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社会学想用一种简明的方式表达现代与中世纪的对立，它可以作如下尝试。中世纪的人被束缚在一个居住区或者一处地产上，从属于封建同盟或者法人团体；他的个性与真实的利益群体或社交的利益圈融合在一起，这些利益群体的特征又体现在直接构成这些群体的人们身上。现代摧毁了这种统一性。现代一方面使个性本身独立，给予它一种无与伦比的内在和外在的活动自由。另一方面，它又赋予实际的生活内容一种同样无可比拟的客观性：在技术上、在各种组织中、在企业和职业内，事物自身规律越来越取得统治地位，并摆脱了人格化的特点，力求赋予自然以客观规律性。这样，现代是主体和客体相互独立，从而两者都完完全全地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要说明的就是这种分化过程的双方怎样受到货币经济的影响。
从德国至中世纪盛期的历史看，人身及其财产的关系，表现为两种独特的形式。在古代，存在一种土地所有制，它是一种对人身的占有，这是它应有的权限，它来自个人对其市场居住区的人身依附关系。土地所有制的这种人身性早在10世纪就已经消失了，相反，这时所有的人身权利都取决于对土地的占有。不过，两种形式都保持了人和占有之间的紧密的地方性联系。比如，在封臣的隶属民组成的村社中，占有一整块胡符（Hufe）的土地，就使这个人在村社中拥有完全的成员资格，在这里，人身上属于村社，但却在村社外拥有一块胡符土地的人，就象没有土地一样。相反，在劳役租佃区土地中占有一块地产，但人身上却不属于该区的人（自由人、市民、法人团体等），必须雇佣一位代理，他在人身上效忠土地的封建领主，并承担村社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货币经济瓦解了自然经济时代所有的人身与物权关系之间的这种相互联系。任何时候，货币经济都导致在人和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的事物之间出现了货币与货币价值这种完全客观的、自身无任何性质可言的媒介。货币经济在人和财产之间造成了一段距离：它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一种被中介练习起来的关系。它使人身的因素和地方的因素原先那种相互关联发生分化，从而今天我人在柏林，却能从美国的铁路、挪威的药铺和非洲的金矿获取收入。今天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这种遥控的占有形式，只有当货币出现在财产和财产所有人之间，同时将二者分开和关联起来，才有可能。由此，货币一方面制造了一种渗透到所有经济活动中的前所未有的非人格性，另一方面创造了一种同样提高了人格的独立和自主。人身与村社之间的关系，其发展情形与人身同财产的关系相似。中世纪的法人团体将整个人包括在其中；织布工人的行并不是仅仅保护织布工人的利益的个体组成的联合体，而是涉及行业，社交、宗教、政治和其他诸多方面的生活共同体。尽管中世纪的联合体是围绕行业利益形成的，但它的存在仍然完完全全地直接体现在其成员身上，而成员也完全地融入其中，没有自身权利。和这样的统一形式相反，货币经济是无数新型的联合体成为可能，这些联合体要么只要要求其成员缴纳货币款项，要么就是以纯粹的金钱利益为出发点。由此，一方面，联合体的各项程序才有可能完全就事论事（Sachlichkeit），具有纯技术特征，并摆脱人格色彩。另一方面，主体从限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他现在不在作为完整的人格，而主要通过支付和收取货币同整体练习在一起。自从可以将每个成员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表现为货币，这种利益就像一个绝缘层，插入联合体的客观整体和个性的主体整体之间（如同插入财产和财产所有者之间一样），为双方提供了新的相互独立性和增长能力。这一发展的顶峰就是股份公司，它的运行相对于股东是完全客观和不受后者影响的，后者自己绝对不是自己的人身，而是只用一定数量的货币参与到这个联合体。
