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丹思心舞
这本书是2018年3月底时读的，现在想起再做梳理，既是对此书的回顾，也是因为最近在不同的群里总能遇到“灵修派”、“国学派”与“科学派”之间的言论冲突，借此也表达自己的态度。
这本书较散，对其观点和细节不一一摘评，这里只给一个综述和主要观点，以及我在微信读书上参与讨论的两点争议之处。
【综述】
观念之水载制度之舟，观念之水位标识制度浮现的高度。这一比喻作为一个总领，把作者刘瑜关于民主、自由、法治等的概念认识、观念基础和实践故事串了起来，也介绍了相关的书、电影、对日常点滴的哲学思考，表达了作者的社会观、政治观，对社会演进的乐观，“对国家之顽固、普通人之麻木、知识分子之矜矫说‘不’”这样的写作主旨。
“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的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我近些年的观察心得是：变革观念的‘水位’在升高。观念水位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以前在人们眼中不是问题的问题，开始变成问题了。”
无论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应持有怀疑、反思精神和不盲目、不偏执的从善如流，观念演进、社会发展才有好的土壤，我想这也是作者反复想强调的。书中批判了“理性的无知”、“选择性关注”、“恶之平庸”等有违批判精神的弱势和助恶的人性面。
【观念】
1.社会观
总体上对未来的自由和民主是乐观的，因为：
“追求快乐的本性使每个人成为潜在的革命者”；
“选择的权利——自由——是快乐的前提；同时权利制衡——民主作为其维度之一——又是自由的前提”。
2.民主观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
所以不是“领导为老百姓着想”就是“民主”了。“家长式”民主不是真民主，“自由式”民主才是真民主。
民主仅仅“是一种权利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制，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
“民主的观念基础无非是两点：问责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上面所提及的观念变化，几乎都指向这两点。更重要的是，变化的政治伦理，生长于转变中的生活伦理”。
3.自由观
自由主义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的根源在于它“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是“各自为政”地“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而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的是“立竿见影的变革”，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地“为一元化体制铺平道路”，是“交给你一个救世主”。
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救世主”，所以自主才能自救。 这里，“自由主义”与“自由”应该还是有区分的，记得熊培云的《自由在高处》中提及，下期回顾下这本书以做比较。
4.人权观
人权是以博爱和尊重为伦理基础的，而不是任性。但要以自爱为起点再加上同理心形成博爱的民众基础。
“其实，你也不需怎样，只需要把民众‘当成人看’——将他们视为有理性能力、对话意识和选择权利的成年人，而不是当做看到糖果就两眼放光、看到标签就上钩的儿童。如果不允许他们以思考、对话、选择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最后他们很可能会以砸车、扔石头等破坏性的方式参与——人之为人的尊严总要一个表达的渠道。”
“人权这个概念长期被污名化。原因之一大约是很多人将权利看做任性的代名词”。而普遍人权的伦理基础“不是任性，而是博爱”。“当然博爱的起点是自爱。自爱加上同理心，才成为博爱”。
“追求逻辑一致性几乎是人类的本能”，“所以只要一个人肯定自己的权利，根据逻辑一致性，尊重他人权利就具有‘引力’。换言之，普遍权利观念之所以有力量，不仅仅因为它美好，更因为它是一种均衡”。
5.公民观
一个发展的社会，民众权利和尊严意识是不断提高的，他们会变得具有批判性，成为“批判性公民”。
“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在更广阔的天空下，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6.历史观
坦诚地从历史中学习，才能改变悲剧的命运。“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哲学家乔治.桑塔亚）。
“如果说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不在于‘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
