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原刊）
余华，男，22 岁，在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工作。本文是处女作。
(一)
这家医院和这幢楼一样，都已有六十年历史，如今全院所有进修、实习医生全挤在楼上。楼下是医院托儿所，与太平间隔路相望。
第一宿舍，八平方米。两张高低铺，两张写字台，四把椅四个人，唉，还有八只箱子。若四人到齐，则请全部上床，否则不必要的冲突将连续不断。唯有床才是自己的，挤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挤嘛;小吗?室雅何须大。
我睡上铺，翻个身，不仅下面动，另一张床也动。汽车驶过，整个楼都动。这幢楼呵，老了。尤使我不安的是，距头顶一米多一点，那块新补的石灰，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
陕西人又在唱歌了，“这幢楼呵老态龙钟，住上一群人却生龙活虎……”厂有厂歌，校有校歌，这支歌乃是我们这幢楼的楼歌。不瞒各位，此歌还是敝人编词谱曲的哩，倒是颇受欢迎，但经陕西人一唱，彻底完蛋。若是他用晚上打呼噜的声音唱，那还粗犷有味，可他偏偏卡住喉咙，吐出又尖又细的哭腔，简直令人汗毛全体肃立。敝人从小就害怕两张铝皮合在一起刮，他那歌声的效果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好了，阁下。你再唱，我要自杀了。”
他仰起脸，和善地说：“别客气。”
这混蛋。
这时，军医小林咕哝开了：“造了房子反而没房子，真见鬼!”此话有理。本来是每三人住十四平方，还算舒服。如今医院造了两幢六层楼房，一分配，旧房也搭上，我们被“扫地出门”。这些家伙!
“到夏天怎么办?”陕西人提出个现实问题。在这个不透风的“笼子”里，夏天也睡上热血沸腾的四条汉子，嘿，清炖全人，倒是一道震惊中外的名菜!
“只有开门睡觉罗。”陕西人又说。
“那会出乱子的。对面是女宿舍，若都开着门，半夜起来解手糊里糊涂地会走错的。”小林笑着说。
“哎，可真有这种事。前年夏天我去西安，睡在旅馆里，门开着，一个小妞半夜起来小便，竟到我们房间里来了。”陕西人接上腔。
“后来呢?”小林问。
“后来嘛，嘿嘿，没有后来。”陕西人说完，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
“后来这姑娘成了你的太太。”小林说了句俏皮话。
我们都大笑了。唯有睡在我对面的毕建国，始终不笑也不出声。
毕建国才三十出头，却已轻度驼背。面黄肌瘦，一副病态。我俩在同一科进修，许多人都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傻瓜。上个月为一个病人的治疗方案竟跟带教老师争论起来，气得那位老师至今还不愿理睬他。听一位护士说，五年前他在这医院实习时，遇到病员太出血，而血库一时供不上，他当即献出三百西西。上帝呵，要是从我身上抽三百西西，除非先把我宰了。而他事后还不要一分钱。傻透了，只捞得个表扬。表扬值几个钱?换我，登《人民日报》头版也不干。
此人很少看电视、电影，却养着一盆海棠花，跟伺候阿爸老子差不多。饭后喜欢独自散步，然后往床上一躺，不是翻看一本厚厚的外文书，就是在活页簿上不停地写着什么。劣等的香烟接连着抽。这不，此刻“笼子”里又烟雾弥漫了。
我、小林和陕西人对香烟一向深恶痛绝。小林和陕西人开始假咳嗽了，这是警告式提醒。然而，他照抽不误。
“他奶奶的!”陕西人开始骂人了。
小林将茶杯往桌上用力一击。
毕建国又点燃了一根烟。
我用脚狠狠一蹬，窗开了。小林拿茶杯的右手也推开窗，用力过猛又推了个空，半杯水便泼溅了下去。
“哎哟!”楼下一个女声响了，听声音准是那个医学院的实习生。
小林探出头，向她行了个不伦不类的军礼：“对不起，我浇花。”
“浇花怎么浇到我头上来了?”