这种非人格性和无色彩性是所有专门价值相对的货币所特有的，而且随着文化的发展，这种特性还肯定会不断得到提高，因为货币不得不用来支付数量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多样的事物。正是因为这种非人格特性和无色彩性，这种无特性，货币才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货币以此使得在其他方面都强调彼此的分歧和保留的个人与团体的行动能够协调起来。这样，勾划出了一条贯穿联合体涉足的生活内容的全新路线。我只举两个例子，我觉得这两个例子清楚地表明，货币可以确定利益统一和利益分离之间的细微界限。1884年后的法国，同一行业的工人联合会组成辛迪加，每个联合体都将自己的共同基金上缴给辛迪加，从而形成了共同的存储金。存储金的产生尤其使大宗采购、提供贷款等成为可能。但是辛迪加的目标根本不是将合伙的联合体结成唯一一个组织，而是每个联合体都应该有自己特别的组织。因此，这种情况非常能说明问题，因为那时候的工人受到一种组成联合体的真正热情所驱使。如果他们明确拒绝这种非常自然的联合方式，他们不愿意结合在一起必然有充分的理由，而同时这些理由有促使他们的利益能够统一在他们建立的那种有纯粹的货币构成的共同基金中。另外，如果不是一味货币的客观特征使捐助者的信仰区别模糊不清，阿道夫协会（Gustav-Adolph_Verin）这种支持受到压迫的新教教区的大集体就不可能成功；本来是不可能动员路德信徒、改革教会派和一体论派从事其他共同事业的，但当他们现在这个共同事业成为可能时，这个事业便成了最理想的粘合剂，并强化了所有人的共同归属感。可以这么说：工会联合会，这个中世纪闻所未闻的组织，这个可以说以非人格的方式将个体统一起来行动的组织，只有通过货币才能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货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至今为止唯一的可能性，在完全不考虑个性和特别之处的前提下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结合形式，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完全不言而喻的，但它却体现了文化所经历的一种最巨大的变化和进步。
因此，如果人们要抱怨货币流动造成人们的分歧和疏离，他们不应该忘记如下内容。货币必须要能够交换，并保持确定的、具体的价值，货币在同一经济圈的成员之间创造了一种十分强烈的纽带。正是因为货币不能直接消费，它向人们指示了其他个体，从他们那儿可以用钱换到真正能消费的东西。和古日耳曼的自由民或后来的农奴相比，现代人依赖的供货人和货源，其数量是无可比拟的。他的生存在任何时刻都依赖于上百个受金钱利益驱使的关系，没有它们，他就像有机物的一个肢体，被排除在体液循环之外，几乎无法继续生存。
对现代生活的这种交织和并生关系起作用的，首先是我们的劳动分工。在实物交换的状态下，劳动分工显然不能超越最简陋的开始阶段。只要千差万别的东西和品质还没有共同的价值尺度，单个产品又怎么能相互衡量价值呢？只要还没有交换媒介，不能结算彼此差异，将所有其他产品兑换成交换媒介，并能将交换媒介兑换成所有其他产品，交换又怎能顺利进行呢？货币使生产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必然将人的联系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为他人劳动。只有所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全面的经济统一体，这样的统一体补充了个体的片面生产。最终是货币，它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许多联结。在被行会浪漫主义夸耀的，封建协会或者武断意志一统天下的时代也存在联结，它们根本不能和前者相比。
最终，货币为所有的人创造出一种广泛的共同利益水平，在自然经济时代绝对达不到这种水平。货币为直接的相互理解提供了基础，为方向提供了一致性，这种一致的方向肯定在对一般而言人的东西进行调整方面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这样的调整在自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社会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好和在罗马帝国的文化中起的作用一样，罗马帝国当时就完全浸润在货币经济中。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货币在自由和结合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崭新的关联。但同样，货币也在它造成的结合的迫切性和不可避免性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这产生了特殊的后果，为个体性和内在独立性打开了一个特别广阔的活动空间。