的人物，没有复杂紧张的情节，以一间病室为主要场景，以一对知识分子小人物为主人公，以他们的争论作为主要情节，展现了一个什么都无意义的荒诞社会，控诉了那个病态社会对人灵魂的污染和性格的扭曲，从而发出了对罪恶社会的强烈抗议和对沙皇专制的有力批判。接下来我们试对作者的批判内容和方式进行详细论述。

首先，契诃夫描述了一个荒唐怪诞的小城景象，他先展现了第六病室的恶劣环境：病室外杂草丛生，杂物乱放，“那些尖头朝上的钉子、那围墙、那厢房本身，都有一种特别的、阴郁的、罪孽深重的景象，”氛围悲惨阴沉；病室里阴冷肮脏，铅灰色的地板、冰冷的铁窗，“酸白菜，灯芯的焦味、臭虫、阿摩尼亚味，弄得房间里臭烘烘的，您一进来，这种臭气就使您觉得仿佛走进了动物园”。而这个医院的大致情况又是“病室里、过道上、院子里，臭得叫人透不过起来。医院的杂役、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整个医院只有两把外科手术刀，温度计连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土豆。总务处长、女管理员、医士，一齐向病人勒索钱财。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是一个老医师，据说私下里卖医院的酒精，还罗致护士和女病人，成立了一个后宫。”从这些描述中可见医院的混乱和腐败，但人们对此习以为常、满不在乎，甚至有人还为此辩解，荒唐至极。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话总结出了这个城市的荒诞面貌：“在这个城里的生活又无聊又烦闷，一般人没有高尚的趣味，过着黯淡而毫无意义的生活，用强暴、粗鄙的放荡、伪善来使这生活添一点变化；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人们失去了自己生存的目的和意义，“谁也不能保险不讨饭和不坐牢”。

这个城市集体无意识荒诞存在的悲剧不是作者臆想出来的，它的原型就是萨哈林岛（即库页岛）。库页岛是当时沙皇政府流放犯人的地方，1890年契诃夫在那对流犯和农民做了三个多月的实地调查，“除了绞刑以外，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知道了许多东西……我觉得萨哈林岛简直是一座地狱。”他在写给苏沃林的心中说道。从此他更加关心政治，《第六病室》写于1892年，正是库页岛上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当时俄国的缩影。这一时期，俄国农奴制已开始解体，但苟延残喘的沙皇政府为了阻止这一进程更加强化了专制统治，正是由于时代处于动荡不安的变革之中，所以这个时期的俄国黑暗、腐朽、令人窒息。而契诃夫的描写看似荒诞，实则真实，勾画出一幅清晰而凝重的沙俄现实的轮廓，让读者对当时的黑暗社会有了形象而深刻的体会。

其次，契诃夫通过对人物遭遇的描述，尤其是对伊万·德米特里奇和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两个主人公的刻画，集中批判了主张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国国家机器的荒唐可笑。关在第六病室的五个人，被限制在狭小阴暗的病室里活动，“除了理发师以外，谁也不到厢房里看一看。病人们注定了一天到晚只看见尼基达一个人”。而尼基达是一个退役老兵，“严厉而枯瘦”，“气度威严、拳头粗大”，经常以维持秩序为由，粗暴地打他们。这些病人不但没有受到合理的治疗，反而还要遭到虐待和剥削，悲惨的生活日渐摧残他们的心灵，让他们成为行尸走肉。伊万·德米特里奇在这些病人中是独特的，他本是一个有理性、有见解、爱思考的知识分子，由于生活在那愚昧、昏沉、黯淡的专制社会里，内心长期受到压抑，精神忧郁苦闷，疑心重重，“觉得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在追他”，便患上了被虐狂，被关在了第六病室，受着非人待遇和压迫。可以看出，是社会将他逼疯的，他和那些病人都是社会的牺牲品。而伊万·德米特里奇认识到了这一点，当他清醒时和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辩论中，我们能读出他的反抗和挣扎，这是个狂人的形象，作者借他之口批判了专制社会的黑暗和恐怖，但也表达了他的希望：好的时代迟早会到来的。

