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从晋朝以后，就以梅赜的版本为标准了。
《尚书》很难读。韩愈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但也有一些篇目，像《五子之歌》《汤诰》《说命》……等篇，比较浅显、好读。于是有人就觉得“画风不对”。
按说《五子之歌》的时代，在《汤誓》之前。《汤诰》、《说命》诸篇的时代，在《盘庚》之前，不应在前的反而易读，在后的反而难懂；《仲虺之诰》和《汤誓》同时，《武成》和《牧誓》同时，《周官》《君陈》和《多士》《多方》同时，更不应易读，一种难懂。
宋代的吴棫、朱熹就从这点开始怀疑。
吴棫（约1100-1154），字才老，是宋代古音韵学家家、训诂学家，时称通儒。宋徽宗政和八年（公元1118年）进士；高宗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添差通判泉州。吴棫精训释之学，但可惜他的著作都已佚散了。
他被公认为最早提出质疑古文尚书造假的。受他启发，朱熹也怀疑古文尚书造假，他也是从文体方面指出了古文《尚书》存在的问题，认为今文《尚书》的篇章都十分艰涩，而古文《尚书》反而相当平易，这是很不符合常理的。因为今文《尚书》主要依靠伏生背诵流传下来，伏生不应该只会背诵那些很难的篇目，而容易的篇目反而背不下来。但他不敢明确否定，只是说这里很古怪，并加以圆场。
元代的郝经、吴澄，开始明确指出这25篇是伪书。
明代的梅鷟，写了一部《尚书考异》，一部《尚书谱》，才明确宣布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是伪书。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也曾提及，但无特色的判断。
到了清代，《尚书》造假事件就更加清楚了。清代是一个把古籍整理搞得非常彻底的一个年代。因为清朝大搞文字狱，学者没法创作，精力又无处排遣，怎么办？整理古籍。于是学者就一部部地研究古代经典。梁启超说，这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阎若璩写了《古文尚书疏证》，一点点抠出伪古文尚书的来历。同时还有姚际恒《古今伪书通考》；两个人是分别著作，见面一聊，英雄所见略同嘛。
如何考证？就是把文字来源给找出来。举一篇为例子：
咸有一德
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乃陈戒于德。曰：呜呼！“天难谌”（见君奭），“命靡常”（见诗大雅文王，命上省天字）。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又非命下引太誓之文）。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监于万方，启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礼记缁衣引尹吉之文，暨作及，一作壹），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师，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见召诰，服上原有兹字），惟新厥德，“终始惟一”（见荀子议兵篇，惟作如），时乃日新。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俾万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绥先王之禄，永厎烝民之生。呜呼！“七世之庙，可以观德；万夫之长，可以观政”（改易吕氏春秋谕大篇引商书之文）。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无自广以狭人，“匹夫匹妇”（见论语宪问篇、孟子万章下），不获自尽，民主罔与成厥功。
还有惠栋《古文尚书考》、程廷祚《晚书订疑》、崔述《尚书辨伪》等，基本上确定古文尚书是造假的；注疏家也都把今文和古文分开。如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学者是这么认为的。但当时的科举考试，还是用的蔡沈的本子和注解，多数人还是认为古文《尚书》是真货。当然，今天的人也还有人认为，古文尚书很可能是真的。毕竟真正的《尚书》，谁也没见过，你凭什么就说人家造假呢？
说来也巧，还真有这么个历史的“彩蛋”，给伪古文尚书“补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