在以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虽然只有少数的人相互依赖，但就具体的人而言，这些少数认识明确和固定不变的，而我们今天对供货商的依赖虽然要大得多，但是可以经常和随意地更换具体的供货商：我们队每一位确定的人的依赖却小的多。正是这样一种关系肯定会产生强大的个人主义，因为人们彼此疏远，迫使每个人只依赖自身，这样导致的并非同他人隔离，而是同他人联系，不管这个人是谁，这是他人的匿名性，却对他人的个性采取无差异的态度。在以前的时代，每一种同他人的外在联系同时都打上了人身特征的烙印。我们对现代特征的概括是：货币制度能够使人的客观经济活动同他的个人色彩、他真正的自我出现一种更明确的分离，现在这个自我能够完全退出那些关系，并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注字节最深邃的内在的层面。
现代文化之流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奔涌：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却倾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的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能够为个体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
后一种结果还需要我们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劳动成果可以体现为货币，并用货币来支付，这种特性历来被看做人身自由的一种手段和支持。古代罗马法规定：承担某种义务的人，可以拒绝以实物的方式履行，改由货币支付其价值的方式来偿付这种义务，哪怕这样做有悖于有这种权利的人的意愿。这就提供了这样的保证：用金钱可以买下所有个人的义务。有鉴于此，人们将这样的规定称为私法领域有关人身自由的大宪章（Magnacharta）。农奴的解放经常朝着同样的方向。比如中世纪庄园的附属手工业者，他们常常以这样的方式获得自由：他们的服务首先受到限制，然后固定下来，最后转化成上缴金钱的方式。英国的伯爵领地从13世纪开始允许用支付金钱的方式来代替当兵和做工人的义务，这就成为迈向自由的强有力的进步。在约瑟夫二世试图解放农民的法令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农民可以而且必须用进贡金钱的方式免除徭役和实物缴纳租税。用钱税的方式来取代义务，这立即将人身从那种义务加在他身上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人不再要求直接的人身行为，只是要求人身行为的非人身结果。在缴纳钱税的过程中不再需要人身（个性），而是另外的东西，他不再同个体有任何内在的关系。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用金钱代替义务的方式也会起到压迫人的作用。剥夺雅典同盟者的权利是这样开始的：他们用向雅典支付金钱的方式赎回他们此前一直分担的船只和船员的份额。然而，他们种免除个人义务的表面解放，必须放弃自己的政治活动，放弃只有在履行某种特定义务，采用真正的人力才能要求的重要性。当货币经济扩展时，这一点常常为人所忽视：在人花钱免除的义务中，还有权利和重要性，人们将这些较少受到注意的东西同那些义务一起放弃了。收钱和销售如同上述的交钱，也与同样的双重结果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人们认为将一件拥有物转换成货币是一种解放。借助于货币我们可以以任何一种喜欢的形式享受事物的价值，而以前，价值只能固定在一种形式上；钱在口袋里，我们是自由的，有多少次同样也意味着生活的空洞和缺乏实质的生活意义！因此，还是上个世纪的那次立法，规定农民可以用缴纳金钱偿付自己的劳役，尽管它也禁止主人强迫农民采用缴纳钱款的方式。但如果主人以合理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下后者对田地的权利（以便增加他的地产），虽然看起来农民并未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是对农民而言，就在这土地中，还存在着跟单纯的财产价值完全不同的东西。对他来说，意味着他可能从事有用的工作，这是他利益的一个中心点，一个指明方向的生活内容。一但他不拥有土地，而只拥有体现土地价值的金钱，他就失去这个生活内容。上个世纪经常让农民采用缴钱的方式，这虽然给农民一种暂时的自由，却剥夺了他拥有的那些无法估价、但却给自由以价值的东西：个人行为的固定对象。