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身上，作者表现了沙皇政府的残忍和恐怖，而在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身上，作者更多的是讽刺沙皇政府的腐败荒唐。安德烈·叶菲梅奇刚从大学医学系毕业分配到这个城里当医生，开始工作时勤勤恳恳，有正义感，对医院里的混乱情形和道德败坏看不惯，好提意见。可是时间一长，他发现一切照旧，从此，他感到了乏味，工作便日益懒惰，也变得庸俗起来。在和伊万·德米特里奇的谈话和平时生活中，他经常宣传托尔斯泰所向往的“自己内心的平静”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奉行托尔斯泰主义的忍受哲学，不去抗争。结果只因和伊万·德米特里奇谈了几次话，亲身体会到真实社会的无情和残酷后有了清醒的意识，便被同事利用，关进了第六病室，因抗议遭到尼基达的暴打后中风而死。他体现了俄国文学传统中“小人物”形象的典型性格，善良却软弱，明明意识到社会的丑恶，却没有勇气去驱除它，改变它，而是抱着消极态度，以至使自己由一个厌世者变为混世者，最后成为罪恶社会的牺牲品。对于他身上所体现的托尔斯泰主义，作者通过伊万·德米特里奇之口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态度:“好方便的哲学，不用做事而良心清清白白，并且觉得自己是大圣大贤。……不行,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也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托钵僧（注：沿街乞讨者）作风，浑浑噩噩的麻木。”指出了不抵抗论的荒谬。从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变化和遭遇中，契诃夫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强烈的批判：明明是有着清醒思想的医生，却被关进了疯人院；明明是在不正规的测试后被骗进疯人院，俄国专制政府的法律上却“明白地说着不经审判不能剥夺人的自由”。从这些荒诞的事件里，我们不难看出沙俄专制社会法律的荒唐，国家机关的可笑，专制社会的腐朽、黑暗，病态社会对人的摧残之深，因此《第六病室》的控诉是有力的，批判是无情的。

契诃夫的这种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对我国作家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第六病室》和《狂人日记》极大的相似性中可以看出。这两篇文章都是作者在对现实的考察反思后的产物，通过对当时真实荒诞的社会现象的描摹来批判专制政府的残酷和腐朽。

《第六病室》里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和《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都对当时的专制社会做出了病态的反映：一个是被虐狂，整天担心人家要来抓他，一个是迫害狂，整天觉得别人谋划着吃掉他。他们虽然都被恐惧折磨着，甚至发疯发狂，但他们都看清了当时生活的愚昧庸俗，社会的强暴冷酷，都不甘心处于被奴役被压榨的地位，他们奋起反抗，进行斗争，寄希望于将来。他们的批判都不是通过重要的大事、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和极富情节性的故事来体现，而是从生活中无聊的琐事、社会上不起眼的小人物和一些片段连缀成篇里去挖掘人性，反映现实，从而进行深刻而普遍的批判，有极强的艺术概括力。

总之，《第六病室》是契诃夫极富批判性的作品之一，是他创作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从《第六病室》起，契诃夫作品中对丑恶现实的暴露和批判明显增强，这从他以后的《农民》《出诊》《套中人》《醋栗》等名篇里可以得到映证，这里不再做相关论述。

作为创作期适逢托尔斯泰影响最盛的时候，契诃夫没有被托尔斯泰的文学浓荫笼罩住，而是不断求索，不断创新，开辟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和托尔斯泰并肩构成了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后的高峰。而《第六病室》，就是他探索创造中的起点之一。

从《第六病室》看契诃夫的思想转变

19世纪末的俄国思想界是极其混乱的。民粹派的失败使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俄国的第二次革命高潮被镇压下去,革命转入低潮。此时，各阶层人士都在急骤地分化。在解放运动中一直走在最前列并起过重大作用的俄国知识界更是动荡不安，面临巨变。他们在时代的潮流中，有的堕落变节投入反动势力的怀抱，有的彷徨动摇找不到前进的路标，有的苟且偷安堕入小市民庸俗生活的泥潭，但是也有的在苦苦地思考，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充分体现了俄国19世纪80年代的时代特征。而生活在这个复杂、黑暗又多变时代的契诃夫的思想也出现了摇摆，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知识分子该怎么做？契诃夫在他的《第六病室》中进行了思考。

