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登基。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杀掉商鞅，以报当年羞辱之仇。此时商鞅57岁，变法大成而位极人臣，大破魏国收复失地而武功盖世，受赐商於十五邑，号称“商君”，正享世间荣华。

商鞅之死

一切来得太突然，五个月前商鞅还很骄傲地问去见他的士人赵良：“子观我治秦，孰与五羖大夫贤？”五羖大夫是当年辅佐秦穆公实现霸业的百里奚，商鞅已经飘到自比于古之圣贤了。此时赵良警告说：“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但“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资治通鉴》记载，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公子虔是何许人，为何要急急弄死商鞅？当年商鞅在推行变法的时候，太子犯法，商鞅就对太子的左右助手公子虔和公孙贾用刑，以示惩罚。公子虔后来再犯法，又被商鞅处以劓刑（挖掉鼻梁），八年不敢出门。这完全打破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规矩，直接对秦王公室贵族用了刑。以公子虔为首的秦国贵族阶层可谓对商鞅恨之入骨，秦孝公尸骨未寒就迫不及待杀掉了商鞅及其全家，还不解恨，把他的尸体拖到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也就是五马分尸了。

43年前，在楚国位极人臣，同样推行变法的吴起也是一夜间从最高位跌落惨死。“楚悼王薨，贵戚大臣作乱，攻吴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击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楚悼王一死，贵族就作乱把吴起射死。他们恨吴起恨到楚王的尸体都不顾了，与公子虔恨商鞅如出一辙。

秦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但没有取消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让秦国变成了一个大的兵营，每个秦人都变成了战士，而秦王高高在上，大权独揽，将驾驭这架战车在随后的一百年里碾压整个华夏。

从商鞅和吴起之死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变法对贵族阶层的冲击有多大，以至于没有王的支持，他们就立即被贵族势力所诛杀了。因为他们的变法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颠覆性地重组，而这样的重组彻底埋葬了传统的贵族阶层。

那么这样的变局何以会发生？

社会之变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在泓水北岸迎战楚成王的军队。当楚国军队渡河一半时，大臣目夷劝谏宋襄公，“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但不听，认为这不符礼仪，不符规矩，胜之不武。等到楚军渡完河，整列了军队，宋襄公才发令进攻，但此时机会已失，宋军大败，襄公伤股，史称“泓水之战”。

泓水之战虽然规模不大，但这个事件却标志着从周朝建立起来的诸侯国之间的游戏规则开始崩塌，宋襄公也因固守规矩而千百年来为人耻笑。武林高手不打摔倒的对手就受人尊敬，宋襄公不打还没准备好的对手就招人耻笑，同样的精神却有迥然相反的评价，对宋襄公确实有点不公平的。怪只能怪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从比武切磋开始变成了生死存亡的搏斗。生存面前礼仪就变得可笑了。这其实是贵族精神的消亡。

我们先看看春秋中原的诸侯国的内政和外交是什么样的状态。很多历史学家用“城邦林立”来形容这个时代的诸侯国的状态。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将国土分封给诸侯，大部分诸侯是武王同宗的姬姓诸侯。每个诸侯国其实是一个城邦，控制的土地极其有限。比较大的国家，诸侯就把地再分封给大夫阶层，例如晋国的赵魏韩。一言以蔽之，当时的国家管理制度就是分封制，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都是独立的城邦，城邦之间是等级化的同盟附属关系，最顶端就是周国。在文字和竹简没有普及的年代，官僚制的文官行政管理是不太现实的，每个诸侯能够管理的土地极其有限，所以分封制应该是最优解。

从军事和外交方面来看，用青铜器制成的武器及战车极其昂贵，不可能用以武装普通民众。战争就变成了贵族的事情，再加上这些贵族虽然分封到全国各地，但共享同一个文化、同一个礼仪和同样的行为规范，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对方，军队也就成了“成列而鼓”的“礼仪之兵”。退一步讲，就算把对手消灭，抢过来的城也没能力直接管理，只能再次分封。所以我们从史书上看到的战争规模都很小，而且也不血腥，不会出现像白起坑杀40万赵卒的事情。

但楚国一旦加入到战局，世界格局就会被扰乱。楚国是蛮夷之邦，楚王与中原的诸侯不属于同一个文化，自然楚国就不会按规则出牌，打乱了整个游戏规则。但比这个更致命的是技术的发展让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首先是铁器及畜力的普及。锋利的铁器使得人们可以大量砍伐森林，开拓耕地，人口开始急速增加，城市也开始激增。如何处置这些新增的人口和土地成为摆在诸侯面前的课题。

再则，文字开始在诸侯国普及，竹简开始得到使用，同时受过文化教育以治国为己任的士人阶层的出现让派遣官员管理地方的文书行政管理成为可能。在官僚体系的支持下，诸侯开疆拓土，吞并邻国有利可图，既增加税赋又能增加军事力量。从战国时期开始，诸侯间的战争就变成了灭国战争，其目的就是要吞并国土。城邦国家转变为领土国家。

最后，从军事方面来看，成本低廉的铁兵器的出现让大规模武装军队成为可能。于此同时，弩的发明、鳞状盔甲的发明、从吴越引进的铸剑术的应用，使得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步兵成为军队的绝对主力。而步兵的出现让普通民众成为了军队的主要构成，战争变得不再是贵族之间的争斗。随之而来的就是各诸侯国军队规模的暴增。公元前7世纪左右，一支军队也就1万人左右，到了6世纪中，这个数量就增加到5万， 而到了战国时期，一个军队可以达到10万，最多的甚至达到了60万。