这又是一种置于金钱之上的文化（如雅典后期、罗马后期和现代世界的文化）令人担忧的事情：由于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以用金钱来支付，可以永久金钱来获得，这又是一系列变动现象的稳定因素，所以人民甚至常常忽视：经济活动的对象还有不能用金钱来体现的方面。人们甚至太轻易的就相信，能够在货币价值的形式中找到这些对象确切的、完整的等价物。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令人疑虑的特征，不安与不满的深刻根源。由于货币经济的原因，这些对象的品质不再受到心理上的重视，货币经济始终要求人们依据货币价值对这些对象进行估价，最终让货币价值作为唯一有效的价值出现，人们越来越迅速的同事物中那些经济上无法表达的特别意义擦肩而过。对此的报应似乎就是产生了那些沉闷的、十分现代的感受：生活的核心和意义总是一再从我们的手边滑落；我们越来越少获得确定无疑的满足，所有的操劳最终都毫无价值可言。我并不想断言：我们的时代已经完全陷入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但是我们的时代正在接近这种状态，而与此相关的现象是：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对纯粹计算多少的兴趣正在压倒品质的价值，尽管最终只有后者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事实上，鉴于事物自身与对任何东西都起作用的交换手段等价，事物本身也贬值了，丧失了其更高的意义。金钱是“低俗”的，因为它是一切的等价物，任何东西的等价物。只有个别的才是高贵的；对许多人来说是相同的东西，即使对这些人中最低水平的人也是一样，因此也把最高的东西拉到最低的水平上。这就是任何一种夷平过程的悲剧：这一过程直接导向了最低因素的位置。最高的因素总是能下降到最低因素的位置，但最低因素几乎从不会上升到最高因素的位置。这样，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因此，语言有权利称这些十分特别和不同凡响的东西为“无价”的（unbezahlbar）。我们富裕阶层的“麻木不仁”（blasiertheit）不过是这一事实的反应心理反映。因为他们现在拥有了一种手段，尽管它千篇一律，但他们用这种手段可以换取各种各样的东西，换取最特别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问题越来越被“值多少钱”的问题所取代，所以才必须越来越恢复对事物与众不同和别具一格的魅力的细腻感受。这正是所谓麻木不仁态度的体现，即人们对于事物的微妙差别和独特性质不再能够做出感受同样细微的反应，而是用一种一律的方式，因而也是单调无味的，对其中的差异不加区别的方式，去感受所有的一切。
金钱买到的东西越多，金钱就越具有这种特征。正是由于金钱的这一特征，随着文化的发展，金钱也就失去自己以前在某些较高层次关系中拥有的作用：比如罚金的范围缩小了。古代德国的法律允许用金钱抵偿最严重的罪行，直至谋杀。教会从7世纪开始就可以用金钱来赎罪，而现代法律将金钱处罚限制在相对较轻的违法行为的范围。这一事例并不是否定了金钱已经发展形成的意义，而是支持这一意义：正是因为金钱现在可以购买如此众多的东西，并因此变的没有色彩，没有特点，它不能在用来补偿那些非常特别的、纯属例外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会碰到个人内心深处的本质东西。并非由于不顾人们可以用金钱买到一切的事实，而正是因为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金钱才停止清偿道德——宗教方面的要求（以往教会的处罚的基础）。在这一点上，历史发展的两条主流以特有的方式汇聚在一起。如果说原始社会的谋杀可以用金钱来抵偿，这一方面意味着：对个体价值的强调，对个体价值不可比较和不可替代的感受，与后世还无法相比，在后来的时代，个体更坚决地，以独特的方式从群体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金钱还没有如此不加差别的对待事物，还没有远离所有的品质上的意义。人与人之间日益加剧的分化与同样日益加剧的金钱的无区别性汇聚在一起，才使人们不再能用金钱来抵罪。
