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变革和理论经济学研究探析
徐 宏
摘要：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经济学的进展和成果，以及如何应对国内外经济较大的变动等问题时，理论经济学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如经济危机、通货膨胀、CPl指数、体制转型、新农村改革、土地流转等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一些长期讨论的问题，如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贫富差距的扩 大、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方法及模式等问题，也在继续研究和进行争鸣。
一一《经济学动态》 2009(2):21-2
一、农村经济变革给理论经济学研究带来广阔的新领域
历尽种种曲折而发展着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到80年代初，仿佛突然遇到一系列太多太好的历史机会：党的工作重点的伟大转移；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等等。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深刻而又速的转折。农村的经济大变革，就是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下发生的。
在中国十四亿人口中，有十亿是农村的居民。仅仅这一点，就决定了农村的事情没有办好，中国的事情就不可能办好；农民贫困，国家就不可能富裕；农村停留在古代，中国就无法现代化。因此，农村经济变革肩负着的决不是轻易就能完成的重大使命。它不仅是农业管理形式的创新，也不仅是生产关系的一次调整。它要在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的严格约束下，启动中国农村传统生产方式向现代化方式的转化，并为建立具有相应机制的农村经济体制奠定牢靠的基础。这场变革响应的是现代化对中华民族的召唤。所以，它既不会面对艰难险阻而畏缩不前，也不会为初次成功而故步自封。但是，这一场农村经济变革目标的宏伟和内涵的深邃，并不是一开始就宣言式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它在实践上走在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并以一马当先、方兴未艾之势，不断为其他战线的改革提供启示和激励，并远远超出人们当初的预料。回顾历史，这种状况并不令人奇怪。一方面，农村联产承包变革的直接起因，大都是社员生产和生活过于困难。包产到户的揭橥之地，或“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或“山区、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①……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都是最唯物主义的实际问题：人的食物、牲蓄的草料、再生产的种子和肥料、救灾救荒等等。严峻的现实还不容许人们做太多的联想和推断；生活还建立不起“权宜之计”同现代化关联起来的复杂方程。另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农业问题被简化为只是为了满足工业和城市增长的需要；似乎必须首先完成民族工业化，才能有农业的发展前程。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则被简化为农业生产的管理，似乎农民问题在社会主义时代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由于历史的遗留和某些政策所形成的习惯，在我们的社会意识之中对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种种偏见妨碍着对农村经济变革作出哪怕是朴素的评价和判别。所以，尽管在农村大变革的当事人——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为选择适当的联产承包制形式有过许多激动人心的难眠之夜，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一场变革的发动毫不惊天动地。它差不多是“默默地”进行着，这也正是农村变革的魅力所在。事情仿佛突然越过某个临界点：包产到户要拓广；权宜之计要长久；家庭经营要普遍。先验模式被突破，“反常”事件大量出现②。大变革象潮流一样把许多人一下子卷入了漩涡。激烈的争论伴之以反复的调查，才明白我们过去对农村实在知之甚少。紧接着变革的进展就令人目不暇接：农民的积极性空前迸发；创造才能的多方面展现；承包制在各类地区的扩展；专业承包形式的创造；联合体的雏形；农民工的涌现；贸易的繁荣和交换的发达；新农村经济建设的产生；能人、资金、技术的流动和组合；农民科技兴趣的高涨；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成长；开发性经营的热潮。到处是生机的焕发，财富的增长，人才的涌动。新情况层出不穷。社会舆论关注农村，决策权重新移向农村③。新闻界、经济界、理论界、以至文化艺术界人士，关于新农村经济变革的发展和报导、调查以及歌颂和表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过去许多年。农村似乎成了高速反应釜。人们常常来不及对大量观察材料凝思细想、产生全新的思想和概念，新的实际变化又发生并推进了。农村变革仿佛就是要显示它的深刻性和彻底性。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后续变化早以越出了休养生息、权宜之计的限度，整个变革再也不能满足于困难时期的经济政策和形式的恢复；它要面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今天和明天，创造新形式，找寻新机制，形成新政策。这一切都需要以系统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农村经济变革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亿万农民创造性的实践，新的急迫问题的大量提出，这些都是理论经济学发展中不易多得的机缘。它的意义显然要大于开办十所经济学大学④。由此，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和探讨，有望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领域。
