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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宏观经济指标

1.1国内生产总值（GDP）

用来衡量经济总体发展情况。

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给定时间内新增的最终产品和最终服务的总价值

总结，判断一个产出是不是应该计入GDP

1.是不是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

2.产品服务是不是最终形态

3.是不是国内产出

4.是不是当期产出

指标分解

从支出的角度

谁付钱购买？最终消费+投资+净出口

以2016年数据为例，最终消费占比53.9%， 其中居民消费占39.4%。政府消费占14.3%

消费品，一种可以直接消费来获得满足感的产出，产品和服务都记录在内；

投资方面的支出，是用于增加或者是替换生产性资本的支出，不是用来直接满足需求，宏观经济学中不包括金融投资；

净出口 = 中国的出口 - 中国的进口

从生产行业角度

第一产业：农林牧渔

第二产业（物质生产）：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以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服务产业）：即服务业，除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外的其他产业

2016年，分别占比4.3，38.2，57.5%

GDP只衡量了一国经济福利的一部分，未包括非市场经济活动（如果经济活动没有在市场上形成交易和价格，不会计入到GDP中），消解了人类破坏性行为（夸大真正的产出和经济福利），不考虑产出中的实际的分配

1.2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的构造是乘以100，各种率的构造是乘以100%。

常见的三组价格指数有：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GDP平减指数，PPI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价格指数的应用：

一，可以计算各种率，比如GDP增长率：

二，计算通货膨胀率：（t期的CPI - 基期的CPI）/ 基期CPI *100%

三，把名义变化转化为实际变化，比如实际工资增长率等于名义工资增长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

1.3就业

数据收集：国家统计局每个月抽样12万城镇家庭（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这些家庭中每个16周岁及以上的人分为三类：就业人口，失业人口，非劳动力。

指标构造：·

劳动年龄人口：16周岁及以上的所有人口

劳动人口：有劳动意向的人，就业人口加失业人口

劳动参与率，劳动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

失业率：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因为非劳动力人口不属于劳动力，所以不计入失业统计

1.4失业

失业的不同种类：

1.摩擦性失业，劳工和雇主在匹配过程中出现的短期失业

2.结构性失业，在经济总体产量正常的情况下存在的长期失业，比如因为行业整体的衰退导致岗位的大量减少

3.周期性失业，在经济衰退期间出现的失业，比如在衰退期旅游行业人员失业

NUR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失业人口 - 周期性失业人口）/ 劳动人口 * 100%，之所以减去周期性失业人口是为了排除周期性波动的影响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18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平均失业率6.6%，发展中国家5.5%，全世界平均5.7%

PART2经济增长

2.1 历史观察与问题

1800年工业革命之后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但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的差距也在拉大，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差别由3倍拉大到了10倍，甚至更多。头部国家的增长逐渐趋同。

2.2 生产要素的作用

生产要素：生产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

由资本投入带来的产出增量是有限制的，靠给同一个劳动力配备更多的资本，是不能带来经济增长的。

索罗-斯旺模型（1956）：

随着投入的人均资本的增加，资本带来的边际产出逐步减少。同时，资本成本以固定速度增加，最终对资本的投资无法得到正回报。资本积累本身不能成为长期中产出增长的动力。所有回报递减的投入要素，都不能成为长期增长的来源。

注：在索罗-斯旺模型中，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给定的外生变量，对其变化的原因没有解释。

2.3 技术与效率

长期增长的来源是经济中对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衡量指标TTP。

全要素生产率TT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科学技术 + 制度效率。

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科技创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

限制科技创新的条件：

制度，影响经济模式和效率【比如闭关锁国的政策】；地理，影响运输、贸易、人工、成本【以中国为例，内地经济落后于沿海地区】；自然资源，考虑到去产业化，自然资源在短期内可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但是在长期中反而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效率和技术比较落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提高效率的动力不足】；文化，根据2011年Nunn & Wantchenkon的论文，信任对经济有正面影响，一个人们彼此信任度高的社会，对经济有积极影响。

2.4 对增长理论的总结

经济增长的来源

1.生产性资本，边际成本递减，不能成为长期增长的来源

2.人力资本，边际成本递减，不能成为长期增长的来源

3.自然资源资源，有限，不能成为长期增长的来源

4.全要素生产率，最有可能在长期推动经济增长

PART3 经济波动和财政政策

3.1 经济波动

为什么要关注经济的短期波动：1.有些行业和波动周期密切相关，比如在经济繁荣时，钢铁、有色金属、建筑、装修行业更繁荣，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快餐行业更繁荣；2.经济波动周期影响人们的感受，人们讨厌失业和消费下降【人们的感受对政治选举有很大影响】；3.经济衰退期间毕业的学生，长期收入和发展受到影响。

几个定义：

衰退（缩减），经济增长显著低于正常水平的时期，判断方法：连续两个季度实际GDP下降；

萧条，非常严重的长期经济衰退，比如1929-1933年间，美国的大萧条，GDP下降了26.3%，失业率达到了23.4%；

潜在产出（潜在GDP），一个经济可持续的最大产出（实际GDP），排除了劳动力、资本要素的过度使用；

产出缺口，实际产出　－　潜在产出；

扩张，经济增长高于正常水平的阶段；

繁荣，强势且长期的经济扩张；

我们假设经济的波动存在一个波动周期【实际上，现在并没有一个理论上完全可信的波动周期模型】，然后分析其成因:（内生波动）经济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就好像系统到最后总会出错一样】，固定的周期：存货周期、政治经济周期、混沌理论。（外生冲击）内在稳定，受到外来冲击，比如需求冲击和攻击冲击（产能变化）。