如同金钱因其等价兑换的事物的增加而日益磨损，遭到破坏，处于支配地位的货币制度的第二个特别重要的结果也具有类似的倾向：人们将货币——一种获得其他物品的纯粹手段——看做一件独立的物品；货币的整个意义只是作为过程，只是作为通向最后目标和享用的一系列步骤中的一个环节，如果在心理上这一步骤中断在这一环节上，我们对目标的意识就会停留在金钱上。大多数的现代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做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的所有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目的。而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会无数次的出现那种致命的无聊和失望，这在那些攒下一笔金钱后退休食利的商人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在促进价值意识集中在金钱身上的那些环境中不再存在之后，金钱自己就暴露出作为纯粹手段的特征，即生活一旦只关注金钱，这种手段就变得没有用处和不能令人满意——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
目标为手段所遮蔽，是所有较高程度的文明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和主要问题。这种文明的本质在于：与原始的社会关系不同，人类的愿望不再是简单的、近在眼前的、用直接行动能够实现的愿望，而是逐渐变得如此困难、复杂和遥远，以至于它们需要对手段和设备进行多环节的建设，在作准备步骤时进行多层次的迂回。在较为发达的社会关系中，一步几乎不可能到位。这种文明不仅仅需要一种手段，而且在这种文明中，这种手段的获得本来就经常难以一下子实现，而是还需要许多手段，这些手段彼此相互支撑，最终汇聚为最后的目标。但是，越这样就越容易导致这样的危险：陷身于这些手段的迷宫中并由此遗忘了最终目标。因此所有生活领域的技术（也就是说纯粹手段和工具的体系），越是交织在一起，越富有高度的艺术性，越是划分成很多环节，它就越来越被看做是仅凭自身就能令人满意的最终目的，而人们的探究也就此止步。这就是所有的外在道德稳固性的缘由，这些道德规范本来只是实现某些确定的社会目标的手段，现在却被认为具有内在的价值的东西继续存在，而它也能为自己的要求找到支持，尽管它要实现的那些目标早就被人忘记或者成为幻想了。现代，尤其看起来是在最近的阶段，浸透着焦虑、期望和没有解除的渴望的感觉，好像最重要的、终极性的事情要来了，那就是生活和实物的真正意义与中心点。这当然是手段剧增在感觉上带来的结果，我们复杂的生活技术迫使我们在手段之上建筑手段，直至手段应该服务的真正目标不断地退到意识的地平线上，并最终沉入地平线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金钱。一种只作为手段才有价值的对象，以如此大的能量，如此完整、如此成功地将生活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或表面上）都化为这样一种仅凭自身就能令人满意的追求目标。
通过金钱可以获得的对象范围大大增长，这使得金钱获得了中心的地位，它将光芒照射到现代生活的许多具体特征中。金钱使个体完全满足自己愿望的机会近在咫尺，更加充满诱惑。仿佛有可能一下子就获取完全值得追求的东西。金钱在人和他的愿望之间插入了一个中介阶段，一种缓和机制。凭借金钱这种手段可以获得数不胜数的其他东西，就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好像我们比以往更容易获取所有这些东西。但是，随着对幸福的接近，对幸福的渴望也不断增长。点燃我们最大的渴望和激情的并非遥不可及和禁止我们涉足的东西，而是我们暂时没有的东西，特别是当我们对它们的拥有日益接近的时候，正如通过货币组织所产生的那样。现代人对幸福的巨大渴望，即如体现在叔本华身上，也同样好不逊色的体现在康德身上，正如它既体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兴起的美国模式（Amerikanismus）中，也体现在社会民主制中。这种渴望显然受惠于货币的力量和它造成的结果。各阶级和个体之所以能够发展形成现代独具的“贪婪”（人们可以诅咒它，也可以将它作为刺激文化发展的动力欢迎它），是因为现在有了一句可以用以概括一切值得追求的目标的通用语。有了一个中心点，它就像神话中有魔力的钥匙，一个人只要得到了它，就能获得生活的所有快乐。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意义深远的结果：金钱变成了这种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从原则上讲人们任何时候都能追求这个目标，这与许多人们始终渴望的目标大相径庭。对于许多的目标来说，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它们的。