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队在空降兵部队里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做好战争演练和作战的医疗保障。在和平年代里，主要是做好食品卫生的监督和官兵身体健康的医疗救治，同时开放为当地群众的疾病治疗。
因此，每年的伞训卫生保障就是最重要的任务了。每逢年度伞训开始，卫生队就要抽调人员，和所在的营卫生所一起做好卫生医疗保障。一般情况下，每位战友都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战地救护保障。
由于当初的伞具是来自前苏联伞兵的退役伞，所以，伤亡比例还是比较高，到后来的伞兵4号国产伞诞辰后，因伞具不合格的伤亡情况就大为改观。目前，我们国家的伞具已经研发到伞兵11型，安全性能目前还是比较高的。
由于伞兵是特殊兵种，必须具有空军飞行员的身体，来适应远距离飞行后空降到目的地进行作战的要求，又要有陆军指战员的作战技能，所以，每次跳伞前的“关口”检查中身体中的血压和心脏检查是必查项目，减少因为身体影响部队整体训练效果和战斗力，以及对指战员造成不应有的身体损失，防患于未然。
我们会和指挥部其他成员单位一起提前进入机场，现场对每位跳伞人员进行检查，做到万无一失后，继续前往跳伞着陆地点奔赴，做好着陆时由于着陆姿势不正确造成的关节扭伤和腰椎损伤的现场救护。直到一次跳伞训练平安结束，然后为下一次做好各种医药和器械准备。
有一次跳伞训练基本结束，团长黄居安安排作训股长通知在家团机关首长跳伞。当时团机关首长都是用翻号来称呼。比方团长就称呼一号首长，政委就是二号首长，副团长就是三号首长，副政委就是四号首长。参谋长，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以此类推了。
自然我也随首长一起上飞机，做好他们的医疗保障，做好跳伞过程中的其他事务。当年我们跳伞还是像“士”字型的安二型小飞机。每次只能坐10人。
随着飞机发动机轰鸣剧烈的震动，振耳欲聋的声音，首长们都背起了主伞和备份伞上了飞机。
和平时训练不同的是这次跳伞大家都很放松。可能是首长们经历了抗美援朝枪林弹雨的洗礼，加上平时多次跳伞已经作为家常便饭。
我至今记得这次跳伞的有团长黄居安，政委刘省三，副团长王彦林，张虹桥，郝三号，张副政委，余副主任等。飞机盘旋到千米时，团长黄居安和大家开玩笑说，把伞具都检查好了，小心不带伞跳下去，明年这个时候就是周年了。大家一阵笑声，各自把怀中的伞具挂钩等机关都悄悄地检查一遍。政委刘省三是个大高个子，面部潮红，身上既有军人的气概，又不乏儒家的个性，看上去是一位很好的政治思想领导者。那个时候，思想政治工作是相当重要的。除了要反复学习背诵（毛泽东选集）四卷外，还需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贯彻林副统帅人的因素第一，精神万能，一切从革命理想出发。只要能保卫党中央毛主席，有伞要跳，没有伞也要跳。当时的部队就是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由于部队在武汉“支左”刚刚结束，转入正常的军事训练。所以政治工作任重而道远。如何做好战时和平时的思想工作，做好平战结合是保证部队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在武汉支左中，对于贯彻落实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指示起到了重要作用，受到武汉军区空军的表扬，先进事迹还刊登在当时的武汉军区（战斗报）和（空军报）。当然，也有些战士在不着军装的情况下，在大商场女人众多的场合里有不文明动作，直至被陆军支左人员发现。知道是我们伞兵部队，当地群众就送给一个雅号“刷浆糊部队”。有时候也难怪战士们的冲动，但是，那个时候的政治高压线是非常厉害的。因为那一次事件，对军人与女性的接触要求的更严格了。
刘省三政委有个女儿叫刘小红，在革命村卫生所时，估计还在小学上学，放学回家或者平时见到都会面带笑容的叫高叔叔好。迄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们发展的如何。
郝三号是河北人，大高个子，坳黑的皮肤似乎完全说明了他带兵打仗和训练有素的指挥官。卫生所就和他家在一栋家属院子，卫生所在西边一套房子，他家在东边，中间是余副主任家。当时余副主任爱人在天灯岗一家银行还是商店上班，他的小姨子正在八一学校上初中，真真正正的左邻右舍。郝三号儿子叫瑞京，女儿叫红红，一家人的共同特点是微黑。由于郝三号家爱人经常腰部不舒服，加上胃病，一直是我们的病号，所以比较熟悉。她人特别好，有时候在家里做饭菜让李祥军和我吃。
张副政委是山东人，说话经常有一句口头禅，声音洪亮，彪形大汉，是地道的山东人的气势和作为。他有一儿一女，听说后来去了东北，至今再没有见到。
王彦林在抗美援朝胜利后，记者采访他时，由于他的文化底蕴有限，让郑州大学毕业的妻子给媒体人做一桌好饭，招呼大家吃好喝好。回想起当年获得二级战斗英雄荣誉时他斩金截铁的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八个字，饱含了军人对祖国的高度负责。他为人直爽可亲，和战友相处，是英雄，更是战友，深得战友们的尊敬和爱戴。
黄团长一边安排工作，一边途中飞行，不时问我，小高，紧张吗？我胆小的回答道：不害怕，请首长放心。
说起黄团长，真是有说不完的话。这是我敬慕的首长。因为工作关系，接触他的机会比较多，就连最基本的上厕所，都时不时在厕所碰见，总要问我的情况，鼓励我不断提升和进步。后来在革命村卫生所，和黄团长爱人接触就更多了，她当时是革命村村长。疾病预防等事情都要事前请示汇报。对黄团长更有深厚的情感。卫生所期间在团机关食堂吃饭，不时也能见到黄团长的身影。当我建立起卫生队群时，及时通过于爱华了解到他女儿黄晓显的电话，后有知道了黄团长的电话，立即打过去两次电话，但是因为黄团长耳朵有点背，经过小女儿黄红卫的接听，马上能够记起小高，我十分激动。多少年，他带过多少官兵，还能够知道有一个陕西娃在惦记着他。
黄团长在给军人做报告时说：这辈子他觉得骄傲的事情，除了参加过抗美援朝外，就是他带的部队曾两次获得重要荣誉。一是1964年，他曾经任连长的9连在全军大比武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此时他任133团副团长，9连是他重点指导的连队；二是1978年9月2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空军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学航空兵第1师先进代表大会，他作为先进团的代表光荣地参加了这次大会，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以及中央军委领导出席大会并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
转眼飞机到了目的地上上空，轰鸣声和着高温，伞具和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那时飞机上没有空调设备，噪音十分大。黄团长把下一步工作安排完毕，说我们跳下去后各司其职，做好部队的应战训练，保持发扬部队光荣传统，为新形势下强化部队战斗力做出新的贡献。
我跟随首长们一起跳了下来，在空中，听到首长们互相问候，感觉这次跳伞是最有纪念意义一次。几十年过去了，我把这次跳伞一直在我的心里记忆犹新。而是我人生成长的一个独有的机会，首长们的能力和智慧，至今也在鼓励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