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王维郑虔之四：一生几许伤心事（3）
除了“包养”之伤，王维更深层次的伤是：跟着安禄山干过，严格地说，这不是今天所谓“站错队”，这是“反叛”朝廷，换个场所，这是灭九族的大罪。
当然，安史之乱是一种特殊情况。安禄山本身就是大唐的节度使，他夺取了都城长安，占据了大半个中国，他占领区的所有行政机构还要正常运转，他不重用原来唐朝的官员，还到哪里去找？所以，跟着他干的官员太多，杀不完。
不过，在中国历史上，政权变迁，改朝换代的时候，知识分子们往往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选择，那就是：跟谁干。这个问题往往牵涉到知识分子的所谓“气节”“名节”，一旦选择错误，很有可能遗臭万年。
文天祥宁死不屈，“留取丹心照汗青”，史可法抗清，顾炎武“避清”，都留下了万古不灭的英名。吴三桂，洪承畴，钱谦益诸君，先后降清，令后世鄙夷。即便明代的方孝孺，原来跟着建文帝，朱棣夺权，这原本是朱家“窝里斗”，既不牵扯民族之争，也无关国家存续，只是涉及谁是“正统”的问题，结果，他老人家对朱棣骂不绝口，刚直不屈，孤忠赴难，被诛十族。他的愚忠不足为取，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为后人所敬仰。当代宁海人、台州人都非常认同并赞赏这一评论，宁海还将其中的硬气评选为宁海精神之一。
王维跟着安禄山做官，就本人所见史料，古人除了极少数人有“污贼不能”“尚少一死”“陷贼中不能死”等等书生意气之语，大多数人“哀怜他的不幸”，并未过多苛求他的“名节气节”，从而对他进行责难。其中原因何在？笔者冒昧揣测，不过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他是被逼迫的，在任伪职期间还写过怀念唐王朝的诗歌。这个问题下面要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此处不再多说。
第二，安禄山跟大唐朝廷本是一条船上的蚂蚱，他是朝廷的仆射，节度使，虽然跟中原地区有“夷汉”之分，但考虑到唐代民族大融合的程度很高，日本人波斯人都有被朝廷接纳做大唐官吏的，其他少数民族做高官的数不胜数，像后来的平叛元勋李光弼（契丹族）等等，所以，安禄山的反叛，实质上属于“窝里斗”，充其量也只是涉及“正统”“非正统”的问题。从这个层面讲，他其实跟朱棣篡权没多大差别（这样说，不知道会不会挨骂）。毕竟，朱棣是朱元璋的亲儿子，安禄山也是杨贵妃的“干儿子”。
第三，“名节”“气节”这种价值观的形成，其实是一种文化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里长期沉淀的结果，而文化的形成，更需要千百年来无数次的积累升华和凝聚。在唐代，这种文化价值观似乎尚未完全定型。而且还有一个现象，文化越开放，文化就越包容，文化越包容，在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文化思想就越复杂，而这种复杂的文化思想也促成了知识分子面对种种世相，做出完全迥异的选择。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个时代的所谓的“士”在面临着服务的政权如何选择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忠君爱国”。商鞅是卫国人，跑到秦国变法，吴起也是卫国人，一生历侍鲁、魏、楚三国，孙子齐国人，成了吴国军事家，李斯楚国上蔡人，也成了秦国政治家。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大唐那个时候，距离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定型，毕竟，还有些太远。而到后来，“爱国”和“忠君”紧密结合，无法分割，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大唐，仍然有些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