一、拉京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早期的契诃夫

拉京是第六病室所在医院的院长，“他年轻时笃信上帝”，所以刚来医院时就吃惊于医院的混乱：医生们中饱私囊、病人得不到有效救治、医院卫生条件极差。年轻气盛的他本想励精图治，变法改革，可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能力的有限，并为自己的逃避找借口，把病人们遭受的痛苦视作理所当然。“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久而久之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正如畜粪变成黑土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好东西在它开始的时候不带有丑恶的成分”。“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人们去死呢？”于是，拉京就这样放弃了自己起初的社会理想，开始整日沉浸在自己的书斋之中，“他读很多书，总是读得兴致勃勃。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对病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工作常常交差了事，而除了读书，他每天都在思索着五花八门的形而上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之外，一切都无足轻重、没有意思……”就这样，久而久之他变得孤独、骄傲、不屑与平庸为伍。

不久后，拉京阴差阳错地来到了第六病室，在和格罗洛夫的交谈中，他更视精神为至上，认为只要精神高洁就无所畏惧，“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从上述拉京的言谈中，我们不难和“托尔斯泰主义”联系起来，即“勿以暴力抗恶”，力图建立在宗教道德基础上的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爱一切人，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使人类达到“最后的幸福”。所以一般认为，拉京就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代言人。

契诃夫早期也同样不过问政治。正如他在1888年10月4日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说的：“我心目中最神圣的东西是人的身体、健康、智慧、才能、灵感、爱情、最绝对的自由———免于暴力和虚伪的自由，不问这暴力和虚伪用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同年，他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艺术家不应当做自己的人物和他们所说的话的审判官，而只应当做他们的不偏不倚的见证人。”由此可见，这时的契诃夫与那个在书斋中整日思考形而上问题的拉京极为相似，是一位“托尔斯泰主义者”。

早期契诃夫的“托尔斯泰主义”信仰，在他1886年的作品《好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小说中薇拉的“勿以暴力抗恶”的观点把她的哥哥符拉基米辩得哑口无言。另外，他的《乞丐》《邂逅》《哥萨克》同样也是表现托尔斯泰思想的小说。

二、拉京的“疯”与契诃夫的“自我发现”

拉京医生一向被认为是早期契诃夫的化身，契诃夫书信和小说的显示，拉京身上确实有库页岛之行前契诃夫的影子。但身为“勿以暴力抗恶”的提倡者，拉京医生为什么会被抓进禁闭“异己者”的第六病室呢？

评论者普遍认为拉京医生被关进第六病室是因为俄专制社会的荒谬，如朱维之版《外国文学简编》里就叙述道，“拉京也被诬告为‘精神病人’关进了第六病室，照例遭到看门人的毒打。这时拉京才醒悟过来，认识到‘不抗恶’是错误的，但是为时已晚”。但拉京真的是因“诬告”而被送去了第六病室吗？抑或是他真的“疯了”吗？

在遇到格罗洛夫之前，拉京医生的世界是一个十分稳定体系，读书、喝茶、访友，过得平静自足。他此时的行为举止是符合社会规范的。然而在第一次与格罗洛夫交谈之后，他回到了家，“一直想着伊凡·德米特里”。就此，他稳定的生活开始动摇了，他爱上了与疯子格罗洛夫交谈。拉京在与格罗洛夫交谈之中对自己的信念是确信的，并时时指责格罗洛夫，如“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中您都能找到内心的平静”。表面上，拉京还是以前的他，但实际上，拉京已经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开始偏离人们认定的正常生活轨迹了，他最后迈进了第六病室，正是因为他“疯”了，而不是被诬告。

