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个朋友新办的学校有关兴学的座谈会，莫名其妙地被人闪烁为难地介绍为文化的专家，惶惶而憋屈地收听了一通教育的高论。尤其是某个自诩才高的专家侃侃而谈，洋洋洒洒，令我深愧携耳同来，害其辱听。每遇此等情状，我便胸闷而极不自在，便想溜号，逃出门去呼吸新鲜空气。
我是一个喜欢冥想却不善于争辩的人，也不懂外表的涂饰和油滑的文调。于是便只有如一个局外人般旁听兼默想。那时我除了想到了傅斯年近百年前所痛恨的中国士流刻骨的“好行小慧”之风，还想到了中国教育前途未卜的运势。
我其实算得上是很上心国家教育的一个“杞人”。看着中国处处尾以“实验”、“外国语”等等时髦后缀的产业化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土豪”状崛起时，我想到的教育图景却是一幅虚假的繁荣，甚至是一个个颓然的墓碑。
当你悚然发现中国三十年来依靠俨然曰“奋发”实质曰“盗娼”而骤然集聚的夺命资金流正在染指中国人最后的底线——教育，你会怎么想！当你悲剧性发现我们的国家社会，土豪正在主导价值，文盲正在把持教育，脑残正在玩弄扳机，你会怎么想！
几年前，遂宁一个房地产商投资学校赚得盆满钵满的攫金传奇在遂宁被传颂和艳羡着；今年，号称遂宁最大的房地产商又成功兼并遂宁一所公办重点中学的战绩更是被投资界传为啧啧“美谈”；明年，新式教育后发的遂宁即将冒出不下十所的民营投资产业化实验学校（老百姓俗称“贵族学校”）。
这个朋友倒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教育家，闲谈时颇有民族的忧患和对教育的责任等等的激愤，但其也是一个教育市场家，对教育产业和机会市场的研究把握均堪称一流的专家。大势所趋，现在他又把原来的学校更弦为市场热俏的“实验”、“外国语”学校，按说这一种“实外”其实就是一种企业化管理、标准化生产模型化学生的一种工业化办学。所以大字不识、黑白不论的人都敢兴办这类学校。因为操作模式简单，装门面——收钱——加工——生产——出品，车间式流水作业。但是这个朋友天杀的却有一点中国文人的心气，似乎不愿同流合污，又似乎想从软处再挖掘点闪亮的东西出来，好标示与众不同的办学精神和目的。但在我看来这无异是一件立牌坊的绕事。这在直奔主题的“土豪办学时代”简直就像一个行妓的矫情女史，让人五味杂陈，不便开言。
所以，在朋友苦心孤诣、满心志气的实验外国语学校发展座谈会上，大家洋洋高论之时，我却暗地里在孽生着这样一个发展的“悖论”。一方面是如何壮大发展学校规模，树立教育品牌，一方面却是中国教育走在薄冰之上渐行渐远，谁也不明白他的方向，谁也不知道他的归途。
其实教育的宗旨中国人早在二千五百年前都已很完美地归纳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而可悲的是，我们今天的国民教育目的恰巧相反：“迷明德、愚民、游于至善”。
我敢断言，中国的教育产业化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最大的倒退，更何况这种教育体系本身还有一种偏执的体制和愚民的功能。这让我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对国人素质的哀怒和傅孟真先生对国人心气的愤恨，让人再次体悟到中国人民族的灰暗和前途的渺茫,一个严重缺失公众责任心又毫无远见和敬畏的民族的可悲、可怕。
在这样的教育道路上，我们如何去谈一个学校点位的发展。每一个点位就像一个癌细胞，越发展就越恶劣；全面发展就等于全面崩溃。
所以，我们在无力救国兴教的情况下最理智的办学思路便是如这个朋友的学校所提出的倒还明智的“养正、健体”口号。站在一个工厂化学校的角度来研究发展，宜乎众矣当然最好的莫过于加强市场的研究、门面的装潢、“工人”的专业培训、产品的营销。但如果丢不下文化人的矫情，总希望为那些更矫情的士流文人搭建模凌两可的思想平台，则有可能使自己和学校陷入一种莫可名状的混乱之中。比如对普通教师的要求则需要有准确的职业定位。恐不能像某些夸夸其谈的诗狂文痞，偏执地引导人家对现代诗歌高标准追求或对前沿思潮的个人化鼓励。诚如这样，当这些教师们都成了忧患的诗人或深邃的思想家，而失去了他们纯良天真的憧憬和为人师表的操守，则恐怕他们也会像我对中国教育的悖逆，最终发现真实现状的无奈以致对前行的事业和人生产生的心理障碍。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教师所关注的文学价值取向应该与其教育对象的心智阶段相对称，而不能或高或低。低则不称职，高则不在状态。譬如“范跑跑”，是个诗人或思想者，但绝不是合格的师表。可笑那些自诩大家的批评者妄谈教师们交流于师生之间的励志诗歌，而嘲笑人家的手法眼界落伍浅陋。吾为之脸红而无语矣！
民族振兴关键在于教育，教育振兴关键在于公众责任心的觉醒。民族的公众责任心对于为政者就是放弃贪婪和虚幻，回归正常的理性；对于教育家就是放下功利和偏见，让真爱回归躯体；对于企业家就是担起责任和梦想，让财富反哺生存的土壤。
本文旨在略抒对中国当前教育的忧思，对所例举的办学现象及不同人群的教育主张和思维差异决无指责朋友人格的本义。惶恐有人对号入座而开罪于我这个“阴倒怪”的假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