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间谍、女作家关露生平所带来的追问与思考

    世界上最脏的东西，是政治。

    世界上最不可信任的人，是那些专业搞政治的人。

    这是我在粗略了解关露生平之后强化起来的一个印象。

    刚刚从卓越亚马逊选购了丁言昭的《关露传》。起因是，搜索一篇关于张爱玲的文章，看到了与之并列的一个名字：关露。人称当时潘柳黛与张爱玲、苏青、关露并列为上海四大才女——其他三人知道，但关露是谁？这个名字有一点印象，但又没有多大印象。于是就搜索，进一步搜到了潘汉年、王炳南、贾春旺、李士群一干人等。

    在了解关露的一系列遭遇之后，感到了森森的凉意，在这个夏天的上午浸透脊梁。

    关露极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歌词《春天里》，“春天里来百花香，啷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那种明快，悲悯又有同情心，是张爱玲、苏青所没有的，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同情心，正义感，她参加了中共党组织，并接受委派，深入日伪高层李士群身边，与李士群的妻子成为密友。她的任务是策反李士群，后来成功安排了李士群与潘汉年的会面，让一度背叛我党的李士群同意秘密将日寇扫荡的消息提前透露给我方，在抗战中起了一定作用。

    关露打入日伪高层之前，已经是上海知名的诗人、作家，所以她此时身份的转变，立马引起此前朋友们的鄙夷与敌视。她按照组织的要求，没做任何解释，一任同道好友的侧目与远离。两年后，关露任务完成，要求回到解放区工作，但是邓颖超等并不同意。

    深入日伪内部之前，关露有一个恋人，王炳南，中共干部，为执行任务她只得与他告别，这是第一次个人为集体的牺牲。第二次是潘汉年对关露说的，你不能向以前的熟人解释你的汉奸身份，一解释就没法工作了。关露明确表示，我不解释。这是关露的第二次个人为集体的牺牲。五年后，抗战胜利，关露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标准汉奸列入锄奸名单，这是关露面临的第三次个人牺牲。

    这一次，我党组织为保护她，终于安排她回到解放区。但是当关露继续写诗，并想在《新华日报》发表时，总编辑范长江明确要求她用笔名，理由是，如果共产党的报纸上出现汉奸署名的作品，老百姓会怎么看？直到此时，党组织依然以维护集体的利益之名，不肯真正给关露一个正名的机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旦给关露正名，就泄露了我党与日伪特务曾有过关联，而这是抗战刚刚结束的当时难以被群众接受的。但这的确又是事实。而政治，党组织，总会要求你，为了集体的形象和利益，牺牲你的个人。在集体主义那里，个人的一切是微不足道了。这是关露作为个人为集体的第四次牺牲。

    当关露终于回到党组织的怀抱，邂逅5年前的恋人王炳南，王炳南的妻子刚刚去世，二人重续前缘，按照当时党组织有权过问私人生活的原则，邓颖超对王炳南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我是在此时感到了周身的寒意。关露从加入党组织到1945年，一直在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去做红色间谍，完成任务归来，组织却因为她服从安排导致的不清之誉而再次破坏她失而复得的个人幸福。邓妈妈一直以慈爱、善良、得体为人们所爱戴，但这个考虑了集体的邓妈妈，却不曾慈悲地考虑一下作为一个人的关露自己的一生。想当初，她亲手把她送上了不归路，五年后，又是她，亲手打散了她的幸福。所以当时关露曾经自问：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她没有做错什么，只因为她进入了政治。政治机器的要件便是，在特定条件下，每一个分子不能争取个人的立场，你以前做出牺牲是组织的需要，继续剥夺你的私人幸福，也是形势的必须——由此，关露一生没有结婚，但临死身边还保存着一张王炳南的照片，背题：“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接下来，更加悲惨的一一上演。1955年潘汉年被捕，关露随之入狱，一关就是两年。如果说组织上没有足以证明她的材料，邓颖超等也不方便给出人证吗？1966年文革开始，中华民族的大灾难正式拉开序幕，次年，已经61岁的关露又被关入秦城监狱，这次一关就是八年。八年啊，中华民族赶走日寇用了八年，关露以组织安排的方式参与抗战，20年后，却又因为这段非同一般的抗战历程，再被整整关押八年。

    据说麦家创作《风声》的灵感，便是来自关露的经历。是关露的人生触动了他，但是看电影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多大震动，影视作品，因其一贯的渲染和编造功能，早就对我失去了感染力，偶尔触动，我也会给它打上一个折扣，因为那不过是人为的作品。但是真实永远是最有力量的，当我看到给麦家带来创作灵感的关露的真实经历，那种触动和震撼才哗的一下全部到来。而且，电影中的主角，是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而关露，却是一直不幸于自己的组织之中。

    “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这完全不逊于秋瑾豪迈气概的诗句，表现了女作家关露为国为民的崇高志气和决心，但她没有被敌人送上断头台，而是历时43年之久，一直被那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氛围所笼罩，摧残，直至精神崩溃。在狱中那些年，一旦她精神恢复正常，便立马又被要求继续写那些交代材料。那只本该用来写诗歌和小说的手，只能每天用来写认“罪”书，写交代“汉奸罪行”的材料了。

    1980年，关露饱经创伤，身体羸弱多病，血栓中风；1982年，随着早就去世的潘汉年得平反，关露也被平反了，3月，中组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几天之后，关露在她那十多平方米的陋室里服药自尽，时年76岁。

    据说，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和李稻川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曾提及，平反之后组织上分配给关露一套三室单元房，但被历经风波的关露拒绝了。丁玲的分析是：“她的性格在重重压力下扭曲了，使她什么都怕。怕搬到作协宿舍后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医院看病时要不到汽车……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关露，心理素质足以做成功间谍的关露，终于变成了惊弓之鸟。

    关露曾经是多么成功的间谍，而间谍，得有多么优异的心理素质，但就是在汉奸特务李士群身边成功潜伏的关露，却在自己阵营里崩溃了。

    如果说张爱玲过于自私，唯知乱世自保，如果说潘柳黛刻薄成性，惹是生非，那么像关露这样心怀众生，怀有信仰的文人，她忠诚于信仰，又从信仰得到了什么？

    她终究不算聪明，这不是指她的文学创作能力，而是她看待世事的态度和选择。当年我读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对何老先生的学问见识五体投地，但对他在国难当头的乱世却逍遥于各个团体之外，有过一点腹诽。现在看来，那种选择也许有其必要，与张爱玲、潘柳黛相比，关露何其不幸，何其悲惨！

    在她晚年的时候，假如——我是说假如——给她很好的颐养，给她完全宽松安全的环境——比如移民之类——让她精神彻底的康复，假如有那个时候，假如那个时候我们再来问她：如果给你重新选择一次的机会，你会否后悔当年的选择？那时关露会怎么回答呢？回望她漫长而坎坷的一生，假若暮年清醒，她将如何评价自己当年的选择，又将如何看待自己投靠的组织？她会更清醒一点吗？还是依然坚持青春的激情，让不幸占据了她这原本也许会是另一种局面的人生？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