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对自由主义推枯拉朽的攻势，要么自惭形秽，痛恨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那么专制和保守；要么拼命的附会西方文化，企图证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有自由的因子。而孔子开创的儒家承当了这两种角色，反对它的骂它是专制主义的大本营，封建的卫道士；支持它的拼命的证明儒家与自由主义毫无矛盾。
本文写作的初衷，本来也想依循旧路，力图证明孔子也是讲自由的，但细细一思量，我发现我错了，当我们努力附会自由主义，我们就堕入了陷阱，我们自觉不自觉的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传统文化，潜意识里面就认为西方是对的，只有证明我们的文化与它们的文化有相似性，我们才具正当性。这不是自我矮化是什么？
当代隐士、哲学大家王东岳先生对文化有一个定义，文化是智性生物对生存环境的智性反映。西方人讲个人主义，东方人讲集体主义，西方讲平等自由，东方讲责任奉献，皆植根于东西方先民所从事的生产活动之中。
西方文明有两大基石，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
古希腊文明是一种半商业文明，因为希腊半岛土地贫瘠，从事农业无法谋生，故利用地处地中海的优势，发展海上贸易。商业文明的话，个人主义是最有效率的。举例言之，从希腊贩卖一船货物去埃及，个人独享其利，也独担其祸，因此，他必须在进价上斤斤计较，质量上保证品质，时刻关注市场行情，他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损失和赚取利润。假如这船货非个人独担其责，而是城邦的或集体的，获利具体做事者分不到几个钱，亏损个人也损失不到哪里去，甚至头脑灵活者上下其手为己谋利，城邦、集体赚还是赔也就不重要了。因此，个人主义，也就是个人为自己的经济活动负全责，是商业经济最有效率的。与此相适应，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应运而生，因为不如此，生意不好做。为了维护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接着产生了民主和法制的要求。这些文化特色，可以用契约精神总括之。
古犹太人的历史可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犹太人尚处于游牧社会的阶段，所以，在《旧约圣经》中，上帝只是犹太人的上帝，是一个讲律法的上帝，甚至是一个残暴的上帝。他只维护犹太人的利益，谁伤害了犹太人，他就报复谁。如果犹太人违反了律法，他的惩罚也毫不留情。
第二个时期犹太人进入了商业文明的阶段，在此阶段，大量的犹太人流散于世界各地做生意。《新约圣经》中，上帝变成了全世界人的上帝，不分种族、肤色、地域，皆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也变成了一个仁慈的、博爱的上帝，他甚至派了他的唯一的儿子耶稣来到世间，牺牲自己，拯救世人。这些变化，很可能就是经济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宗教上的反映。
中国文明不一样，它奠基于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而且，中国的中原地区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而成为全世界农业文明最典型的地区。
农业文明的特色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集体主义经济，因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是最有效率的。原因在于，农业生产必须遵循时令，在万物生长的季节，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及时完成耕耘、育苗、播种等工作；在收获的季节，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收割、晾晒、收储等工作。这些非个人所能完成，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工合作才是最有效率的。而且，荒地的开垦、水利的兴修等作业也非集体不可进行。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是农业社会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在商业文明的形态下，人员流动频繁，以金钱为媒介进行货品和服务的交换也是最方便的，最有效率的。但农业文明不一样，大家世代相守，安土重迁，彼此都有亲缘上的关系，因此，乡土文化重感情，通过互帮互助（如建房立屋、婚丧嫁娶等等）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
因此，农业文明的基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共同体，这才是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与此相适应，为了维护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强调责任和义务、牺牲和奉献就成为此种文明形态的价值观特色。孔子开创的儒家，他所强调的“仁”，就根本而言，就是责任和真诚。责任是个人对共同体的义务，真诚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要求。而那些为了共同体的利益甘愿牺牲，努力工作的人物就成为概模，甚至封为神。因此，道德就成了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最重要的素质，否则，难以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共同体内立足。
从以上分析看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根源于他们的生存环境，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东方的集体主义都是为了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获得最大的效率做出的理性选择。西方重权利，东方重义务，西方重自由，东方重责任，西方重个体，东方重群体，本没有高下之分，先进落后之别。如果以西方的价值形态为标准来批判东方的文化，岂不荒唐！因为两者完全不在一个基石上。在西方文化面前自我矮化，缺乏自信，完全没必要，也不符合理性。
那么，东方文化重责任是不是不讲自由呢？显然不是，自由是人的天性。西方文化重个人是不是不讲群体呢？显然也不是，社会性是人类最重要的特征。只不过两种文化在表现方式上、在重视的程度上有区别而己。
庄子谈到自由，说野鸡走几步，往地上啄一啄，找东西吃，走上百步，碰见有水喝一点，为了生存挺辛苦的。但它活得很自在，绝不乞求关在笼子里。被人关在笼子里，有吃有喝，不用废劲，但不舒服呀，因为没有自由（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养生主》）
楚王派人请庄子去做官，庄子正在钓鱼，头也不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死了已经三千年了，大王用丝巾盖着，供奉于庙堂之上。请问这只神龟，它愿意死了留着骨头让人供奉呢，还是活着在烂泥巴里打滚呢？”来人回答，“当然愿意活着在烂泥巴里打滚。”庄子回答，“你们可以回去了，我正在烂泥巴里打滚啊。”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秋水》）
自由是人的天性，任何文化都不应该压抑人的自由，保障人的自由权利应是人民对任何政府的自然要求。为了人类共同体的需要，个人也应让渡部分自由以便社会的整体获得秩序和安宁。两者有冲突，但不是不可协调。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有打天下之说，打天下集团获得坐天下的资格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经常以集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自由权利。这种游戏玩了两千多年，终于使中国人彻底不知自由为何物，以为遵从权力就是天经地义。这种玩法都假借孔子之名，如果孔子九泉有知，一定会感慨：“小子何德何能，竟能如此荣幸，成为你们的护身符和替罪羊。”
孔子是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人物，虽然古代中国没有明确提出自由的概念，但从孔子的言行来看，他珍惜自由。而且当时的制度，也不象秦汉之后对人的控制那么严密，就也为孔子的言行自由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具体如何，请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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