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丕、叡与仆射李冲、领军于烈俱受不死之诏。叡既诛，帝赐冲、烈诏曰：“叡反逆之志，自负幽冥；违誓在彼，不关朕也。反逆既异余犯，虽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犹不忘前言，听自死别府，免其拿戮。元丕二子、一弟，首为贼端，连坐应死，特恕为民。朕本期始终而彼自弃绝，违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别示，想无致怪。谋反之外，皎如白日耳。”冲、烈皆上表谢。
对于那些习惯了权力在手的市级官员，剥夺权力恐怕比剥夺性命更难受吧？贬为庶民之后，一个街头小流氓也能欺辱打杀，根本不需要再用皇权出手。皇帝还落了个好名声。
2、臣光曰：夫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人君所以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虽有亲、故、贤、能、功、贵、勤、宾，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议于槐棘之下，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轻重视情，宽猛随时。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则不然，勋贵之臣，往往豫许之以不死；彼骄而触罪，又从而杀之。是以不信之令诱之使陷于死地也。刑政之失，无此为大焉！
八议制度，起于周，定于曹魏，止于清，跟中国法制史的年代几乎一样长。八议，本来就是议，跟“十恶”不同，“可赦则赦，可宥则宥，可刑则刑，可杀则杀”，反过来，也可“不赦”、“不宥”、“不刑”、“不杀”，实际是给了皇帝任意操纵法律的空间，其目的还是要加强皇权驭下的能力。北魏制度初创，本身未完善，执行也不够严格，有更大的伸缩尺度，皇帝个人的好恶会严重影响法律执行的效果。司马光拿宋朝制度巅峰时期的标准来评价北魏的制度，不太客观。
3、夏四月庚申，至龙门，遣使祀夏禹。癸亥，至蒲坂，祀虞舜。辛未，至长安。……
五月己丑，魏主东还，泛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于丰，武王于镐。六月庚申，还洛阳。
拓跋宏不断用行动强调自己是正统，争取民心。南齐的那帮武夫还真比不上这心思。
4、假彭城王勰中军大将军，勰辞曰：“亲疏并用，古之道也。臣独何人。频烦宠授！昔陈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请而得，何否泰之相远也！”魏主大笑，执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吾与汝以道德相亲。”
拓跋宏掉书袋的功夫也是一流，足以说明他本人对汉文化的学习与当世名儒相差无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