“事实上我觉得‘忠’、‘奸’式历史观背后包藏着很坏的政治观——这种历史叙事里既缺少‘限制权力’的意识，也罕见‘个体权利’的位置。所以潜意识里，我一直隐隐认为国史读得越多，脑子坏得越快，就像如果一桶牛奶里含有三聚氰胺，喝得越多中毒就越深。逃避读国史，部分是出于精神上的自我保护。”
——读什么书，的确带有自己基于既有观念和偏好的选择，包括戒备、融入等各种心理。我的国史读的不多，但觉得或许还是应该持开放的态度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7. 法治观
节制与权衡是公平的基础——“是节制感，而不是激情，塑造了法治文化和人治文化的不同”。
8. 读书观
“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让你枕着它睡大觉。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我的个人读书经验是，在大的方向上，往往一个阶段选择一个或相关的领域方向；具体的兴趣点上，的确是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所引发。顺序上，早年可能由面及点更多，现在以点带面更多，大概也就是刘瑜所说的从问题出发。随着生活阅历、职业经历的积累和变化，具体的触发点会越来越多。
不过如下面争议点中所述，这个“证伪”和预设问题，还是在实证框架下的认知方法，需要大量的历史信息作为背景，但如果在预设的问题上，缺乏足够的历史信息支撑，或者面向未来的问题有着很大不确定性的情形下，就需要现象学的方法，很难用“证伪”来获取洞见了，当然如果是面向未来的问题，是可以在后续行动中去验证的（参考《U型理论》的框架）。
【争议】
1. 原文：“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
刘瑜认为“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和“整体主义”，导致了“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
我当时的评论是：“我咋也是对或古或今、或中或洋的各种暧昧不清，不make sense的表达过敏？或想抵制、或想试图准确理解后换个表达？”
出自《道德经》的这句被刘瑜拿来说事，当时我是有些同感的。我的反应里有两个“或”。到底是抵制、还是试图准确理解后换个表达？前者多因理解对象表达上明显故弄玄虚，后者多因自己对表达之深意的理解不足，这两种倾向更多是出于直觉判断。
所以，深究下来，我跟刘瑜还是有不同，我没有特别执着于“实证主义”，因为我的社会学学科背景也是以“实证”为主流，但我很清楚实证方法运用于社会研究的局限和容易流于形式和表面。这让我也转向通过学系统排列、U型理论等尝试现象学方法，并伴随海灵格著作的研读，开始关联着读些《道德经》，自然现在也有了不同的感觉。
一些比较“道不明”的表达，也是有经验感知基础的，只是这种基础是用不同于主流的实证方法建立起来的。当然，实证方法在可行的范围内仍是认知的主要依据，基于逻辑与实证的“批判性思维”仍然很重要；而在实证不可触及或难以操作的领域以及实证可以操作但仍有漏洞（或被进一步的实证推翻的可能性）之情形下，应该有其他认知方法进行补充。
同时，我也仍然主张，能道明的尽量道明，“语焉不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多还是因为认识不清，而不是认知超越。而对于先哲先贤们的著作，我们要在接纳和经验相应的认知方法的基础上去学习、领悟，或许我们结合他们更多相关和延伸的表达可以明白，或许我们经验及领悟了换个能让其他人更容易明白的表达也是可能的。
另外一位书友对此段也有评论：“蛮有意思的是，这一章前面刚批判完网络愤怒，鼓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这里就用科学量化的系统去评估古代哲学观念，未免有失偏颇地去制造愤怒。理解刘瑜想要赞扬西方民主，但这个姿势有点着急，一未承认西方民主的问题，二未提及我们社会至少有的些微优点。相比于她之前的书，戾气有些重”。当时我回应是认为刘瑜所说的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困惑是存在的，表达也是理性的，不能说是“愤怒和戾气”，结合我现在的认识，我同意虽然不是“愤怒和戾气”，她对于实证的坚守还是“有失偏颇”。
2. 原文：“如果‘素质’指的不是文化水平，它还可能指什么？要不就是合作精神。据说中国人‘一盘散沙’，这被视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证明。社会科学里有个词叫‘社会资本’，说的是人与人水平往来的粘性和密度。”
我当时的评论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是指为实现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透过社会网络来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平时说“XX人素质低”，显然不是指社会资本低。”——这里我仍然认为刘瑜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是不对的，所以跟什么“一盘散沙”的“素质”扯上了关系。她反复纠结的“素质”一词，应该就是较宽泛的“修养”的意思，如果翻译，应该是“self-cultivation”吧。
还有很多点因自己不熟悉背景未做精读和评论，以后有机会或许可以再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