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1957年，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全村又合为一体，成立高级社，伯父仍担任会计。1958年，国家走上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的道路。此时，也是母亲走向艰难生活的开始。58年春，父亲去了张店新华制药厂工作。母亲独自带着四个孩子（本人，51年10出生，二妹53年6月出生，三妹55年11月出生，四妹58年2月出生）艰难度日。尤其是从小体弱的我，整天除了哭泣，就是嚎啕（现在回想，可能是缺少微量元素铁、锌、钙等）。有时由于过度的嚎啕引发了呕吐、抽风，脖子向后仰，两只眼睛翻白。把母亲吓得浑身哆嗦。为了治这天下第一哭，母亲说，没少花粮食（那时治病都要粮，不要钱）。后来又得了几次怪病，老家叫“盘牙丁”，张不开嘴，不能喝水，更不能吃饭。母亲看着饿得奄奄一息的我，心急如焚，到处求医、找偏方。在母亲不懈的努力下，我总算免于一死。再后来，又得了一次怪病，两只眼睛眼珠子疼痛难忍，不敢见光。有时感觉脊背和臀部里面奇痒。我虽从医一生，到现在，我也弄不明白当时患的是啥病。三妹身体更弱，都三岁了，她还不会走路。四妹弱小，也经常生病，经常哮喘、烂嘴、咳嗽。我记得，母亲抱着生病哭闹的四妹，一夜夜地不睡觉，来回地在屋里走着。母亲被我们折磨的精疲力尽。她吃了常人没吃的苦，受了常人没受的累。母亲，你辛苦了！妈妈你受累了！
母亲除了照料着四个孩子，料理家务，给孩子们做吃穿，洗涮等，还和男人一样下地干活。她参与了大炼钢铁、深翻土地（要求翻得越深越好，由于翻的太深，把下面的沙子翻到了上面）。用山东老家的独轮车，两边各是一个柳编的长方形的大筐，往地里推土推粪。每一车都在四五百斤以上，母亲顽强地同男人们一起劳动，一起挣工分。
在地里劳作了一天的母亲，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背着、抱着、领着她的4个孩子去食堂吃饭。高强度的劳动使母亲当时体型消瘦，骨瘦嶙峋。
大跃进年代是轰轰烈烈的。人们积极投入，踊跃参加。人们热情高涨，斗志昂扬。为了大炼钢铁，为了深翻土地，人们整日整夜地不睡觉，大干社会主义，希望社会主义阵营一天天好起来，资本主义阵营一天天烂下去。人们干得热火朝天。当时的歌曲是这样唱的：
“谁英雄，谁好汉，
咱们群英会上比比看。
要比就比得具体，比指标比保证。
白天比人马，夜晚比红灯。
人马要遍地黑，灯火要满野红。
嗨！遍地黑来满野红，
日不休来夜不停……”
由于大炼钢铁缺少原料，村里号召大家把所有的铁锅砸烂，把所有的铁器都收集上来。没有了铁锅做饭，全村的人都吃大食堂。时至1959年的下半年，已经很饥荒了。缺粮已经很严酷了。食堂就开始吃杨树叶子，用烂地瓜面儿，（整劳力都大炼钢铁去了，地瓜没人管理烂掉了）做成的窝窝头，每人每顿饭一个。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将近3年（58年秋至60年春）。除了修水库的火食稍好点，但也是吃不饱。伯父那年去小乡里开会（当时我的小村庄，以及沙岭子村、赵长林村、王长林村四个村，为高岳乡），面对严重的饥荒，上级领导还在要求，紧紧腰带过粮食关。伯父如实反映村里的情况，反映村民饥饿的严重程度，伯父说：老百姓实在没有粮食再上交了。领导非常不满意：无论如何也要过这粮食关！伯父说：“你们过粮食关，我准备过山海关”的话，即遭到激烈地批判。于是，伯父在1959年的春天，辞掉了会计工作，去了东北。投亲去了一个叫查哈阳农场的地方，因故没有在那里落脚。后听说鹤岗煤矿招工，于是去了鹤岗。