“你不就是一朵美丽的鲜花么?”陕西人扯起喉咙喊道。一听到楼梯响了，忙躲进蚊帐，比猴儿还敏捷。
她朝我们这里斜了一眼，进了对面宿舍。
(二)
对而宿舍住着六个实习女医生，却有五位戴眼镜。大概眼镜也是智慧的象征?然而这些很有智慧的小姐们都不太懂得文明礼貌。昨晚，—直闹到十二点多。上楼、下楼不停，分明都带着钥匙，偏一个劲地敲门。里面呢，齐声喊：“狼来了!”好容易总算平静了一会，我已经迷糊入睡了，却又响起沉重的脚步声，嘴里还哼着《人证》的主题歌：“突然间……”接着“砰”地关上门。整个楼都抖动了。耶稣呵，这鬼地方，简直会使人发疯!
始终不受影响的是幸福的陕西人，还有小林。任凭外面响声震天，他俩我行我素。一个打呼噜，一个说梦话。这两位白天一唱一和，夜晚也一搭一档。陕西人的呼噜越来越响亮，简直跟打炮一样。紧接着，小林在梦中突然大叫一声：“冲啊!”可以想见他在陕西人的“大炮”掩护下，左手举着听筒，右手挥着手术刀冲上了敌人阵地。然后呢，胜利的红旗迎风飘扬了，战斗结束了，可陕西人仍在“开炮”……
真要命!
“陕西人!急症!”我恼火地大叫。
“嗯——”陕西人“霍”地坐起。这是医生特有的条件反射。“他奶奶的!”随即他发现上当了，复又躺下。
可是才安静了片刻，毕建国的呻吟声又灌满了我的耳朵。我故意咳嗽几下。还好，没声音了。我看了下夜光表，已经十二点半了。妈的，明天还有手术。就在这时候，又有一群女孩子“咚咚”地跑上楼来，还吃吃地笑。
我实在忍无可忍，便悄悄下了床，瑟缩着身子跑出门去，三下两下终于把楼梯上的电灯泡给旋了下来。刹时上下一片漆黑。果然，待会儿又一批小姐上楼时，不再有欢腾跳跃的声音了。
楼梯满意了，我也满意。当然，她们是不满意的。还有，毕建国也不满意。按理说他也是受害者，该谢我，可这混蛋，吃里扒外。
你看他也爬下高铺，把电灯泡重新旋了上去。这小子，刚才还“哼啊哼啊”地，现在又精神抖擞了。
“喂，老兄，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怒目而视了。
他冷静地看着我，一声不出。
我更火了：“请把灯泡给我旋下来!”
“那刚才我何必旋上去?”
“你旋不旋?”我几乎咬牙切齿了，
他轻轻一笑，跳上床，钻进了被窝。
于是我只好又跳下床去，将灯泡旋下来狠狠地摔碎了。
(三)
小小的“笼子”，生活实在单调，可偶尔也会发生喜剧性事件。
陕西人穿花短裤，对于我和小林来说确是一大奇观。于是我想起《红楼梦》里贾宝玉和晴雯掉换内衣一事，硬说他是仿古，在别离夫婚妻时来个内裤互换以示相念之情，逗得小林前仰后合地大笑。陕西人则一本正经地声明，他们那里都是如此，这是男女平等，云云。
这是两天前的事了，今天的事则更有趣。
对面女宿舍丢失了一条花短裤。这宝贝此时正堂而皇之地挂在我们宿舍里。小林急得抓耳挠腮，因为中午下雨前他去收衣服，误认它是陕西人的，给一同收了进来。眼下，两位仁兄正争执不休。小林要陕西人去还，理由是“祸”因他起。陕西人死活不肯，因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两人唇枪舌剑，颇像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基辛格与葛罗米柯。
我快活极了，不断给他俩火上加油：“哈哈。等明天绝们去报了派出所，才精彩呢!”
