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殷强里斯

有时候，人和书的缘分，比人和人的缘分来得更为奇妙。

许久以前就慕名《红顶商人》，却因各种各样的缘故错过，但无意间在寻找另一些书的时候，终归得与她相见，不能不说是一种意料之外的命中注定。

长久以来，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向来是以官商两种身份行走在政商两界，以官为表，本则为商。

但正是他这种特殊环境下的混合身份，却让他对官商两种职业都有了更为透彻的认知。

（一）

正所谓在商言商，在官言官。

而书中胡雪岩对官商二者的分析，着实令人叫好！

故事得从杭州兵败后说起，王有龄殉国，何制军也自身难保，胡雪岩的两个靠山轰然倒塌，无奈只能再次撤回上海，相机行事。而长毛起事，胡雪岩料定必不长久，所以即使身在上海，他亦闲不住，便开始筹谋杭州收复后，如何振兴自己的阜康钱庄。

杭州大劫之后，想必百废待兴，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欲仿照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以经营汇兑为主，重整旗鼓。

战后用钱之处必多，所以放款无需忧愁，惟存款无处可寻，此时胡雪岩一条妙计惊醒未来的合伙人张胖子。

此条妙计便是从长毛而来，太平天国垮台后，长毛必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按惯例向来是“首恶必惩，胁从不问”，只要逃过这场灾难，一般长毛的后半辈子必是衣食无忧。而长毛逃难，一是保命二是保产，那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如若得不到安置，到时也是一场空，所以必须早作安排，而这时阜康钱庄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但张大胖子吃过钱庄的亏，对此事一向谨慎，尤是与长毛相关，更是怕的不得了。

正是为此，胡雪岩用官商二元论证明了此事的可行之处以及为官为商之道。

摘录如下：

“犯法的事，我们不能做。不过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手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找我们自己的意思做。人家来存款的时候，额头上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化名来存，哪个晓得他的身份？”（如今已不可行，只是为了论证当时胡雪岩的胆识与谋略）

而张胖子又觉得良心上过不去，胡雪岩不得不阐述自己的为官为商之道，使得张胖子心服口服，也令吾辈后人受益匪浅。

亦摘录如下：

“生意人的良心，就只有对主顾来讲。公平交易，老少无欺，就是我们的良心。”

“做官的讲良心，这实在也跟做生意跟主顾讲良心是一样的道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朝廷是文武官儿的主顾，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不讲良心。在我们就可以不讲了。”

“多少年来我就弄不懂，士农工商，为啥没有奸士、奸农、奸工，只有奸商？可见得做生意的人的良心，别又讲究。不过要怎么个讲究法，我想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对朝廷守法，对主顾讲公平，就是讲良心，就不是奸商！”

说到这里，也许大家都明白了，一句话说，生意人对朝廷讲的是法，而做官的才对朝廷讲良心。

“光是做生意的对朝廷讲良心，没有用处。我们只要守法就够了！”

此为胡雪岩论商之道。而此书另一大收获，便是左宗棠论势。

（二）

论势源于办洋务，左宗棠向来讨厌曾国藩和李鸿章，而这二位在办洋务上又先他一步，故而为占据有利形势，也为肃清福建长毛，平定洪杨，左宗棠欲在福建开办船厂。

而办船厂，又必须有款，款从何来，这给胡雪岩提了一个难题，而如此大事，胡雪岩亦是深感责任重大，有些不知所措。反倒是左宗棠显得颇为淡定，更不忘向胡雪岩传道“办大事，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还略带玩笑地说：“有些事，我要跟你请教，有些事我倒是当仁不让，可以教教你。谈到势，要看人、看事、还要看时。人之势者，势力，也就是小人势利之势。”

左宗棠拿自己做比喻，“当初我几乎遭不测之祸，就因为湖广总督官文的势力，比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得大，朝中自然听他的，他要参我，容易得很。”

而反观如今，左宗棠又说道：“以当今大事来说，军务重于一切。而军务所急，肃清长毛余孽，又是首要，所以，我为别的事说话，不一定有力量，要谈入闽剿匪，就一定听我的。”

此即人势，亦为事势。什么人，说什么事，都是有讲究的。

当然，论事还要看是什么事，还要看什么时候开口。“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言听计从。说迟了自误，说早了无用。”

同时他又以自己与身处广东的亲家之间的斗争为例，说：“要撵走我那位亲家，现在还不到时候。”“要打到福建、广东交界的地方，才是时候。”

可见，成大事者，人势、事势、时势，三者缺一不可，纵然是纸上谈兵，我也早已是五体投地，因此，与什么人聊天，向什么人学习，也真是一门颇深的学问，自待我细细品位与思考。

当然，书中还有一些关于胡雪岩的红尘往事，他与阿巧姐的爱恨离愁，亦令人动容，关于正室与小三之间的争斗，看来自古便是人们津津乐道又爱付诸文字的故事。

读书，会发现如今与当初的种种不同，又会了解到其实从古到今，有些事情，无论时空如何变幻，仍然逃离不了人的本性。

由此自得其乐，然作文记之，以备自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