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昭
这一年，江夏的将军甘宁叛逃，投奔了孙权。甘宁是西川人，本来是刘璋手下的将领，刘焉死时西川局势混乱，甘宁和几个将军造反失败，逃到了荆州。作为黄祖的下属，甘宁虽然不得重用，但还是有点名气的。周瑜和吕蒙都赏识他的才干，向孙权做了推荐。甘宁立即向孙权做了先取黄祖，西进荆湘，渐规巴蜀的战略建议。这与鲁肃的“三分论”不谋而合，得到了孙权的赞赏，决定让甘宁筹划并主持进攻江夏的行动。而就在这时，张昭提出了反对，认为吴地并没有稳定，军队出征会发生后方变乱。甘宁对张昭毫不客气：“您承担萧何的责任，却居守而忧乱，拿什么效法古人？”孙权不顾张昭，拿着酒杯劝解甘宁：“今年的出兵，就像这杯酒，已经托付给你，只管立功吧，何必在意张长史的话呢！”
张昭的意见这是第一次在重要的事情上没有得到尊重，但远不是最后一次。不知道这时的张昭有没有感到失落和警醒，但他肯定会觉得自尊受到了伤害。早年还没有出仕的时候，张昭就已经很有名气。他秉承了真正名士的古板风范，恪守原则，不虚伪，信奉心目中正统的道义。在那混乱杀伐的时局下这种优点已经越来越难得，但从它的另一面看，恰好是官场运作能力的缺陷。
无论是同伴还是主君，张昭都很挑剔。他不能忍受与圆滑、不清正的人一起共事，也不接受缺乏尊重的命令或者呼喝。张昭是徐州人，董卓事件引发的关中大乱以后，许多兖豫和司隶一带的门阀都来到徐州躲避战祸，所以徐州的陶谦并不缺乏名士，而陶谦仍然选择对张昭发出了征召。张昭不答应，他看不起那些在职的官员，也看不惯军旅气十足的陶谦那不够尊敬的态度。在陶谦的使者面前，张昭毫不矫情掩饰，其结果就是陶谦被激怒，把他抓进了监牢。得益于张昭的名气，还有名士朋友的营救，陶谦释放了他。曹操的大屠杀使徐州不再是平静的乐土，张昭和许多人一样南渡避乱，他遇到了把他作为老师和密友的孙策，所有的文武之事，都交给他办理。张昭满意地施展着自己的才能，他的职位是孙策的长史、抚军中郎将，实际地位却仅在孙策一人之下。孙策也很满意，他高兴地说，得到了张昭，就像是齐桓公得到了管仲。
孙策死后的那几年，是张昭一生中最巅峰的时期。孙策临死前，明确地树立了张昭的主辅地位，甚至用“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逢取之”这样的话激励张昭为孙氏尽忠的信念。那些年，张昭作为江东实际上的主持者，致力把非常严峻的江东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这是当时资历、声望都不足的孙权无力独自做到的。除了稳定政局、笼络人才、安抚百姓之外，张昭还不止一次亲自领兵征战，讨伐了黄巾兵、地方部队叛乱和成规模的山贼等。
但孙权非常清楚，军事方面的工作是张昭完全不擅长的。晚年之前的孙权，识人、用人的水平非常好，完全在刘备之上。孙权知道，张昭最适合的是内政方面，主持官府工作，保持百姓的稳定，是注重条理、信守规则的张昭的长项。在局势飘摇的孙权时代早期，张昭创立了典章制度，撰定礼仪规范，作为首席顾命大臣，与张紘等人负责所有的文书往来、章表书记、四方交结等工作。孙权用非常尊重的态度对待张昭，待以师傅之礼，称呼他为张公，称呼张紘为东部，而别人，都直接称字，这种倚重无疑让自尊的张昭很满意。不过表面之下的孙权绝不是无条件地依赖张昭，实际是一边借助周瑜、张昭等人帮助自己巩固局面，一边暂时收敛雄心，慢慢地积蓄实力而已。比如在鲁肃的事情上孙权就完全没有听从张昭的话。鲁肃是周瑜推荐来的，孙权与鲁肃做了长谈，鲁肃以“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中心的“三分论”让孙权非常高兴。张昭则非常看不惯鲁肃，认为鲁肃年少粗疏，不够谦逊，但孙权仍然重用了鲁肃，给予了鲁肃和多年旧臣们一样的富贵。
估计孙权最喜欢听到的是汉室不可复兴这半句话，虽然他和刘备一样，口口声声曹操是汉贼，还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实际一直做的却是割据自立，武力吞并的事，而且时机一到便都做了皇帝。张昭则类似于荀彧，虽然身在幕府，却仍然无法摆脱传统士大夫对正统汉室的忠诚心理。建安七年，曹操击破袁绍，奠定了优势地位后，责令孙权送子到许都做人质，张昭等人犹豫不能决，实际就是主张纳质的意思，而孙权割据的决心已定，更有周瑜的支持，最终没有送。孙权非常清楚张昭等人这种不可言传的心理，在面临命运抉择的建安十三年，被逐渐疏远的张昭终于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
