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多岁的父亲病了，医生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加膨出，那无法忍受的神经痛，使本来在我们眼里永远坚强高大的父亲躺下了，无法下床进行任何活动，所有的一切均需在床上完成。当母亲寸步不离的伺侯了两个月仍不见明显好转的时候，我们决定给他进行手术治疗。
最初，父亲是坚决反对手术的，说什么都不肯同意，他怕术中伤到了神经，后半生就再也起不来了，他怕手术中出现意想不到的其他风险，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痛苦与磨难。那些天，第一次感觉到父亲再也不是我们眼里无所不能的父亲了，他的无助，他的恐惧，他的脆弱，时常写在脸上，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固执的坚持着。作为一个在医院工作多年的他的女儿，我理解父亲的那种渴望健康、又畏惧手术失败的内心交织的复杂心情。然而，面对父亲的倔强，我却无能为力，那种心疼到无法呼吸的感觉时常啃食着我的内心，使我焦躁不安，难以入眠。那些天，母亲也承受着从未有过的煎熬，逮着机会就开导着父亲。
一周后，突然接到母亲打过来的电话，父亲终于同意了。听到这个消息，我欣喜若狂，希望就在眼前，仿佛看到了父亲健步行走的模样。
接下来就是跟专科医生结合，选择手术的方式，我们本院的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结果，说出了在我们这级医院所能实施的手术方案。由于椎间盘突出的严重，如果完全打开做，手术创伤较大，手术切口较长，应用的材料也较多。这对于一个并不年轻的身体来说，是否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术后切口是否能顺利愈合，还是个未知数。医生建议，可以去上级能做微创的医院去看看，看是否可以微创跟传统手术相结合，来减少手术可能带来的风险。
于是，我把片子发给了远在苏州的弟弟，他跑遍了苏州的各大医院，咨询了上海几家大医院的医生。我也拿着片子找到了在微创这个领域我所能找到的专家，最后找到了我们本院医生给推荐的一个省级医院的骨科主任那里，主任看了我拿的片子，说出的治疗方案跟我们事先预想的不谋而合。让我们回家准备准备，随时可以来住院。
按说，那个主任说的正是自己可以接受的治疗方案，完全符合自己的想法，可以不用犹豫的去住院了，可是，根据自己在医院工作多年的经验，看惯了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料的病例，使我下意识的想再多考虑考虑，生怕自己所做的决定，想的不够全面，一旦结果并非自己所期待的，而后悔不已。
在做决定的那两天里，在哪里做，选择什么样的手术方式，怎样才能把手术风险降到最低，怎样做才能使父亲受的罪不白受，以致术后能够有个满意的效果，成了我日夜都在思考的问题，这种煎熬，真的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此时，也真正了解了，病人家属面对选择时的犹豫不决。从心底理解了那句经典的话:“从来就没有感同身受，因为事情没发生在谁身上，谁根本就感受不到”。
经过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的推理，权衡再三，我把我的意见向家里进行了说明，全家商量后一致决定，就由我们本院医生给推荐的那位省里的骨科主任，利用微创跟传统相结合的方式，来为父亲进行治疗。
于是，驱车前行，慢慢的求医之路开始了。
接诊我们的是科里的一位年轻的博士毕业的医生，他人很热情，听说是同行，更是照顾的面面俱到，无微不至。随即就开好了一系列的检查单，进行了入院后的体格检查。
住院后的第二天晚上，管床医生拿来了一叠纸质的文书，这是住院后所有用药、耗材、输血等等各种告知同意书，最重要的是，第二天手术需要签字的手术同意书。直到此时，主任还没有针对父亲具体情况作出说明，手术怎么做，做那几个椎体，是什么样的手术方式，我都无从知道。主任一天到晚都在忙着，我们也不好打扰。
说实在话，在我什么都不清楚的情况下，让我签字，心里感觉有些不是滋味。心想着，这跟我所见到的术前谈话怎么就不是一回事呢？
我所了解的术前谈话，是把病人家里所有的直系亲属都叫到一块，医生坐到那里，声色并茂的把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所有吓人的、出现过的、从来没出现过的，统统都给你讲一遍，听不懂的时候，还会给你举个生动的例子，帮助你来理解。怎么到了我这，这一切都变样了呢，医生没说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风险，也没有决定手术方式，这要我在心里一点谱都没有的情况下来签这个字，多少会有点儿嘀咕。
不过，这嘀咕在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随即就又选择了无条件的去相信医生，自问，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干什么来了，不就是来做手术的吗？不签字医生怎么进行下一步的准备，耽误的时间，增加的医疗开支可都是自己的。想到这里，眼前顿时出现了光明，拿起笔，在好几页医生指定签字的地方，看都没看，在没有给弟弟妹妹们商量的前提下，唰唰唰的一个个都签上了我的大名。长这么大，第一次感觉我的名字这么重要，也这么有份量。
手术在我们家人的忐忑不安中进行着。
从上午九点到中午一点，手术室门口，我们经历着平生最漫长的等待。那等待，好似一个世纪那么长，那等待，想要得到结果，却又害怕有结果，那等待，使在场的每一个人坐立不安。那来来回回的踱步，焦躁中掺杂着迷茫，期待中写满了忧虑。在工作人员一次次通知家属的喊声里，一次次的竖起耳朵，认真的倾听者。终于，父亲的名字飘进耳朵，终于见到了门口手术床上的父亲。
