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将是他人生的闭关演讲，这么长时间的不会有了，”随着字幕的播报，一位老人利落地走到镜头前，挥着右手，向观众打招呼，“大家好，我来啦！”身穿的短袖，斜挎着的军绿色背包，都是极朴素的样式，如果不是刻意提起，难以想象，面前这个人儿已是耄耋之年。
演播厅准备的座椅，很是贴心，坐在上面，刚好可以看见底下乌压压的观众，比老人年轻时见得所有人都多。他的双手落在椅靠上，遥想着过去，似乎当初遇到的困难，如今一句话都概括了。
他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客家人，生在上世纪初的广东汕尾，人们经常少强少强地叫他。家里一穷二白，兄弟几个就借着海风放风筝，鲳鱼的、芭蕉的、螃蟹的，每人一个，沿着海岸线撒了欢儿跑，边跑边喊，比着谁的更高更远。南边的夏天日头毒辣，晒黑了总免不了被母亲骂。
那时的求学之路格外艰辛，读完高小，抗日战争爆发，山河一片破碎，好好的房子被炸成废墟，沿海的学校停办，他和哥哥就沿着山路走了四天，脚底磨出了血泡，找到一家离家很远，躲在山沟里办学的学校。之后辗转桂林中学，日军的飞机经常四处轰炸，三天两头是空袭警报，汪曾祺先生书中曾描绘过这一现象，“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都往外跑，叫作跑警报。跑和警报联在一起，构成一个成语，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老师就在山洞里讲学，不过，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儿。
尽管当时年岁有限，这位少年就有思想，为什么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可以读书的地方。本是为着父母的期望，一心学医，可是人随事移，孩提时代作为玩伴的海洋，带来的军舰，却让国家无力招架。他便下定了决心，要去学造船，抵御这些列强的海上侵略。这一点倒是像极了鲁迅，只不过一个以笔为矛，一个以船作盾。
大学报考志愿，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称作东方MIT（麻省理工大学）的交大（今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录取。交大多名师，老师们大多留学海外，有着专业的背景，学生亦深知救亡图存，知识就是武器。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山茶社”，大家一起唱着振奋人心的进步歌曲，现在想起来都热血沸腾。很快时间，共产党的队伍又多了一员。毕业后，从事民用船舶和军用舰艇的设计。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全面提上日程。转折发生在1958年，美苏冷战格局正盛，帝国主义国家对以苏联为首的国家采取包围封锁的政策，随后中苏关系破裂，依靠苏联发展我国国防的计划不得而知。这些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上的字眼，寥寥数笔，看得人不以为意，却让当时的科学家倾尽一生。
毛泽东发出话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从上海调往北京时，只说是出差，一件行李都没来得及带，就这样成为了国家首批核潜艇设计研究工作的设计师。老人讲到这里，颇为动容，两眼有些湿润，从这里，此生就属于核潜艇。为保守国家机密，一生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甘当无名英雄。
在北京有一处院落，远离闹市，门前的几棵树静静地长着一圈圈年轮，偶有人影出没。他们大多数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最开始只有算盘和计算尺，甚至核潜艇的概念都没有。29个人就在外国文献中摸索，但凡是有用的，就攫取下来，偶然间得到一个美国制造的核潜艇玩具模型，和搜集的数据对比发现并无二致，才有了最原始的方向，这个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骑驴找马”，总之绝不等待。为了保证数据的精确性，两波人往往为了得到一个一致的数据，演算好几天。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神秘下水，四年后的八一建军节，老人清楚地记得，在这一天，被命名为“长征一号”的“401”艇缓缓地驶离军港码头，在众人的注目礼中，潜入波涛之中，人民海军由此跨进了“核时代”。88年，时任总设计师的他亲自下海，完成深潜实验，和潜艇生死与共。
三十年间，祖国已是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这位已经略显老态的儿子，却不曾回家一次。每每母亲来信，问他在哪儿，怎么还不回来，他只能把信塞进抽屉，每月从不知名的邮箱寄去不多的生活费。父亲去世时，为了不让组织为难，他缄口不言，未能见上最后一面。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发表上篇报告文学《赫赫无名的人生》，全篇只用黄总设计师作为称呼，却提到了妻子的名字，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母亲，母亲看后泪流满面，把儿孙召集到身边只说了一句“三哥的事情，你们要理解，要体谅。”再次相见时，母亲已是风烛残年，儿子也两鬓斑白。对于家庭，妻子则当起了坚强的后盾，把儿女们照顾得妥帖周到。回到家时，女儿总说，“爸爸回家出差了。”妻子也在一旁打趣，“爸爸是回家做客了。”
很多人都问过他是如何理解忠孝两全的问题，老人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他爱父母、爱家庭、更爱核潜艇。
人们注意到，在演播厅的背景墙上，蓝色海洋里海豚状的潜艇在缓缓下沉，向大海最深处驶去。而老人始终没说他的名字，我们只知道他姓黄。
（文中老人名叫黄旭华，被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荣获201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