二、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要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变革
当人们希望运用理论经济学提供的认识框架（包括概念、范畴和规范）来把握规模极其宏大的新农村经济变革现实时，就会发现这件工作不仅受到感性知识不足的限制，而且还受到已有理论思维某些缺陷的约束。现在人们公认的理论明显落后于现实，那么不仅应当加强对实际材料的发现、收集、分类、概括和抽象，而且应当对研究现实问题的理论经济学作出适当的评价。后一方面的任务，同样繁重和重要。如果说我们的理论经济学还存在着不足之处，那么主要就是对经济活动如何运行的研究过于单薄。这不仅体现在理论经济学的成果形态上，表现为对运行问题阐述太少、概括不够，而且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偏见，即认为理论经济学根本无须研究经济的运行问题。新农村经济变革的争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迄今为止，比较具有理论色彩的说明，几乎都集中在农村种种经济现象的社会经济属性及其后果的问题上。不同见解往往只是相同问题的不同答案。倘若换一个问题，即讨论这些经济活动已经并将要如何运行，就会发现对立的答案常常趋于同样空泛的臆断甚至一致的沉默⑤。因此，当实践的发展跨越了为变革大造舆论的阶段而进入深沉的发展过程之后，当思维上把“是什么——为什么是”的问题转换为“怎样运转”的问题之后，传统的理论缺陷所造成的把握现实经济问题方面的软弱，才引起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代人的苦恼和思考。这里提出的问题似乎颠倒了顺序，在经济现象的属性尚未弄清楚之前，谈什么运行问题呢？谁在运行呢？比如包产到户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样大是大非的前提问题没有解决，你讨论它如何运行，岂不颠倒了问题的顺序。但这偏偏就是生活的顺序。包产到户的普遍化，并不是什么阐述性理论说明的普及之果；一系列指导农村变革的正确而富有成效的政策，也决不是根据“凡是”原则制定的。推进变革的真正秘诀，其实就是产量和收入，即凝结了劳动态度、经营才能、生产方式、交换法则、分配制度、社会关系等一系列因素在内的变革的物质成果⑥。许多陈旧的观念，并不是被批判倒的；大量过时的论点，也不是辩论输的，而是被急速进行的包产到户实践，当作无意义的问题搁置一边，不在有人理睬而收场的。变革之所以能够进行，就在于它有明显的增产增收之效。据调查，发现真正困饶农村变革当事人（农民和他们的干部）的，并不是那些空泛的关于大方向的指责，而是一系列由变革引起的非常具体的问题的实际解决。例如土地如何分包，增产与养地的矛盾如何统一，剩余劳动力怎样寻找出路，采用什么方式扶贫等等。正是这些问题的切实解决，才保证了包产到户可靠地站住脚跟，具有榜样的资格而引起广泛的连锁反应⑦。可见，变革作为动态发生过程，并不能预先提出一个稳定的经济现象来供人们做稳稳当当的定义和探讨。新现象、新形式最初差不多总是偶然出现的，其中只有真正解决怎么运转问题的那些部分，才能在宏观尺度上得到稳定。在稍纵即逝的选择关头，试图定性“是什么”之后再说别的，难免会丢失许多有重大意义的机会。从更深的层次思考“顺序”问题，我们还可以得到其他启示。当人们试图穷尽式地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中许多经济现象和形式“是不是社会主义”时，首先会遇到标准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必须肯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已经作出的许多科学的预见和说明，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⑧。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都是结合本国情况运用这些科学原理的结果。同时，三十年的实践也反复表明，用经典作家的经典论断，直接衡量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发生的每件具体事物，会遇到两个问题：〈1〉一般的科学抽象规定同丰富的具体之间，还隔着许多思维上的中间环节。谁也不能要求经典作家全部完成这些中间环节⑨。例如，在按劳分配原则同评工记分和联产计酬的具体形式之间，有着很多中间思维层次，关于这些中间层次的理论说明，在现成的书本上不可能找到。而没有对中间层次的描述、说明、分析和验证，抽象的一般规定就无法上升为具体。“脱节”式的评判本身就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⑩。〈2〉关于社会主义的最一般规定，本身还有待于进一步提炼、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1）‘’。所以，在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形态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关于它的最一般抽象事实上无法全部得到。许多现在试图构造关于社会主义一般经济理论体系的研究者，差不多迟早都会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分析，以对象的成熟为前提。所以，根本的困难在于无法制造出应当经常浮现到理论体系面前的社会经济主体。