曹操占据了荆州后，送信给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与群下商议此事，张昭、秦松等人明确地主张归降。从个人角度讲，看不出张昭会对曹操有什么好感，曹操屠戮过徐州，使他们这些文士背井离乡，不能回家，不能祭奠祖宗，这是古时很严重的事。张昭更看重的是名义上的汉室，即使曹操的所作所为很有争议，但名义上曹操仍然占据着扶持汉室的立场。张昭不愿意看到世间无序的战乱和杀戮，他希望这个乱世早些过去，早些回到和平统一的秩序下。纵然由于执政者的不同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总好过无休止的杀伐。张昭不擅长计谋和远略，在他看来，凭江东的实力几乎必定会失败，那么江东的士兵会像官渡一样被坑杀，百姓会像徐州一样被屠戮，孙权也难免袁谭兄弟的命运。
孙权深深地失望了，此后江东的军与政分别以周瑜和鲁肃作为核心人物，张昭由于自己的率直、不掩饰而失败。像他不愿意看到的那样，赤壁之后，国家失去了最好的统一机会，陷入了几十年的纷纷战乱之中。他本人仍然地位显贵，却失去了信任，还有尊重。张昭不是个记仇的人，当年抓他入狱的陶谦死后，张昭用自己举世闻名的好文章为之写了篇祭文，对陶谦极为推崇。而孙权显然记性很好，称帝后有两次选择丞相，张昭是众望所归，孙权都没有采用，其理由有二：一是丞相事情太繁琐，不想让老人辛苦，二是张昭性格刚烈，容易发生冲突。这两个理由恐怕是一真一假罢。
建安十三年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孙权在登基称帝的典礼上提到了那一年的两个人两句话：先是在登坛的路上，孙权回头说“鲁子敬早就说到过今天的事，真是明于事理啊！”接着在百官拜贺时，张昭举起笏版正想要称颂功德，孙权说：“若是听张公的话，今天已经在要饭了。”
五、孙权
魏国青龙二年，诸葛亮死在五丈原，蜀军撤退时杨仪与魏延分裂，各自声称对方反叛，紧急文书交替送达成都，一日数次。后主刘禅与大臣们商议，董允蒋琬等官员一致表示信任杨仪，当然最终的判断必需皇帝刘禅做出。
刘禅什么都没有表示，只是下令蒋琬率领宿卫中央的禁军各营向北方进发。走出不远，魏延已死的消息传来，事态已经稳定，禁军撤回成都。
看来这又是庸碌的刘禅一个呆笨、没有判断能力的例子，实际上并不是。当前线军队主力的情况没有准确掌握时，匆忙表态是很不明智的赌博，刘禅无法确认远方谁占优势，谁会最终胜出，而一旦选择错误，将会使自己处于尴尬甚至危险的境地。不要显示倾向性而让禁卫部队紧急出动，探明而且最好能控制形势，是最现实的办法。作为一个政治家，是非曲直永远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自己能和最后的胜利者站在一起。
刘禅也许不是真的很笨，但肯定是个非常平庸的君主，不过这种权谋之术并不需要聪明人才能使用，所有处在这个角色的人都自然地了解这种基本技能。
孙权当然更懂得。所以接到曹操通牒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孙权以一种犹疑不定的样子听取各方意见，却始终不肯表明自己的态度。
孙策死后接任主君八年之后，孙权已经稳固了自己的威望，领地内的情况也基本稳定，庐江、丹杨等地的叛乱都被铲除，南方山越已由诸将很好地镇抚，更重要的是八年间孙权形成并牢固掌握了自己的人才集团，包括孙家的淮西旧部和江东的本地门阀，还有孙权亲自擢拔的鲁肃、吕蒙、诸葛瑾等人。
稳守江东、放弃北进计划是孙策临死前指定的新战略，孙权母子与张昭等人都理解和同意这一点，孙策擅长在沙场上进击，而孙权不是，孙权更适合举贤任能，治理领地。所以这些年来除了与江夏黄祖的战事，庐江、合肥、广陵等北方战线都平安无事。孙权的军事行动主要是边远南方的山越部落的武力管理，既稳定了境域内的秩序，也充实了军队的战力。