然而，这精彩的闹剧却被毕建国破坏了。他进来，默默站了一会，便拿起裤子去敲对面的门。
他俩面面相觑了。等到毕建国回来，立刻迎上去致谢，还争先恐后地与人家握手。
对此，毕建国只是淡淡一笑，便上了床。他点燃了一根烟，空气又开始污染了。
自然，这次他俩再没有装模作样地咳嗽。五分钟后，一场新的谈判又开始了，一个想去看京剧，另一个坚决要求看越剧。陕西人大肆攻击越剧，小林则把京剧说得一无是处。前者以雄壮的陕北腔进攻，后者以嘹亮的江南调反击。好在不久就达成协议，京剧、越剧都看。
这两位很会寻欢作乐。譬如，下雨天争着要撑伞，一旦雨停了，却谁也不愿挟伞了。照例是每人拿一半路，换手时，还一本正经地握握手呢。回到宿舍，势必又有一番争执，都要求对方摸钥匙开门。结果呢，拿一枚硬币往地上一扔：天安门朝上，该是陕西人开门;朝下，该小林。嘿，一对活宝。
“观剧协议”达成后，议题又转到—个刚死去的病人上。陕西人在胸外科进修，就说责任在内科。小林在内科进修，当然要竭力辩解。―个没说完另一个接上，我越听越糊涂，只觉得耳朵里—片混乱的嗡嗡声。末了，两人拖上毕建国当裁判。
我可受不了了。现在已是深夜十二点多，当务之急是睡觉。
“喂，阁下们，什么责任不责任，天大的责任也是你们的老师承担，你们想承担也不够资格，吃饱了没事干都给我睡觉!”
毕建国看看我，说：“讨论一下死亡病历有什么不好?”
哼.你算老几!“要讨论，请到外面去，敝人要睡觉了。”说完，我就拉灭电灯。“伟大导师列宁教导我们：‘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
“少来这一套。”是陕西人的大嗓门。
“不要这样吧。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相处时间不会太长的!”小林也冷冷地说。
我正要反驳，冷不防毕建国却说：“是，是。对不起，是该睡了。”嘿，他到底屈服了。
这天夜里，陕西人的呼噜轻多了，小林也不说梦话了。莫非是受了我的气之故?若果真如此，我倒乐意天天睡觉前气他俩一下。
遗憾的是，毕建国的呻吟声依然如故。
(四)
毕建国脸色越来越黄，人也越来越瘦，的确像个标准病夫。不过白天始终精神振奋，奇怪!更奇怪的是他这两天没来由地心事重重。问他怎么了，他答：“十八床病人死了。”我目瞪口呆了：医院不死人，还叫医院?哭丧着脸应该是死者亲友的事，用得着他来凑热闹?
这两天，我的情况也不佳。前天上午三十床病人准备手术时，术前各项检査均未做，病人退了下来。手术室护士长向医务科告了我一状。妈的，我怎么会忘了?不过我管的床位也太多了。昨天呢，又受了病人的气，我去换药，他死活不要，说我重手重脚，当众给我难堪。我火了，便说：“不换可以，你等死吧。”妈的，就为这一句话，他去医务科告状。这下，科长大人老账、新账一块算，声称再这样就让我回去。
今天上午跟毕建国一起动了一个阑尾手术，也受了不少气。我主刀，他第一助手。可这小子却来教训我，首先指责我消毒不严，尔后呢，我毎一个动作，他都要批评两句。妈的，都是进修的，他有屁个资格。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那鬼阑尾也实在难找。最后还是这小子运气好，硬是给他找到了。缝合完毕，他发现少了一块小纱布，又要求重新打开创口，怀疑纱布在腹腔里。神经质!后来我说纱布被我扔进污物桶了，他才罢休。
回到宿舍，他脸色愈益苍白。腰一弯，吐了。小林和陕西人不知到哪里鬼混去了。面对这副可怜样，我动了怜悯之心，便给他买了碗面条。可他吃了又吐，我忙用洗脸盆接住，真够恶心的!
