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与历史相关的书，会感受到难得的平静。
《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01》
序——《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介绍了钱穆出于怎样的缘由，写成了《先秦诸子系年》这一书。做学问(事)时、功夫中的功夫、基本中的基本，不愿做不能做，就会导致过程中的输出流于意气、草率。
钱穆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是他对于什么是“通史”提出了当时系里其他人没想到的深刻认识。
“通”，《史记》中所说的“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的《史记》包纳了两千多年，如此漫长的时间中发生过那么多的事，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如何收集两千多年来留下来的种种资料，而在于如何从庞大的资料中进行有意义的选择，从中选择什么，又放弃什么。
关键在于“有意义”。只是将所有材料排比出来，呈现的势必是偶然的混乱。许多发生过的事，不巧没有留下记录；留下记录可供后世了解的，往往琐碎零散。更重要的是，这些偶然记录下来的人与事，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呢？如果记录是偶然的，人与人、事与事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那为什么要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