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这个位于欧亚两洲之间的地缘政治大国，在近几年来，越来越成为世界的焦点。
这种聚焦，得益于中东局势的巨大变化，叙利亚、伊拉克等邻国的动乱为土耳其的边境局势增添的众多变数，而土耳其的北面和西面正是俄罗斯和欧洲两大政治要素，他们对土耳其的局势抱以更深刻的关切，这个国家的动向直接关系到两大政治要素的切身利益。
因为如此，对土耳其历史和现实的分析理解就显得更为重要。《土耳其的崛起（1789年至今）》就试图通过1789年以来的土耳其政治变迁，来为当下的土耳其问题提供参考。
从本书的编排来看，作者悉纳•阿克辛（Sina Aksin）显然希望读者更理解——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的立国之本，作者在前言中也提到：对土耳其历史认识的笼统和肤浅是由于历史教育的不足——以1938年凯末尔去世作为结尾，这种原因是土耳其政府的“不乐于开化”导致的，在书中，作者也以相当多的篇章批评了土耳其对凯末尔主义的偏离举措，指出这是出现问题的根源。
有鉴于此，作者把本书的重点选择在了1839年《坦兹马特法令》以后的历史，他认为坦兹马特时代是现代土耳其的滥觞，因为它为土耳其奠定了一个发展的基调——向西方化、现代化进步。坦兹马特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和“中世纪”的土耳其做了第一次切割的尝试，比如终结耶尼切里势力的影响，试图废除包税制度，提出无宗教种族之分的平等，尝试订立推行宪法……这些元素，在奥斯曼帝国逐渐沦为列强共同的“附庸国”的背景中，无疑为未来的土耳其提供了一种可行性试验，也为土耳其的近代化打出了先声。
在这种政治趋势中诞生的凯末尔是一位伟人，作者对凯末尔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对土耳其而言，凯末尔不但引领了民族走出一战战败国的阴影，成为战后发展最稳定的民族国家，而且还为未来的土耳其设计出了发展蓝图，那就是我们通称的“凯末尔主义”。
作者在结合史实论述凯末尔主义的时候，提出凯末尔主义并不能机械地理解为共和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革命主义和平民主义这几个方面的简单组合，指出凯末尔主义的核心在于推动土耳其社会的“整体发展”，除了废除哈里发、取消沙里亚法、建立共和制度、制定宪法等政治上的进步尝试外，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政府在致力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比如语言文字上抛弃宗教气氛浓厚的阿拉伯语言文字，实现土耳其化；推行帽子改革；推进男女平权；普及教育事业；引进西方技术的同时引进西方的哲学、文化、艺术。作者尖锐地指出，如土耳其这样的国家，如果仅仅进口设备、技术、科学、制度，不足以实现国家的进步，因为现代社会的标志还体现在社会和文化体制的进步上，而这一方面，必须和传统的中世纪式的宗教社会做坚决的切割。
在其后，土耳其的执政者对凯末尔主义的理解明显偏离了这一点，作者敏感地发现，尽管1938年凯末尔去世以来，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和民主化整体上不断在前进，但在社会和文化体制上趋向于保守，这一方面和土耳其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土耳其在历史上和俄国有多次的战争，对这一北方大国的心理防御根深蒂固，虽然在凯末尔和列宁时代有过合作和友好关系，但在斯大林掌握苏联政权并开始推进扩张政策后，土耳其加强了对苏联的防备，直到冷战时期加入北约。这个过程促使土耳其人重新审视凯末尔主义中吸收的社会主义的元素，这造成了土耳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向右转”。而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多元主义使得一些明里暗里支持沙里亚的政党和团体能够存在并取得一定影响，社会和文化体制的保守甚至退步也为它们提供一定的生存土壤，这成为土耳其政治中的不安定因素。
所以，土耳其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是否能坚持凯末尔主义，而土耳其未来的发展，也需要对历史做一个重新的审视，对发展环境做一个重新的解读，继续坚持凯末尔主义中合理的核心因素，才能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