事后，他不仅没说一声谢谢，又跟我过不去。吃过晚饭，他突然问我：“石医生，你昨天去医务科了?”
他怎么知道的?我眯着眼看他。
“石医生。你是个医生。可你有的地方实在不像个医生。”好啊，想教训我!?
“说下去。”我轻蔑地一笑。
“你要改，否则……”
“说下去。”
他略略停顿了一下：“今天十九床急症病人住院，你为什么对家属说他要死的?病情远不像你说的那样严重。”哼，这也不明白，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活下来，说明我们医术高;如果死了，那招呼打在前了，有备无患嘛。
“说下去。”
“对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医术，而是医德。”
“说下去!”我再次打断他。哈，医德?有多少才能长一级工资?
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便叹了一口气：“你呀，玩世不恭。”他又点燃了一根烟。
他罢休了。我可不罢休!
“毕医生，”我亲切地叫了他一声，随后说：“你应该知道，你是个医生。作为医生，应该清楚肺癌。诚然，你不怕肺癌，可我们怕!”
他脸色略为一红，揿灭了香烟，说：“对不起。”
我笑一笑：“没关系。”
沉默。
尽管此时小林和陕西人没有表态，但从脸色上我已经看出他们对我的不满。哼，我并不需要同盟军。
“走，看电影去。”陕西人用粗嗓门向小林也向毕建国说。
小林站起身。毕建国想了一下爬下了髙铺。走到门口，他回头邀请我：“一块去吧。”
我不去。
应该不去。
(五)
第一宿舍，今天无尚荣光。院长亲自光临。视察后，他承认是太挤了，深表歉意。他还告诉大家，这幢楼就要拆除了，等医院东面的新房子造好，立刻让我们搬过去。
为此，第一宿舍，不，整座大楼的人欢欣鼓舞，往日的牢骚烟消云散。
我在一旁冷笑。“一个行动比一打纲领更有用。”这是列宁说的，没错。纲领天天有，而行动则遥遥无期。
此刻，楼下托儿所又传上来奶声奶气的歌声：
“我是一个好娃娃……”陕西人嗓子痒了，也唱，“这幢楼呵老态龙钟……”才唱了一句，仿佛觉得没劲，戛然而止了。
毕建国照例边抽烟边看外文书，“笼子”里照例烟雾弥漫。
正在刮胡子的小林不住地看着脸色阴郁的毕建国，终于，他放下胡子刀：“怎么，你不舒服?”
“没……那个十八床病人死了。”又来了，怎么他也学起祥林嫂来!“手术是成功的，可术后四小时出现房颤。血压下降，呼吸急促。后来白细胞四万多，感染无法控制。出现并发症。几乎所有广谱抗菌素大剂量使用都无效。做了个血培养、抗敏。病人死后，报告出来了。所有抗菌素均不敏感，唯有痢特灵。这是万万想不到的，血培养做得太迟了，若早一点也许会好些。”
他一口气说完，又点燃一根烟。这种死亡，对于医生来说是不足为奇的，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真是不可思议!
而小林和陕西人偏不住地点头，真叫人莫名其妙。
突然，外文书里滑出一张陈旧的照片：一个穿军装的男子在微笑，两边各牵着一男一女两个幼儿。
小林拣起照片递给毕建国：“这位是令尊大人?”
“是的。”他点点头。
“那个小男孩是毕建国同志——”小林又说。
陕西人立刻搭上腔：“一瞧这张活泼可爱的小脸，就知道他每夜尿炕。”
我笑了，也问：“令尊在什么机构当差?令妹呢?”