他的改变表现在几处。首先，“安德烈，叶菲梅奇发觉周围有一种神秘气氛。医院里的勤杂工、护士和病人遇见他时总用疑问的目光看他几眼”。得知医生爱与格罗洛夫交谈之后，常人肯定会觉得异样，然而这里的重点却是，一向不在乎他人眼光的医生，开始“发觉”异样的气氛了。第二，“他的同事霍博托夫来过两三次，他也建议戒酒，而且无缘无故推荐他服用溴化钾药水”。溴化钾药水是一种镇静剂，那么此时，医生的精神是否开始紊乱了呢？第三，上面派人来考察他之后，“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医学感到惋惜和悲哀”，那个对工作敷衍了事的医生变了。在他的稳定生活和精神被打乱后，他打算去旅行。但是，在一路上他都感到不安，他挑剔起他的朋友来，“医师走路，参观，吃饭，喝酒，但他只有一种感觉：讨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同时，也挑剔起了自己，“他照样不出旅馆，躺在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那些怎么也听不懂俄语的仆役的气”。他对朋友发怒，又常常陷入无处逃避的种种积郁之中，他问自己，“头脑和分寸跑哪儿去了？通情达理和明哲的冷静跑哪儿去了？”这时，我们不禁想起了医生先前对格罗洛夫说过的话：“在哪里都一样。”

医生种种怪异的行为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表面上试图用自己的理论指导格罗洛夫的医生，是否反而受到了格罗洛夫思想的影响，变成了和格罗洛夫一样的人？

人们通常是把格罗洛夫和拉京看作俄知识分子两种立场的代表者，也就是斯拉夫派和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但是这种看法却只是把拉京医生做了简单的归类，并没有看到他前后的变化。契诃夫在1890年的库页岛之旅后，思想发生了转变，他在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理性和正义告诉我，电和蒸汽机比贞洁和拒绝肉食更能体现人类的爱。”契诃夫就是在这之后渐渐否认了自己信奉的“托尔斯泰主义”。于是，人们也常常把拉京的人生哲学视作前期契诃夫的思想，把格罗洛夫的思想视作后期契诃夫的思想，把他们简单地分为“犬儒哲学和积极人生观”。但我们通过观察拉京的前后变化，我们又何尝不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契诃夫并不是简单把自己寄于两个人身上，而是寄于拉京一个人身上。拉京虽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向格罗洛夫靠拢，但他确实在无意识中改变了，是同契诃夫一样的转变轨迹。

三、契诃夫“自我决裂”的意义

彼得大帝的改革使沉默而古老的俄罗斯分裂。俄罗斯究竟是应该恪守斯拉夫传统还是向西方靠拢？这场争论在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仍旧不休，众多作家和知识分子都陷入了这场争论的漩涡。斯拉夫派的提倡似乎会让俄罗斯陷入贫穷和愚昧之中，但激进的改革却造成了俄罗斯整个文化的分裂，消极意义持续至今。而托尔斯泰的思想以及“托尔斯泰主义”显然也并非像我们之前理解的那样简单。因此，在此处讨论契诃夫的政治立场，再去评价他的选择对错并无多大意义。

契诃夫“自我发现”、改变自己所信奉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他那份自我决裂、走出自己执迷的道德的勇气。而在契诃夫的许多作品中，都是对“沉溺”“执迷”这样的精神状态的反讽，如《小公务员之死》《装在套子里的人》等，里面主人公的悲剧都是因为其病态地陷入自己的一种情绪和道德信仰之中。而至于拉京，虽然其最后的结局仍然是惨痛的，但不管他是作为“托尔斯泰主义”也好，早期契诃夫的化身也好，他都在往另一种生活状态发展，不再麻木不仁、故步自封，而是对生活有了知觉，开始不满足，但正在这时，他被送进了病房。他的死，或许是对他前期“不以暴力抗恶”哲学的残酷惩罚，也或许是契诃夫对开始转变的拉京以及格罗洛夫等人的质疑，所谓的革命者已被当作疯子，被关在暗无天日的病房内。这说明契诃夫“自我决裂”后并没有盲目地走向另一边，而正是这般的摇摆不定、这样的质疑精神才是契诃夫深刻的原因。

《第六病室》并不是简单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以及专制社会对人的压抑和迫害，契诃夫塑造拉京这个人物，描写他对自己信念的固守、摇摆以及最后的悲剧，不是在确认哪一种政治选择是正确的，而是在展现人的丰富以及人在有意或无意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决裂。这样看来，契诃夫的小说并非是要如托尔斯泰一样去探究人生与世界的真相，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对自己所执迷信仰和道德的沉溺与突破。正如他本人的经历一般，能在“自我发现”后突破自己，在质疑中走向深刻。

读后感：今天是训练营的第63天，今日小理论是：信任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