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小可
《我们与恶的距离》，上半年好评如潮的一部台剧。从一起无差别杀人案入手，细腻地呈现了受害者家庭、加害者家庭、法扶律师家庭、精神病患家庭、精神病医生家庭等不同参与者以及媒体、公众、键盘侠、政府等不同群体的立场和选择，同时向我们展示出人性的恶是如何形成的。
诚然，这部剧最后对于这种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过于天真和理想化，但看完剧，也许每个人对我们与恶的距离、对人性会有新的思考。
01 什么是恶？
历史上封建统治者为维护专制，讲十恶不赦，是指十项罪恶极大，不可饶恕的恶行。
佛法中讲起罪之由，为“身恶”、“口恶”和“意恶”。身业不善，即杀、盗、邪淫；口业不善，即妄言、两舌、恶口、绮语；意业不善，即嫉妒、嗔恚、憍慢邪见。恶，可以是犯下杀人、偷盗的罪行，也可以是搬弄是非、花言巧语欺骗他人的口德之恶，还可以是害人之心理、损人之意念。
剧中，李晓明无论出于何种心理，持枪随机杀人，致众多受害者及家庭蒙难，自己家人也受尽指责不敢活在太阳下，实属滔天恶行。
剧中，媒体的野蛮报道使得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被逼动手伤人，因为受不了媒体不实的报道和屏幕上公众的指责，母亲带他一起跳入河中自杀以证清白，这种为了流量和热度，失真报道的媒体，以及不分青红皂白标榜正义的键盘侠们算不算是行恶？
剧中，新闻编辑主管在随机杀人案中失去了儿子，作为受害者，在知晓自己的下属正是加害者的妹妹时，让记者偷偷跟踪其妹妹从而曝光其父母的行踪并遭媒体围攻，这算是一种发泄还是一种恶？
剧中，平凡的精神科医生，为了医院的业绩创收，让符合出院条件的精神病人继续留院治疗算不算一种恶？
在一个病态的世界，我们与恶的距离能有多远？
02 不要挑战人性
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标准很难界定，大多数的我们还是介于中间的灰色地带，遵纪守法，做一个良好公民。但人性这个东西，即便是良好公民，很多时候也都让人产生无能为力的挫败感。
剧中律师为杀人犯辩护，以期找到真正的杀人原因，但公众骂他没有良知，甚至泼粪；他忙于法扶，疏忽家人，连妻子儿女基本的生活条件和及时的关心都很难保证，可以理解作为律师的家人、亲人对其工作的反感和反对。相反，家人需要多么无私、多大的包容心和抗压能力去全力支持律师的工作，则是对人性的一种挑战。
剧中加害者的父母、妹妹都是普通善良的公民，承受不了媒体和公众的围攻而逃逸，母亲在剧中曾痛心诉说，谁也不愿意自己培养了20多年的孩子成了杀人犯。从对孩子的教育和关心上，加害者的家人确实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如果早一点发现孩子的精神和心理问题，及时给与关怀或治疗，也许能避免悲剧。
但是悲剧发生后，作为加害者的家人又该怎样正常地生活？妹妹被迫退学，改了名字开始工作，偶然发现自己的上司正是被害者家属之一，担心、羞愧提出离职，但还是被上司无意中发现，并利用她曝光了她的父母；在奶茶店打工偶遇学长，该学长利用假意关心获得爆料，引来公众对奶茶店的围攻讨伐……
我们不是被害人，也无权要求被害人对加害人的原谅，但是我们作为公众，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如何减少偏见和歧视？这很考验人性。
我们大多数人做选择的时候都是从自私、利己的角度出发，站在本位思考，由己及人，不会力图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考量。出于自我保护，我们会下意识地选择排挤一切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的事物和人。所以我们会抵制将精神疗养院建到自己居住的社区，排挤并孤立有精神问题的同学，歧视犯罪人的家属……没有偏见和歧视的世界太过理想化，就目前看是不存在的。
不要挑战人性。
东野圭吾在作品《信》中说到，“犯罪者必须要有着这样的思想准备，就是自己犯罪的同时也抹杀了自己亲属在社会上的存在。”从这个角度讲，犯罪者应当考虑自己的犯罪成本，是否会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引起蝴蝶效应，把家人也带到黑暗的深渊。
03 弃乌合，求独立
曾几何时，鲁迅冷月照孤魂，孤魂咒劣根，批判国民曾麻木的劣根性；而今，我们看到关于社会刑事案件每每刷新微博热搜，引发群众情绪和价值导向，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围观者们有的感动到不行并聚众煽情，有的义愤填膺，卷入事件的个体也被无限放大或污名化，但是下一秒，可能娱乐至上，投入肤浅的娱乐消息而变得健忘。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勒庞阐述了群体以及群体心理的特征，指出了当个人融入了群体后，他的所有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他的思想立刻就会被群体的思想所取代。而当一个群体存在时，他就有着情绪化、无异议、低智商等特征。
希望多年的教育至少让我们多一些独立思考的能力，多一些理智，有温度有正义，不要成为乌合之众中恶的助推器，因为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蝴蝶效应真的太具有杀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