“爸爸在北方工作，妹妹小棠已经死了。”他轻轻地回答。
如同冷空气南下，屋子里的气氛一下子变了。我们都默不作声。
我打了个长长的呵欠。这时，一辆六轮卡车驶过，整个楼抖得好厉害。不知怎的，我的心抖得更厉害。
(六)
我倒楣了。
今天我正在给三十二床病人家属填病危、死亡通知单时，有人通知我，主任和医务科长找我谈话。这使我感到意外，最近我并没有与病人吵过，为何两位领导一齐找我?一定凶多吉少。我提心吊胆地去了，毕建国已经坐在那儿，皱着眉，心事重重。看来确实不妙。
主任严肃地告诉我，说我和毕建国动的那个阑尾手术，病人在其他医院再次手术，从腹腔内取出一块纱布。天哪——我的血液都差点凝固了。
他们要我俩各写一份报告。名为报告，其实……我心里清楚。尽管毕建国也写，但他是第一助手，我是主刀。况且，那天他还曾提过打开创口寻找纱布的事，被我拒绝了。这一下够我受的!
用什么办法补救呢?我十分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假如……
我绞尽脑汁，才写出了经过反复推敲的报告。我承担主观上的责任，但是说：“最后缝合是毕建国完成的，因此他应该发现纱布。”尽管这是捏造的，但为了保自己，捏造也是合理的。我还写：
“阑尾是毕建国找到的，因而实际上主刀是他。”这是真实的。真假掺在一起，往往难以分辨。
然而，当我把报告交给主任时，又提心吊胆了。他看报告时，我竭力想从他的神色上窥见到什么，但是失败了。这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他看后，一句话也没说，却把毕建国的报告拿给我看。我看后，简直不敢相信，毕建国把全部责任都承担了。他承认实际上的主刀是他，而对发现少一块纱布的事只字未提。
我的脸不由地发烧了。
再看看主任，他仍然板着脸。我懂得他的意思，我啊……!
(七)
祸不单行，
那一式三份的病危、死亡通知书又出问题了，本该填“病危，死亡可能性存在”，却把“可能性”三字漏掉了，真要命。这不等于病人已死了!现在这三十二床病人已脱离危险，而通知单已经寄到郊区病员家属那里。若病员家属悲痛欲绝地赶来，发现病员还活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我啊，真恨自己。
一向脾气温和、涵养很好的主任也对找大发雷霆了。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宿舍里，陕西人迎面问道：“毕建国呢?”
“鬼知道!”我没好气地回答。
“他到哪里去了?”陕西人真不知趣。
“你问我，我问谁?”我火了。
“怎么一天没见他人影!”陕西人还在说。
“关你屁事。”我真想踢他一脚。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陕西人也发怒了。
这时小林推门而入，急切地说：“毕建国病倒了!”
“什么?”我吃了一惊。
小林看看我，说：“他去郊区了，去三十二床病员家属那里。回来时昏倒在路旁，是一位好心的司机把他送来的……他是为你去的!”小林的眼睛冒火了。
“唉!”我狠狠地揪自己的头发，我啊，我才是个混蛋!我“霍”地跳下床，用最快的速度朝病房奔去，干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
毕建国身上盖着白被子，左眼血肿。见了我，微微一笑。
我凝视着他的左眼。他轻轻地说：“我不当心摔了一跤。”
亲爱的朋友，别骗我了，一定是那三十二床病员家属在一时气愤之下打的。摔一跤决不会这样!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热泪盈眶。
他的手，冰冷冰冷。
(八)
毕建国动手术了，主刀是主任。然而一打开腹腔，我们惊呆了。胆囊又硬又大，肝脏也一样。癌，无可非议。并且癌细胞已转移到肺部。主任只好关上腹腔。脱衣时，主任对我们说，毕建国最多只能活二个月了。
天哪，二个月!现代医学太无能了!其它东西能交换，为什么生命不能交换?他只有二个月的生命了，而我……我应该把一半生命给他。可是，给不了。
小林、陕西人也这样说。
这两天毕建国病情尚稳定，我们三人轮流守护他。春天快到了，该回家的都回家了，唯有我们三人没有走的意思。
夜色降临了，病房里静悄悄的。我坐在毕建国床前，搜肠刮肚地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闭着眼睛，静静地听。突然，他“霍”地坐起，问：“你有小名吗?”