以上发展的后果就是，诸侯不再需要依赖于贵族势力就可以直接从底层的百姓获得税赋，并调动他们组建军队。以前需要征得分封贵族支持才能进行重大决策的诸侯们，现在可以一意孤行，贵族势力反倒成了阻碍国家强大的绊脚石。

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国、楚国、秦国的变法就接二连三地出现，支持变法的魏文侯、楚悼王、秦孝公也就应运而生。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的核心不外乎就是打击分封贵族的力量，将所有权力集中到君主手里，让君主有能力最大限度动员底层百姓。

其中最成功的，也是做得最绝的当然就是商鞅变法了。

商鞅变法到底变了什么？

在了解商鞅变法具体是什么内容之前，先了解变法的核心思想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更好够理解变法的意图以及给秦国带来的巨变。

整理商鞅变法的思想的是一本叫做“商君书”的书籍，名义上是由商鞅亲自编撰的，但也有人怀疑是一本伪书。对于作者虽有争论，但“商君书”是汇集了商鞅为代表的变法派的理论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一说到法家，很多人以为是主张法制的学派，这大错特错。法家主张的法和我们认识的法制差了十万八千里。法家其实是研究帝王之术的学派。他们认为帝王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礼义廉耻都可以弃如敝履，有点马基雅维利的味道。所以法家的理论都应该站在帝王的角度去审视，而不是以大臣或民众的角度。

站在帝王的角度，让他强大起来的秘诀是什么？《商君书》写到：“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这里国就是君，民就是除君王之外所有的人，包括贵族在内。也就说，除了君王之外，天下不能有任何个人和组织有能力抵抗君王。君王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对他们进行绝对的支配。

让国家强大，不外乎两个途径：生产和战争。全力进行生产和战争就是让国家强大的不二法门，而为了调动那些“弱民”积极投入，其手段就是官爵。所以，商君书写到：“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由此，除了农业和战争，其他违背这一原则的价值观和活动都是对国家秩序的威胁，国家的主要的力量就来自于平时耕种，战时出征沙场的农民，其他所有职业，包括商人、学者，甚至官员，都要保留最少，而且要保持强有力的监控。国家通过把官爵与耕战绩效挂钩，推动民众全身心投入到耕种与战争当中。为了保持国家持续的运转与活力，国家必须持续不断发动战争，一方面开疆拓土增加资源，另一方面又是消耗国内民众的能量，让民众保持弱小。形象一点说，就是要建造一个君王高高在上的持续不断战争的像蚂蚁王国一样军事国家。

基于以上的理论，商鞅变法就很好理解了。

首先，是要弱民。

1. 打散所有大家庭、大家族，推行小家庭制度，以避免强大的宗族势力出现；

2. 废除旧贵族世禄制，统统以军功论，消除分封贵族对王权的抗衡；

3. 严刑峻法，采取残酷的连坐制度，让小家庭互相监督互相举报；

再则，就要调动打散的民众参加生产和战争。

1. 废除井田制，土地私有化，分配各打散的小家庭，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2. 执行二十等爵制度，按军功定爵位，按爵位分配土地和资源；

3. 以农业为本，其他职业全部抑止，特别是商业。

最后，要对全部打散的国家进行管理。

- 建立郡县制的官僚体系，排遣官僚管理地方，而不是通过分封贵族。

商鞅变法的结果

经过商鞅变法，秦国事实上就变成了一个兵营，一架战争机器。它是以军功为血液来运转，军功等爵制度成为秦国社会荣耀和荣誉唯一衡量标准。这样的国家如果不发动战争，整个社会的运转都会停滞。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对比。在当今的商业社会，金钱是衡量社会价值的主要标准。假设我们用军功来替代金钱，那么没有战争就相当于整个金融体系停止了运转，这必然会造成社会的崩塌。

商鞅变法把秦国所有适龄男人全部变成了战士，其军队的规模有了飞跃似的增加。另一方面，贵族势力受到致命打击，往年贵族的地方独立政权与王权抗争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秦国就此成为以王权唯命是从的军营，秦王要打哪里就打哪里，义无反顾且骁勇善战。对秦人做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一个一个像条虫一样弱小，但合在一起就像龙一样强大。

这就是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它张开了吞并一切的血盆大口，一统天下的巨轮已然无法抵挡。

对于吞并的土地，秦国通过郡县制的官僚行政体系来运营，这是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开启了维系两千的秦制。

结语

对于商鞅变法我们往往会以很积极的态度去接受，认为这是进步的，是与落后的顽固贵族体制的对抗，所以投给商鞅变法总是免不了含情脉脉。但史书的记载却让我们看到了商鞅推行变法的严酷和残忍。

《资治通鉴》记载：“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

商鞅对于民是视如蝼蚁的，与以民为本的孟子的“仁政”思想截然相反。对于商鞅来说，民就是帝王用来使国家强大的工具，根据需要可随意取用舍弃。民不需要有任何感情、观点，除了生产和战争，其他任何干扰因素都不应该存在。

《资治通鉴》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 者，有来言令便。卫鞅曰：“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那些曾经对商鞅变法不满的民众，后来又开始称赞变法，却被商鞅视为“乱法之民”，迁到边疆去了。你看，在商鞅看来，民是连议论的资格都没有的。

司马光对于商鞅的评价，是通过劝谏商鞅的赵良的嘴说出来的。赵良说他“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得出的结论是“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岂只是对商鞅的预言，这是对秦国的预言。

秦国统一天下后二世而亡，只讲功利，不谈道德的法家成为后世指责的罪魁祸首。但在烽火四起，你死我活的战国时代，仁义道德本身就无容身之地，也许法家是理性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