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遗憾，紫瑞最终选择了离开。
她的英语老师是国际高中部负责人瓦萨罗先生，开学之后他几次跟我说，紫瑞上英语课几乎一言不发，不知道她能听懂几成。我问紫瑞，她觉得英语课基本能听懂，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发言。
这是我在德国学校经常面对的一个问题：上课的时候，老师得不到中国学生的反馈信息，无法给他们登记平时成绩；中国学生则觉得上课无话可说，常常并不是因为语言能力的问题，语言基础很好的中国学生，上课也会比较被动。
在中国出生成长，又在德国呆了十多年，根据个人在两种文化的观察、经历和体会，我总结出来下面两个原因：
1.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老师和学生的不同角色地位。老师传道授业解惑，对学生可以耳提面命；学生则以听命服从为主，上课或默记或背诵或手抄。
老师输出——>知识——>学生输入
老师和学生之间像一条自上而下的知识输出、输入单行道。
而西方的课堂则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课传授知识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时间以老师提问引导，学生表达观点、应用知识解决问题为主，学生也可以随时提问，老师和学生的关系相对平等，互动是上课最重要的形式。
课堂上的发言，德语称其为 Beitrag，本意是贡献，也就是说，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就是对课堂做出的贡献，这一贡献当然有大有小，也有质量的高低，但是不发言，对课堂就肯定没有贡献了。
2. 中国文化注重发言和观点表达上的谨慎。言多必失是中国传统古训，公开场合话太多会被人贴上“好出风头”的标签。另外，中国学生往往价值取向不明确，个人观点不鲜明。这跟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系，中国人习惯从全局来看问题，力求全面和完善，而这一要求往往作茧自缚，无处表达自我。
我记得自己在德国读硕士时的一次心理历程。攻读硕士学位，大部分课程为讨论课，导师选择一个专业主题，知识点自己课后消化吸收，课堂上就专业主题的现实应用自由讨论，各抒己见。
我初到德国时，讨论课基本不发言，不仅不发言，看到其他同学潮起云涌、热烈讨论的时候，还会想，“这有什么好说的，真幼稚”，“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你只站在一个角度，怎么能考虑得全面呢？”，“片面的答案是错误的答案，错误的答案还是不说为好”等等等等。冷眼沉默地旁观了好长一段时间。
人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种心理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憋不住了，也开始参与发言了。不管自己的答案是不是幼稚，考虑得是不是全面，我发了言就有一种畅快淋漓之感。
后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在西方，发言看中的不是对与错，也不是全面不全面，而是每一个人平等和积极的参与。一个问题，如果每一个人给出了各自的答案，即使单个的答案是片面甚至是错误的，所有人的答案加在一起，问题似乎就清晰了很多，因为不拘泥于书本上的正确答案，往往还可以推陈出新。
没有人会因为答案错误或者片面遭到嘲笑，他们也不会因为提供了错误答案而感到面红耳赤，而是将讨论的这个过程看成学习的过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别人不认同，并说明了理由，那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就更深入了。
也是因为这一点，我想，西方人非常重视他们自己的发言权，也尊重他人的发言权。
另外，课堂上的表现和发言也是老师观察学生的一个重要渠道，老师通过发言可以判断学生的价值取向和个人观点。如果中国学生在英语课上一言不发，老师的结论就只能是，这个学生上课听不懂，英语没有过关。
前面提到的紫瑞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瓦萨罗先生让我跟她父母沟通，告知紫瑞可能过不了三个月的试读期，我照办了。
紫瑞表示很喜欢这个学校，希望能留下来。
瓦萨罗先生则按照合同要求，在三个月的试读期之内给紫瑞父母写信，预先解除了合同，如果考试成绩符合要求，可以恢复合同。
紫瑞虽然上课表现被动，课后其实非常努力，最后考试达到了升入高二的要求，而且画画、弹吉他，课外生活也很活跃，学校准备留下她。这个时候，她父母为了谨慎起见，已经帮她找好了另外一间学校，因为各方面的手续和时间问题，也签好了合同，紫瑞尽管不情愿，学校也希望能留住这个孩子，她最后还是得离开。
紫瑞的走让我觉得非常遗憾。作为这所德国学校的唯一中国老师，我必须扮演桥梁的角色。一方面要告诉我们学校的中国孩子，德国老师和德国课堂注重什么，他们对学生有什么期望值；另一方面也要告诉德国学校的同事，中国的课堂有怎样的文化，中国孩子有哪些特点。
如何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尊重中国孩子的文化背景，找到符合这两种文化的教育模式，这可能是时代赋予全球化教育的挑战，谁能接受挑战，找到一条出路，也将会找到这一领域的时代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