曹操占据了荆州并送来“方与将军会猎于吴”的通牒，江东上下都震撼地知道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危机。孙权无法确认平素忠心耿耿的下属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只知道每个选择都会是合理而且可能的。对于父兄的淮西旧部来说抵抗成功更有利于保持富贵，虞魏顾陆等江东门阀们和平归顺则会毫无损失地完整保全。如果说整个江东仅剩下一个不肯投降的人，那一定是孙权自己，投降对他来说不但意味着基业的丧失，身家性命也肯定不会保全。不能指望放弃抵抗就一定得到优待，曾经的割据诸侯的身份就意味着无法饶恕的罪过，当权者不会介意铲除即便仅是将来有可能的危险因素。但一个人决定抵抗并无意义，哪怕他是主君。孙权必须掌握下属们的想法和决定，即使是抵抗，也要根据主流意见做出不一样的计划。
鲁肃是最能揣摩出孙权心思的人，而且帮助孙权成功抵抗也最符合鲁肃的利益。如他所说，即便是投降曹操，他也可以回老家过着名士清谈的自在生活，然后举孝廉在县衙里任职，将来在官场上凭着才干发展，一定能做到郡守、州牧。这话没有错，但他没说的是，如果不投降，他现在就已经做到东吴集团的重臣，相当于三公九卿的地位了。这种情况下让他从县官做起，必然断断难以接受。孙权因为鲁肃的才能而赏识他，鲁肃也证明了自己，但这是以后的事，当时的鲁肃在大家眼里，只是个被宠幸的佞臣。所以鲁肃的立场与孙权完全一致，他适时地站出来给了孙权所期盼的支持，这在投降声音占优势的议论主流中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鲁肃适时地提议，招来周瑜一起确定决策。周瑜本身就是个强硬派，考虑到鲁肃与周瑜的个人关系，有理由猜测他们在与孙权商议的同时，私下里一直保持着交流。
周瑜作为军方的负责人在会议上表明了坚决抵抗的强硬立场，当众请兵出战，于是孙权借着这个声势拔刀砍下桌角，确立了整个集团的最终决策，大义凛然地禁止一切反对声音出现。
而就在会议当晚，孙权又在周瑜面前表现出彷徨不自信的态度，他的意思不言而喻。周瑜未必看不出孙权的用意，但无论如何，作为下属只有一个选择，便是竭力保证凭五万兵力一定能够战胜曹军。孙权亲密地抚着他的背，表示绝对信任周瑜，自己的顾虑打消了，兵力财力一定无条件支持。孙权说，但是五万大兵现在只集结到三万，全部都交给你，我再尽力征集，亲自统领出发，做你的后援。
作为优秀的军事人才，周瑜一定仔细研究过预定战区内的地理形势，精心测算了战场容量，才得出五万兵力的数字，毕竟事关他自己的身家与东吴集团的命运，此时绝不是讲空话的时候。孙权若非做过同样的测算，便是相信周瑜的判断，他完全认可这个要求。这时孙权从与诸葛亮的谈判中得到的信息发挥了作用，他知道刘备有两万江夏兵可以接受指挥，正好符合周瑜的要求。这样的好处是既可以节省自己的兵力，防止刘备不尽力，还可以防止周瑜的实力过于雄厚。在建安十三年这种态势下，拥兵处在最前线的周瑜有可能突然发生变化是很合理的猜测，即便已经安排了作为牵制的程普。
战后的东吴获得了完全的安定，北军再无能力发动致命性的总攻，孙权则立即展开了反击。周瑜、程普的军队没有返回，而是追缀着曹军向江陵发起围攻，曹仁在坚守了一年多之后，因为曹操始终无力派出援军，不得不奉命撤离。而孙权统领的后援部队转向北方，对张辽的合肥发动进攻，同时分派张昭进攻九江。这支预备队的实力，并不逊于三万人的前线部队。
此后按照既定的战略，周瑜负责整个西线，筹划着对益州的进攻。孙权仍然把周瑜视为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绝对的信任和必要的防范并不矛盾，都是一名政治家必备的素质。但孙权从个人角度还是对周瑜有着真正的友谊，这在下一代的事上也许算是表现。韩当之子韩综横行不法，孙权将要惩处他，韩综率领家族部曲叛逃到魏国，孙权经常咬牙痛恨，所以丁奉在东关之战中斩杀韩综后，臣子们没忘记把他的人头带到孙权的宗庙前祭告。而周瑜之子周胤，孙权则念着周瑜的名字对他宽容关照，犯罪之后也给予了赦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