这一结果就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刺激，现在他有了一个目标，一旦其他目标给他空间，它就会像电阻部件一样出现，而且这个目标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存在在那里。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施莱尔马赫从基督教角度强调：是基督教率先使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成为一种持续的精神状态，以前的信仰形式却将宗教情感同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联系在一起。同样，对金钱的渴望就是在现行的货币经济中展现的这样一种持续的状态，因此，心理学家完全会注意到，人们经常抱怨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当然心理学家也只能止步于此，来揭示两种想法之间的重要关系，因为只有心理学有权威做到不亵渎神明。上帝观念的深刻本质在于：世界的万物和矛盾都在这种观念中获得了统一，根据库萨的尼古拉——中世纪末期那位古怪的现代圣灵——的美妙措辞，上帝观念是对立的协调。存在的一切陌生与不可调和，在存在中找到了它的协致和和谐，从这种思想中发展出和平，安全和情感无所不包的丰富性，这些属于上帝观念的一部分，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上帝的观念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金钱在其影响范围内产生的感觉，在心理上与此相似。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它成为一个中心，在这一个中心处，彼此尖锐对立、遥远陌生的事物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并相互接触。所以，事实上也是货币导致了那种对具体事物的超越，是我们相信金钱的全能，如同信赖一条最高原则的全能，那就是：在任何时候它都能为我们提供这种具体的、较低的东西，彷佛它能将自身转换成这种东西。这种相信价值交汇在金钱身上的信念，在纯粹心理学方面，也可以说是形式上，包含着与上帝观念类似的地方，它更深刻地证明了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上帝这种抱怨。
从同一个源泉产生了现代人的取向不同，相距甚远的性格特征。货币经济使日常交往中持续的数学运算成为必要。许多人的生活充斥了这样的事情：对价值进行确定、衡量、计算，将质的价值化约为量的价值。这当然有助于形成现代社会从理智出发、勤于计算的性质，它同以往时期更容易冲动的、整体取向的和从情感出发的特征相对应。运用货币来估价，教会人们分毫不差地确定和指出每一种价值的价格，从而使大得多的精确性和明确的界限确定无疑的进入了生活内容。当事物还通过彼此的直接关系进行推算，而没有折合成金钱这个公分母，在那里就会出现许多去零的粗略估算，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进行交换。随着货币体制的扩展，生活的经济关系也相应的日益准确、明确和精确，这些特征也影响到生活的其他内容，当然这并不利于生活方式形成宏大的风格。日益使用小额货币，既表明了货币经济的扩展，同时也产生了同样意义的效果。1759年前，英国银行没有发行过低于20磅的纸币，子1759年之后，面值才降到5磅。更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1844年前，英国银行的纸币平均要流通51天，然后才会兑换成小额钱币。到了1871年，于此相对，只需要流通37天就会兑换成小额钱币，在27年内，小额钱币的需求量增加了将近四分之一。每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有小额钱币，用它可以随时购买各种各样的小件商品（常常是在暂时的诱惑的驱使下）。这样的事实肯定会促进工业的发展，而工业也依靠这样的可能性来生存。这一点，以及一般来说可以将货币划分成最小数额的可能性，肯定导致在现代生活的外在形式，尤其是美学形式上，形成小巧的风格，导致小东西的数量不断增多，我们就用这些小东西来装饰自己的生活，货币体制的扩展，和怀表的流行结果类似，是人的外在关系一丝不苟、精确无误，但在伦理领域，内在意识却没有产生与之相应的发展。相反，由于金钱具有非常客观和中性的特征，能够以毫无引起内心波动的同等方式面对最高级和最低级的行动，很容易产生放荡不羁或肆无忌惮的行为。