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武王“允文文王”以来，中国帝王序列中不乏文武配。文即德，是非暴力的，如周文与晋文之“文”；武的谥号则和“军事”、“武力”联系在一起。与周王室先文后武相反，曹氏父子的文武配反了过来：一心想当周文王的曹操谥号为武，而理应效周武王平定天下的继承者曹丕，却英年早逝，最终谥号为文。魏文帝这个“文”，讲的仍旧是德，而非今人所指的文学。论德与非暴力的成就，“临朝恭俭、力更旧辄”的曹丕固然担得起的，但从后世影响看来，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文学的“文”上。
曹丕与曹操均能“上马横槊，下马谈论”，父亲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所以抒情怀时哀而不伤，写荒凉时又能突现出壮美。这一独特的才情，学不来，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如同“抑扬爽朗、莫之与京”的陶渊明，尽管赢得了后世众口一词地推美，但却没一个是真正受了影响的。弟弟曹植更是才高八斗，如果说曹操的文学地位是直到明朝中叶、当我们的古典文学史将至尽头时才得以确立的话，那么曹植作为历史上最有名的文学天才，1800年来声望就从未低过。父亲与弟弟都是历史上公认的文坛巨擘，已早为人所熟知喜爱。曹丕天才稍逊，文学才情在近代以前也一直被低估，但三曹中却数他在文坛的光环最多，可以说是魏晋时期的文学重镇：
- 中国文学批评之始（《典论·论文》）。
- 散文（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的开山大师。
- 七言之祖（《燕歌行》）。
- 建安邺下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有“冷静的头脑与热切的心”一句，流传甚广，我认为这句话形容曹丕的诗文最为贴切不过。我国诗歌散文以抒情为主，诗文中从不缺强烈的感情，缺的往往是节制与情操。情感能“兴”得出来，又能约得主，是为情、操。顾随先生称“中国散文家内，古今之中无一人感觉如文帝之锐敏，而感情又如此强烈者”，所以我们读曹丕《与吴质书》时，是真心能感受得到“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文心雕龙》）的：
“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
“谓百年己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顷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
曹丕的书信虽为散文，却具诗歌之美，感情压得下去又提得起来，收放自如，是古今难得一见的好文章。曹操诗文“古直”，曹植诗又怨气太重，所以论及修养，曹丕是要超过其父与其弟的，故敢作《典论·论文》，为后世开创文学批评之先例。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这是曹丕《典论·论文》中最广为传颂的一段，不止是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评价，也为文学确立了独立于经学的地位——文学就是文学，可以不立言，可以不载道。文学有利于国家，所以说是“经国之大业”，文章可益于自身，所以说是“不朽之盛事”。儒家只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曹丕为后世文人君子指出了“治国、平天下”之外的另一条出路：文章本身就是目的，可以流传千古，也足以当成一生的志业。这条路，也是人类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最容易得到满足与幸福之路。我国文人太重功利得失、也易自伤其怀，多刊短篇成集、而鲜有鸿篇巨制，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在整整一生中，都在为文章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摇摆不定。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学史里，像司马迁那样“活着为了著书，著书为了活着”、执着地靠文字赢得永恒的作家太少了，像曹丕这样洞见到年寿与荣乐都“未若文章之无穷”的批评家与思想家也太少了。
魏书记载，《典论》写成之后，曹丕“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三曹皆好学，曹操曾有言“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但三人中，最具书儒气质的，还属“坐不废书，手不释卷”的曹丕。曹丕虽自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自古读书人知读书人、读书人惜读书人，这也不假，所以王勃赞其“临朝恭俭，博览坟典，文质彬彬，庶几君子者矣”，鲁迅也认定“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是不足为奇的。
魏文，其人、其文，我们读书人不可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