我一愣，随后扯个谎：“有。”
“叫什么?”
叫什么?“叫胡子。”我摸了一下脸上的络腮胡子，信口说。
“胡子?”他的眼睛亮了。沉默良久，才轻轻说：“小时候，我最爱看爸爸刮胡子，那‘兹兹’的声音真好听。可我又恨自己为什么没长胡子，要不刮起来多美。有一天，我用爸爸的胡子刀在脸上刮呀刮呀，可怎么也不过瘾，最后把眉毛当胡子刮掉了。后来在镜子里看到了没眉毛的怪模样，怕爸爸回来骂我，便哭了，这时妹妹小棠来哄我：‘别哭，别哭，我给你重新画上去，保证和真的一样。’她用一支黑蜡笔给我画眉毛，可怎么也画不出来，末了，她也急得哭了……”
我笑了，尽情地笑。然而又立刻止住，因为毕建国的眼眶里正滴出一顆颗泪珠来。我知道，他是在怀念死去的妹妹。
(九)
大年三十晚上，经主任同意，我们用担架把毕建国抬回第一宿舍，让他躺在床上，参加我们的迎新年酒会。
第一宿舍似乎又恢复了旧时的热闹，同时又潜伏着隐隐约约的忧伤。
席间，我们三人各显身手绝寻欢作乐。陕西人打响第一炮，他老实交代，说他跟未婚妻是在西安一家旅馆里认识的。我立刻凑上热闹问：“就是那位半夜闯进你房间的安琪儿?”
“嘿嘿。”他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笑。
“哈哈，交代详细经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产。”小林也起劲嚷道。
“嘿嘿，这很平常嘛，我也刚巧去解手，回头一看房间里一个女的愣在那里，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走错门了，嘿嘿。”他停住不说了。
“后来呢?”小林追问。
“嘿，嘿，后来她惊叫一声，捂着脸跑出房间。嘿嘿，第二天我俩相遇，都脸红了，嘿嘿——哈哈!”他干脆大笑了。
我们也大笑了，但是毕建国没有笑，我看看小林，他抹了一下嘴，也讲了自己的罗曼史。他说：“十二年前，我在农村插队。有一次回家路过一幢房子，‘哗’，一盆水倒在我头上。”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手舞足蹈。“各位请注意，那是冬天，一盆水，劈头盖脑!你火不火?我可是怒气冲天。顺手拿起一块石头。可是当我一看到玻璃窗里那张虽然惊慌，却不乏天真、漂亮的脸，不由手一松——哎唷，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停了一下，喝了口酒，继续说。“后来我当兵了，几年后又进了大学，二年前分配到医院工作。哈，没想到在那里遇到了她。而且我俩对往事都记忆犹新。”说完，他美滋滋地笑了。
“简直是个童话。”我大声赞美。再看看毕建国，他仍然没笑。
下面该轮到我了。我信口胡编：“那是前年的事。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看到了他妹妹，使我大吃一惊。在我的记忆中她只是一个拖鼻涕的黄毛丫头，可七年不见竟出落成一朵芙蓉花了。我与他哥哥交谈时，她坐在一旁看书，头也不抬。本来我只打算坐半个钟头，可一坐就是三小时。我临走时断定已经爱上我了。为什么呢?她的书始终是倒拿的!”说着，我得意地摇头晃脑起来。
小林和陕西人都大笑了，可毕建国还是没有笑。我们失望了，谁也不知道下面该说些什么。
忧伤默默地袭击着毎一个人。
突然，对面太平间传来一阵深沉的哭声。毕建国猛然大叫起来：“海棠，我的海棠花呢?”
海棠花，在窗台上。
小林小心翼翼地将它搬过来，叶子已经枯萎，海棠花奄奄一息了。
“海棠花快死了，我也快死了。”毕建国轻轻地说，泪珠成串地掉了下来。
“不，海棠不会死的。”我们都这么说。我们都这么愚蠢!