在另外一些情况中，这些行为之所以没有发生，也只是作为纯粹的金钱行为，它们经常受到交换对象的固有结构，受到参与交换的行为人之间的个人关系的限制。这样，在别的方面个性诚实正直的人，却可能参加欺骗性的“坑人”。比起在其他关系中所做的道德上令人生疑的事情来说，许多人在纯粹金钱事务方面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更加模棱两可。在这些事物最终获得的结果——金钱——身上，看不出任何它们来源的痕迹，而其他财富和境况，以为更加独特，性质上有所差别，无论在客观上，还是心理上，都能看出它们的来源。人们可以更加清楚的从这些财富和境况中看出它们的来源，它们也更能让人想起它们的来源。如果相反，行为首先汇入货币的汪洋大海，就再也无法将它从中辨认出来，从货币的汪洋大海流出的东西也不在带有流入的东西的特点。
从货币流通的这些具体结果身上回过头来，我在结尾是想就货币的流通同我们文化中更深层次的特点和动机的关系作出一个非常一般性的讨论。如果有人打算贸然地运用一个简单的表达方式概括现代生活的特征和庞大规模，这个表达方式肯能是这样的：认识的、行动的、理想构成的内涵，从固著的、实质的和稳定的形式转化成发展的、运动的和易变得状态。每一次观察我们眼前发生的那种生活内容的命运，都显而易见的发现生活内容形态的线条：我们放弃了与一切发展相对立的无条件的真理，乐意让我们的认识能力经历不间断的改造、衍生和修正，因为这正是所有领域始终强调经验植物的意义所在。对我们来说，有机体的种类不再需要考虑创世的永恒思想，而是把它们看做一种无止境的追求的进化经历的环节。下到最低的无机物，上至最高的精神状态，都贯穿了同一种趋势：现代自然科学教导我们，物质的僵化将分解为最微小的粒子永不间歇的旋转。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以前时代超出一切变化和矛盾所建立的统一理想，都依赖于历史条件，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社会团体内部，类似种姓义务和等级义务，以及传统的僵化都日益被打破（无论这样的结果是好是坏），个性可以根据生活处境的多种多样来发生变化，从而反映出事物实际上是“一切皆流”。金钱支配参与了生活这个巨大统一的过程（现代的精神和社会文化使这个过程与中世纪和古代截然对立），在金钱支配上担负了生活的这一过程，而在生活的这一过程上又负载金钱的支配。事物在一种完全没有色彩的、不具任何专门意义上的规定性的交换手段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等价物，它们任何时候都可以兑换成这样一种等价物，因此事物在某种程度上没磨光、磨平，它们粗糙的表面日趋平滑，不间断的夷平过程在事物之间展开，它们的流通、给予和接受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经济时代的速度进行，越来越多的东西，看起来置身于交换之外，实际上却别卷入永不间歇的交换直流。我所想到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自金钱支配以来地产的命运。它从稳定到不稳定的变动过程是整个现代世界图景的特征，和货币经济一起把持了经济世界，而经济世界的命运作为生活的这一运动过程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整个过程命运的一个象征和一面镜子。
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一种像货币经济这样的现象，尽管看起来纯粹服从自身的内在规律，实际上却遵循了调节同时代的整个文化运动的同一节奏，这一节奏甚至控制了相去甚远的领域。和历史唯物主义（它认为整个文化过程取决于经济关系）不同，考察金钱给我们的启示是：虽然从经济生活的构成出发，确实对时代的心理状态和文化状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构成本身的特征确实来自历史生活巨大的统一潮流，这一潮流最终的推动力和动机仍是神圣的秘密。如果这些形式上的相似性和深刻的内在联系促使我们将货币体制与我们文化中的所有成果看作同一树根生长出来的枝条，那么，面对精神物品和情感价值的保护人就贪财和货币制度的毁灭作用提出的责难，人们可以从中获得一点安慰。我们的认识越接近那个树根，我们就越清楚的看到货币经济与我们文化的阴暗面，同时也看到我们文化最精微和最高贵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货币体制如同一切伟大的历史力量，可能与神话中的矛相似，这种矛能够医治由它刺破的伤口。
——西美尔《货币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