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父亲又咳了一晚上，等我睡着的时候，天快亮了。
我醒来的时候，屋里已经没人了。保温锅里的稀饭正在表面凝结一层汤皮，包子裹在锅里的蒸布当中，还有余温。锅里还有一碗辣子炒鸡蛋、一碗咸菜和一个荷包蛋。我一个人把饭盛出来，坐在厨房的阳光下，细嚼慢咽。筷子用的年头太久，变得又尖又弯，夹辣子时，边夹边掉。我们家大部分东西自九十年代以来都没换过。那两只铝勺是我和弟弟一人一根，幼儿时期来舀稀饭的家伙，现在我竟仍在用它来一口口喝汤。饭碗纷纷从80年代用到了现在，有些细小的磕磕碰碰，碗沿上描着两条青线是最那个质朴年代的趣味。我趴着的这张餐桌上，被父亲油漆过两次，80年代是棕黄色的写字桌。2000年前，他把它漆成了白色。现在既看不见棕色，也看不见白色，因为桌上铺着一张粉绿色的方格塑料皮，散发着轻工业市场便宜好卖的温州商品的气息。从80年代到现在，外面发生了多少次巨变啊，我们家的食物、家具和气氛令人惊叹的罕少变化，几乎成了这座城市中一处隐秘的历史遗物。这是一种奇怪的不正常的错误，可是因为一错再错，现在它们都有了美感。我坐在其中，就像回到初中二年级的某天清晨。
交了六门白卷之后，我的成绩再也没有之前的高度，不是理解力下降了，而是某种运气消失了，对于学习而言，你要么有感觉，要么没感觉。以前，我相信答案就在脑子里，后来，我知道它们都不见了。那些练习题的答案，就老鼠一样，跑掉了，不在房间里了。我也失去了专注力，我老是望着别的地方。写着写着，我就抬起头，望着什么地方的闪亮的阳光。
后来，我在这种恍惚中开始努力，从第一掉到了十几名。父亲看得更严了。给我买的课外书，布置的课外题更多了。我不但犯错，而且对犯错不以为然。有一次我夹在队列里在操场上跑步，刘涛戳了戳我的后背说，你爸。我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果然发现父亲远远站在一棵树后面。
初三那年春天，我们更为躁动不安。我迫切地想当个画家。我的乐趣是在新华书店五层的艺术书架里翻画册。那时候流行歌已经几经更迭，我开始听沙黛和红草莓。
那时候我把考试成绩带回来时，父亲会暴怒，不管是第五名，还是第十名，还是第叁名，父亲都会暴怒。他用拳头打在我脑门上。我能看出来他是真的生气。我是说，人们杀人的时候，无非就是生气而已。我看到他是恨我的。这一点和他爱我是两个硬币，而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有一天，晚自习上，突然大家嚷嚷了起来。说不必上课了。有人建议物理老师和我们一起去广场。大家笑起来。物理老师是所有老师里最好说话的一位，他对学生有一种理解和让步。他已经快64岁了，矮矮胖胖，他一边收拾电磁实验用的线圈和蓄电池，一边朝已经开始制作标语的学生们耸耸肩，我知道我也拦不住你们，今天我还准备了两个试验呢。他把所有东西装进书包里，离开之前，手扶门框说：我是教物理的，不是教历史的，你们不听我的，但我要告诉你们，广场上很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