“不。”他固执地摇摇头。十年前，我从小兴安岭赶到大兴安岭，去看望久别的妹妹小棠。她不在，床前那盆海棠已经死了。当时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说到这里，他已经泣不成声，但还是把话说完了：“小棠赶到二百里路外一个劳改农场去看爸爸，爸爸的面没见着，却在大森林里迷了路，再也没有……”他痛哭了。
天哪，难怪他如此深爱海棠。可我们这些傻瓜却从未注意过这小小的花木。我们啊，都白长了一个脑袋。
第二天，毕建国病情恶化了。
(十)
我们几乎跑遍全市所有的花圃，终于发现了一棵与毕建国那棵几乎一样的海棠花，我们买了下来，放在他的床前。
他惊喜地睁大眼睛，久久地凝视着海棠，突然问：“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海棠的枝干是红的?”
我们都说不知道。
他沉思了片刻，说：“小时候，爸爸带我们去花圃，小棠站在一棵海棠花前怎么也不肯走开，爸爸就买了下来。如果换做我，爸爸是绝不会买的，因为小棠是爸爸牺牲了的战友的女儿。小棠髙兴极了，整日守在花前。有一回她突然问我：‘哥哥，海棠的枝干为什么是红的?’我想了半天，回答：‘因为里面流着血。’小棠满意地点点头，又问;‘海棠开的花也是红的吗?’‘当然。’我神气地回答：‘将来海棠开花了，我把花掐下来戴在你头上。’小棠连连摇头，说：‘不要、不要。这样海棠会痛的。’后来爸爸给我取了个小名，叫小海。小海小棠，合起来就是小小海棠。”说完，他撑起身子凑近海棠花仔细地看起来。
我把头低垂着，因为眼睛里有泪水。
毕建国失声叫了：“这不是原来那棵海棠，不是的，不是的!”
我们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毕建国生命垂危!
我呆呆地坐在他床前，已经很久很久了。望着他青灰色的脸，我想起那份报告，那份推卸责任的报告，悔恨交加。我啊，我的灵魂真丑呵。
小林进来了，轻声问：“给花浇过水吗?”我点点头。
他便说，“回去睡一会吧，明天你还有手术。”
我摇榣头，说：“我要等他醒来，我还有话要对他说。”
“说什么?”
“那份报告的事。”
“我替你说吧。”
“不。”
后来主任来了，他命令我立刻回去。我只得服从。
然而，我一觉醒来，东方已经发白了。我忙跳下床，朝病房奔去。在走廊上，我猛然感到气氛异样，不由放慢脚步。
可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屋子里空空的，只有一股浓重的来苏儿气味。
他走了。
他才三十三岁。
毕建国的父亲，一位老干部，刚从国外考察回来就匆匆赶到，可是已经迟了。
老人静静地站在海棠花前，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泪流满面。
在整理毕建国遗物时，我发现一本活页簿，翻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临床误诊。里面记载了他从医后误诊的病历，共十例。这很使我感动。我从医以来，误诊难计其数，却从来没有放在心上。我要求把这本活页簿留给我，老人同意了。
小林则要求留下那张陈旧的照片，老人也同意了。
当陕西人要求将海棠花留给他时，老人含泪拒绝了。但是他将毕建国用了十多年的钢笔送给陕西人。
四天后，老人走了。
他要把小海的骨灰埋在小棠失踪的地方。而那盆海棠花将永远伴随着他。
(十一)
这幢楼就要拆除了，我们就将搬出第一宿舍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个曾经被我千百次诅咒过的第一宿舍，如今使我无限留恋。
尤其是在最后一个晚上——
我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书。渐渐地总感到少了一股什么气味。慢慢地想起来，是烟味。于是我笑着问：“毕建国，怎么你戒烟了?”说完，心头不由一颤，抬眼望，毕建国铺上空空的。再望望小林和陕西人，他俩正吃惊地瞪着我。我眼睛一热，忙将头转向窗外。
外面开始下雨了。不知大兴安岭也在下雨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