大炼钢铁时期，当时有一句口号，叫“谁私自藏一两铁，就是藏了一个敌人，按窝藏敌人罪论处！”。为了进一步支持大炼钢铁，把各家各户的床都收集起来，拆了，做了轱辘马子的轨道（类似煤矿运煤的一种链接式的车），用来运送矿石。我依稀记得，那段时间没有床了，我睡在地上。由于我当时年龄小，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睡地上。我为此感到困惑。50多年后的今天，大哥披露当年的真情。
1959年三叔参与了跋山水库的修建工作。因水库的位置在当年葛庄战役那里，因此当时叫作老战场新战役。水库工地管理仿照部队编制，那些领导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民工干活稍有差错，非打即骂，开批斗会，甚至扬言把你砸死在大坝里！那时，美国刚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水库工地竟然也放卫星。所谓的卫星就是独轮车两边的篓子，再垛上土，形成小山状。足有700多斤重。你如果不小心把车弄歪了，迎来的不是打骂，就是批斗，还说你反动。在高高的大坝上，自制改装的卷扬机（毫无安全系数），在高速向上拉小车时，有时脱钩，车子倒回，事故时有发生。三叔因当年看到那些不平之事，看到那些没有素质的干部，对民工极尽打骂，侮辱、批斗、恐吓之能事，心中恼怒，在五九年的夏季愤然离开了水库工地，坐上北去的列车，去了东北同江。
1958年至1961年那段时间，记得有一年我的那个小村庄是个丰收年，庄稼长得很好，地瓜长得很大。可是，由于整劳力都参与了大炼钢铁，深翻土地，地里的庄稼没人管理，地瓜大部分烂掉了。无奈，一些老人孩子去干地里的农活，能收的就收一点，即使收回来的，由于没有能力管理，也都糟蹋了。
我山东老家的主食一惯是煎饼卷大葱，副食是豆沫子（把蔬菜切碎煮，放点盐，放点黄豆面在锅里煮熟），就着煎饼吃。随着饥荒进一步扩大，粮食基本没有了，只吃地瓜。后来，地瓜也吃光了，就吃柳树叶子、榆树皮，吃老的像柴火似得菠菜和茼蒿。再到后来，实在没得吃了，竟吃起长了毛毛虫的杨树叶子！母亲即使在这样极其艰难和饥饿的状况下，仍然参加劳动。那仅有的一点地瓜母（地瓜发完芽，把芽栽到地里，剩下的已没有了营养的部分），在那个饥荒的年代，已经成为充饥的宝贝。母亲不舍得吃，留给自己的孩子。劳动了一天的母亲回到家中，因没有食物，吃一块咸菜，喝一瓢水，便睡下了。高强度的劳动加上饥饿，使母亲的身体过度透支，非常衰弱，格外骨瘦嶙峋。我记得那时母亲走路都抬不起脚，经常把自己绊倒。即使这样，母亲仍然参加劳动，从未听到母亲有过抱怨和怨言，母亲除了坚强还是坚强！
饥荒更严重了，更残酷了。我的小村庄开始出现非正常死亡了。饥饿和死亡也正在威胁着我的家族。奶奶和三叔家大堂弟那时已出现了浮肿。
伯父和三叔当时在东北，每每接到家中告急的来信，都焦灼不安。伯父决定拯救家族于饥饿中。他千方百计在鹤岗办了九口人的准迁协议，当时，用双挂号信寄往老家。让大哥在家提前办理户口与粮食关系。并让大哥急电三叔汇款。让在老家的三婶去娘家借钱。让三叔从同江回到鹤岗，等待全家人的到来。伯父费尽心思策划着我家族当年闯关东的头等大事。一切准备就绪，1960年暮春，伯父回到老家，决定带领全家闯关东。
插图2-1大哥
插图2-2大堂弟
插图2-3伯母和堂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