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的时候，我有一份从前热爱现在却恼人的工作，半推半就。有一个从前深爱现在却生硬的爱人，和一个准备上小学的对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兴趣都不如iPad里游戏的孩子。父母康健，大体和睦，姑婆闲话，家长里短。我走在这条再熟悉不过的街道上，直觉闭上眼睛都知道停下来的地方是理发店而不是肥肠馆，是便利店而不是营业厅，就是这样的一条路，我突然发现自己再难踏出一步。于是，我在这个年龄里发觉，上班出门，像监狱囚犯们定时定点被放到一个固定大小的空间放风，到点便被拉回牢房。如果生活对我来说已经像是劳役，那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那之后的十年里，我开了咖啡厅，组织文化沙龙，和天南海北的人相聚相投，听别人的故事，写满了又一本日记。我没有再婚，没有让自己陷入感情而无法自拔，我明白爱一个人要花费太久的力气来平复，因为任何细小的牵扯都会激起爱人之间滔天的海啸。我用这十年的时间，和我的孩子沟通，克制自己站在一个长辈的高度去要求和限制他，给予他所有我能做到的尊重和选择，就像当初的我渴望得到的一样，甚至更多。我希望孩子他成为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和世间的不公对抗，和道德的底线对抗；他会关心环境，对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充满敬畏，有自己善良的灵魂和品格。四十岁的我，面对垂垂老矣的父母，大声和耳背的母亲讲话，点头对唠叨的父亲做回应。这时候，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似乎生活在我的意志里美好又静谧。

可知天命，是在五十岁的时候。我不再挣扎于梦想，对“事在人为”和“人定胜天”保有如同游鱼对空气般的不确定。我再难对新鲜事物产生兴趣，宁愿静坐一个晌午，也不愿意再去听路人的琐碎。年轻的面孔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烫，他们看着我想看着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般不可救药，而我同样认为年轻人是注定会撞上南墙头破血流的群体。于是我早已关掉了咖啡馆，在清晨去排队抢超市折扣，在黄昏去公园站进队伍里跳广场舞，在午夜做一场梦回少年时期的长梦，醒来后读一段逝去老人留下的圣经，将自己置身于一片缥缈的海。我亲爱的孩子，他已经成家立业，会在每个周末来探望我，带着他认为我缺少的食物，留下他只能留给我的空旷和寂寞。这时候，生命里出现大段的空白，像输液管里漏进的大段空气。我开始不可抑制的懊丧和愤怒，对命运和世间的道理在心里负偶顽抗，支出的不过是苍白无力的心绪，平添的不过是白发和皱纹。

直到六十岁，我找到了过去遗失的部分美好，这其中，包括自我。孙儿绕膝笑，窗前一株花，我拒绝孩子要我同他一起生活的提议，告诉他这样很好。不知道哪一天起，从早到晚，我开始有忙不完的事情在做，让我无闲心去寂寞和叹息。起床需要花十分钟让沉睡一夜麻痹的身体苏醒过来，用半个小时打理自己，然后坐在屋里这时节光线怡人的地方，捧起一本书，在手边放一盏茶；午饭前一个小时，下楼买菜，在十秒钟里变得嘴巴挑剔，眼睛锐利， 抹两毛的零头要动两分钟嘴皮，回程的路上，买两支红衣火腿肠在院子里喂给野猫；整个午后，是最忙碌的时候，休憩之后，起身收拾房屋，浇花剜草，和人下一盘棋，或打一圈牌，直至新闻联播响起；晚间总会接到孩子的电话，用一个小时来泡脚，因为其中二十分钟用来抬热水盆，十点便关灯上床，搓热掌心按摩眼睛，沉沉睡去。多年里，常常一夜无梦，偶尔夜里起身，环顾四周，孤寂时有，亦有知足。

七十岁一过，生命像是听得到声音的河流在朝远方奔腾，那流逝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时间像是一把梳子，一面镜子，像是风湿痛的膝盖和弯不回来的指关节，像是具象到筋骨一样让我知道自己如一台上不动磨合油的机器，每一次动作，都从身体里传来破铜烂铁一样的摩擦呻吟。我常梦到我的父母，常常是他们年轻时的模样，偶尔的，也有他们苍老佝偻的背影。如果真的有死神，那他一定是在向我发出指示。又或者，我已经对世上一切了却了念想，于是忆起隔世之远的我的老人。我没有为自己打点寿衣，因为听说，老人为自己做寿衣，古有长寿祈福之意。这些年月，我看不清书上的字迹，听不清儿孙的话语，连浇灌一株花的水都费力抬起，这样的时光，长寿于我并无益。我经常在饭桌上引起沉默，只因我听不清别人的回应，我也无法再控制自己的身体，失禁让我无法再扶持自己的尊严这样活下去。

最后的日子里，我忽然回复了听力，我听到窗外的风声，雨声，听到落叶的簌簌和白头翁的啁啾，它们齐奏之时，像极了儿时母亲唱于我听的歌谣，悠远而徐缓，如同落在瓦片上的茫茫白雪，松软又冷峻。

在一个和风煦日的晴天里，我闭上眼睛，睡进一场久远的梦里。梦里悠悠青草，水波粼粼。

如果我将这样老去，这样为我的一生画上休止符，睡在一场春天的苏醒里，世间万物复苏，而我独自死去。我拥有的不是波涛般剧烈的青春，也不是烈酒一样美好的爱情，我没有化不开的忧愁和过不去的坎坷，我拥有的只有生命。

生命，做为我的存在，将涵养我的灵魂，在这世间，不熄不灭，落入漫天的星辰，斗转星移，生生不泯。

2015.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