看到父亲的刹那，我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父亲说话语言流利，只是有些无力，声音多少有点儿嘶哑，心想着，这种嘶哑可能跟术中气管插管的刺激有关。父亲了解我们在外面焦急的等待，忙安慰我们说：没事，这条腿都感觉比以前轻松多了。听着父亲的话，顿时觉得一切的努力及挣扎都没有白费，再漫长的等待也都是值得的。此时，那不争气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所有的心力交瘁在这一刻都荡然无存。
可以说，父亲的手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回到房间的父亲，不顾身体的虚弱，伸曲着他原来无法活动的脚趾，极力给我们展示着手术的成功。
全家人直到此时才总算真正的松了一口气，而我，也为自己曾经的选择而感到欣慰。
可是，事情往往不会总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高兴的同时，有时也会突然遭遇磨难，让开心的心情嘎然而止，给原本单调的色彩，涂上生活自以为合理的颜料。
当我回家后的第二天，正在上班的时候，弟弟打来电话，说父亲腰部引流管的引流量，异常的增多，那个前两天几乎不再变化的刻度，一天之内上升到了引流袋的顶部。我问医生怎么说，弟弟说:医生说有可能是脂肪液化。这专业陌生的名词让人听了一头雾水，第六感觉告诉自己，一定不是什么好的现象。于是，马上咨询了我们医院骨科的医生，查阅了有关方面的知识，知道了脂肪液化对伤口的愈合影响极大。本来还抱有侥幸心理的我，心情瞬间跌落谷底。更加郁闷的是，这事还不能给家里人说，宽慰他们的同时，自己心里却难受无比。
又一天过去了，引流量较前有增无减，再次咨询医生，说有可能是脑脊液漏。这一消息，更加加重了我的担心，心想着，要是颅内感染了，那可怎么办？这要是把漏长好，那得多长时间啊。当这些想法在脑海里再也挥之不去的时候，我迅速买好了前往父亲住院地的车票，直奔向父亲所在的医院。
永远忘不了见到父亲的那一幕。
为了防止脑脊液流的过多，在医生的指导下，父亲采取了头低脚高的卧位，床尾垫着两块砖。父亲几乎在半倒立的状态下艰难的躺着，看着非常的不舒服。几天不见的父亲，脸上布满了愁云，看到我，他的眼角浸满了泪水，我心疼的拉着父亲的手，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在我眼里，永远会保护我们的父亲，竟然脆弱到在女儿面前落泪的程度，可想而知，在我回家的两天，父亲经历了怎样的心理落差。我用手抚摸着父亲的脸庞，无力的安慰着:我已经问过主任了，这对康复不会有影响，就是会晚几天拔管。父亲听了，没有言语，只是用力的点了点头。
那几天，我突然明白并理解了，平时在班上，那些家属们无谓的担心。此时再想想，是多么的有道理。父亲引流管的量还在继续的增多，我们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趴在上面看了又看，那多出来的一点点都牵动着我们的心，左右着我们所有家人的快乐。我是学医的，多少都会懂点，弟弟虽然不懂，但是却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对父亲的并发症也了解不少。我们都怕出现感染，尤其是颅内感染，为了增加父亲的抵抗力，我和弟弟每天都去给父亲买瘦肉，每天都要他吃鸡蛋。为了漏口能够尽快长好，父亲也积极配合着，无论多么的难受，都坚持平躺着，以用来压迫厚厚的切口敷料，促进切口的愈合。
终于，几天后的早晨，突然发现引流袋里的引流液不再增多，观察几次，都处于始终不变的刻度。我们为这一发现激动不已，是真的长好了吧。可是，这兴奋只是刹那间，接下来就在担心，会不会堵塞了呢？假如堵塞流不出来，那还不如持续增多呢，毕竟，流出来总比憋在里面要好，那样会增加感染的机会，造成预想不到的后果。这真是流也担心，不流更担心啊。
于是，在那个住院总去看同一房间其他病人的时候，我趁机也让他顺便看了看父亲，并把我的顾虑给他进行了表达，那个住院总二话没说，上去就把引流管进行了反折，用力的挤压，想用施加的压力来疏通万一堵塞的引流管。就是他的这个举动，让我内疚了半天，他这样的挤压，是不是会把引流管的引流液挤回到切口内，形成倒流，从而也会引起感染呢？随着这想法在脑子里越来越清晰，我的内疚感也跟着逐渐爆棚。那深深的自责侵蚀着内心的每个角落，好久好久都没能原谅自己的鲁莽。
终于，我们等来了主任，他看了说真的长好了，管道也没有堵塞，可以拔管。那一刻，我们看到了希望，快乐与激动交织着。父亲，再也不用取那个极度不舒服的、头低脚高位了，也终于可以试着下床活动了。这一刻，我们看到了康复回家的希望。光明就在眼前，顿时感觉生活无限美好。
父亲的这一病，让我真正理解了，作为一个病人家属所承受的身体及心理双重的压力。让我明白了，所有你认为家属不必要问的问题，所有你认为那些多余的担心，在他们那里都是合情合理、情有可原的。那向左还是向右走的艰难选择，那这样担心那样了还担心的小心翼翼，在作为家属角色的时候，真的不是空穴来风，现在看来，是发自内心的可以理解。这理解，激励着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将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将耐心回答每一个疑问。他将伴随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使我坚持最初的梦想，永不言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