与其现在为作不出最一般的抽象而痛苦，不如首先下决心对具体发展形式作特殊的思考。历史已经证明，把某一种具体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误认为是社会主义最一般的抽象规定，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极其有害的。人们只能解决能够解决的历史任务，理论经济学并不例外。所以，理论经济学目前能做好的工作，似乎就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多种具体模式的存在条件、发展的症结问题和运行机制，以及调整和改革开放所可能遵循的方向。同时，也需要把不同模式的具体经验和形式加以互相比较，这些工作做得充分了，再谈论一般的“规律”乃至于“规律体系”或许更加充实些（2）。只有这样，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一般规定性即标准尺度，才真正能够得到提炼和发展，并成为人们把握社会主义丰富的具体形态的思维武器。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学家如果对具体的经济运行缺乏把握，那么他们建立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体系，必定不会有任何说服力。
三、理论经济学研究要适合农村经济运行规律
总而言之，研究经济怎样运行，绝非轻而易举。研究如何运行的问题不仅具有非常实际的目的，而且对理论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有重大意义。然而，工作的性质对理论形态本身提出了许多特殊的要求。
首先，这种研究注重发生过程。理论首先要大体弄清楚对象形态的存在条件、产生和发展的动态，沿革的特征和进一步演化的可能性空间。正如恩格斯所说，理论经济学即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3）。它无法把握没有时间过程的对象。与之相适应，这里不能缺乏最起码的历史感。
其次，这种研究以对经济运动的实感为前提。这里所谓实感，指的是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实感和整体感。因为即使是对具体模式作概括，也离不开必要的抽象（尽管如前所述，一下子也许还达不到最一般的抽象和概括），而任何抽象又总是整体的一个片面，总是从某一个角度对现实整体作出的缩写或简化（4）。这些抽象一旦脱离现实整体，就无法得到验证和修订，由此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终将不会有助于对经济运动问题的把握。
再次，这种研究高度重视经济机制。因为经济机制是比经济规律更具体的范畴，她往往要揭示几种经济规律共同作用下经济活动的运行机理，甚至要揭示偶然因素对经济运行的随机影响。经济机制的阐述也许形不成象经济规律那样单纯和条件的严格表达，但对运行问题的解决却更为重要。况且新的科学方法，已经为得出综合性的运动规律提供新的可能。因此即使目前还做不到对最抽象的规律进行刻画，也能够着手做研究经济运行机制的工作。
最后，这种研究不但认为必须联系生产力运动才能展开分析，而且力图把对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的非经济因素引如，这是政治经济学即理论经济学争论多年的老问题。但问题的根子恰恰出在理论研究的目标上，对于决心研究问题的理论经济学来说，从割裂而非统一的对象中是无法获得最必备的知识的。早在六十年代初，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理论工作者就这样写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造性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技术史、农业、化学诸如此类等等当时自然科学上最新成就的精神和态度，不能不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鼓舞。这常常使我们联想：对于研究对象的争论是否太多了。与其抽象地去争论研究对象，何妨不去多学一点与对象有关的科学认识？（5）”可惜，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呼吁在当时无法得到应有的响应和重视。历史的、政治的障碍已经转化为知识结构的陈旧以及更新知识结构的梗阻，今天的理论经济学再不能对这一点视而不见。对于农村经济的研究来说，把生产力同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统一起来研究的要求，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的主体在经济过程同自然过程的交织中运行，“纯生产关系分析”对此根本无所裨益。
因此，关于经济运行的研究，并不缺乏理论内容。它需要在求实的精神火焰中反复锤炼理论的思维，消除一切形而上学的玄想而从事难度很大的研究和探讨。理论经济学只有发动自身的变革才能把握农村的变革和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并不断从后者哪里汲取丰富的养料。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实践中的展开，从一个侧面为理论经济学确定了研究经济运行问题的目标。追随这个理论目标前进的路途虽不平坦，但时代告诉我们，值得我们为之付出辛勤的劳动，去从事探索和研究。
注释：
①②周其仁：《经济科学对“再现具体”的追求》
③④《经济科学》1993年第2期
⑤⑥⑦⑧罗镇齐：《试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农业生产的若干特点》
⑨⑩《新华文摘》1990年第6期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110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一107页
（5）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