3.2 凯恩斯主义

理论背景：19209-1933年，经济大萧条，需要在宏观上给出调节经济的理论指导。

理论思想：侧重需求，总需求对产出和就业在短期有很大的影响。总需求不一定等于产能，仅依靠私人部门个体的决定，有时候会导致缺乏效率的宏观经济后果（衰退）。因此，政府应该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凯恩斯主义提倡一种混合经济，以私营经济为主题，萧条时期辅以政府干预。

影响：在1936-1973年间，成为标准的宏观政策。因为1970S出现滞胀，这一理论受到质疑。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再次成为很多政府的住主要选择。

凯恩斯模型（最基本）：

已知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未知总需求、消费、总产出。

1.总需求 = 消费 + 投资 + 政府支出 + 净出口

2.消费 = 自发消费 + 边际消费倾向  * （总出口 - 税收）。

自发消费，不取决于现阶段的收入的必须消费【相当于基本消费】；边际消费倾向，消费中和现在的税后收入有关，税后收入越高，消费越高【算是一种合理的假设，但也有例外，像我这种省钱星人，无论收入多高，也是能省就省】

3.总产出 = 总需求。

在基本的凯恩斯模型中，需求的变动时唯一能改变实际产出的因素。

由1.2.可以推出

4. 总需求 = 自发消费 + 投资+ 政府支出 + 净出口 - 边际消费倾向 * 税收 + 边际消费倾向 * 总产出

3.4.可推出

5. 总产出 = 1/（1-边际消费倾向）*（ 自发消费 + 投资+ 政府支出 + 净出口 - 边际消费倾向 * 税收），即 自发支出乘数 * 自发支出

经济衰退（总产出减少）的原因：a.自发支出降低；b.自发支出乘数降低（边际消费倾向降低）。

模型中暗含两个假设：

a.模型中没有价格，假设价格是企业预先决定的，因此基本的凯恩斯模型不能讨论通货膨胀；

b.模型中没有产能限制，即假设供给能够满足需求的变化。

这决定了，模型是适用与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

政府调节：

经济衰退时，可以增加政府支出，补足私人支出的不足；也可以减税，提高自发支出水平

3.3 财政政策

财政开支乘数，衡量财政开支（政府采购或减税）对总支出的影响，即每一份财政支出能带来多少产出的增长。

在凯恩斯模型中，政府采购的乘数为 1 / （1 - 边际消费倾向）；政府减税的乘数为 边际消费倾向 / （1- 边际消费倾向）。因为政府采购乘数>政府减税乘数，可以看出，减税拉动经济的效果小于政府采购。

新古典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认为，财政开支对总产出的影响很小，他们主要有以下是三个理论：

1.弗里德曼 永久收入假设。人们在消费时会考虑长期收入的分配，一次性的收入变化对人一生收入影响很小，故财政政策支出的乘数接近于0；

2.挤出理论。假设政府扩张开支，需要进行借贷融资，在金融市场上会导致借贷利率上升，进而抑制居民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即政府“挤出”了私人消费和投资。【如果以政府的名义扩张开支，其实际的利益让给居民和企业，同样能更够促进私人消费和投资，但是政府有这样做的理由吗？假如这样做，就好像整个社会一起营造的一个繁荣的假象】；

3.家庭部门的预算。假设政府不减支出，同时举债进行减税，以刺激家庭进行额外消费。消费者预期未来政府会通过增税来还债，因此短期的减税对于消费者来说吸引力并不大。

财政政策的供给效用：投入基础设施，增加资本存量，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减少劳动所得税和资本所得税，刺激资本和劳动的供给。

财政政策的不灵活之处：大的财政政策，走流程就需要很久。

PART4 货币和货币政策

4.1 货币定义及货币数量论

货币，任何可以在交换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资产。

货币的形态：商品货币、金属货币（具有内在价值）；法定货币，政府发行的纸币或塑料货币（无内在价值），政府没有把法定货币换成实物的义务；电子货币，比如比特币。

货币的功能，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储存价值（以现金储存没有回报率）。

中国货币的统计口径：

基础货币MB，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在外的货币，分为流通的货币M0，和商业银行的准备金；

M0，流通中的货币；

M1，M0 + 单位活期存款；

M2，M1 + 企业定期存款 + 储蓄账户存款。

中央银行影响基础货币供给，企业影响流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影响贷款派生货币的乘数。

货币数量论：货币的存量乘以交易频率等于交易总值，价格和货币发行量紧密相关。

M * V = P * Y（分别是货币存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产出）====> P = M*V / Y

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V、Y 不变，M增加，会导致P变大，通货膨胀。但是现实生活中，V是一个变化的量。

4.2 货币银行与货币创造

货币银行（货币供给）：

货币总量定义为流通中的现金 + 存款。

三个主体，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居民和企业。商业银行通过贷款创造货币，采用部分准备金制度，只留下一部分现金作为准备金，余下的钱借出去收利息，进而创造货币。

准备金率 = 银行准备金 / 存款

存款保险制度：为应对部分准备金制度下，当挤兑发生时，无法兑取现金和银行破产的风险，在2015.5.1开始执行每人每个银行50万元人民币的保险额。参与存款保险制度的银行要缴纳保险费，接受相应的监管。

中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1.法定准备金率，一般大型金融机构是14.5%，中小型金融机构是12。5%

4.3 历史上的货币政策

金本位，食用含金的硬币，或是以黄金支持的纸币作为货币的货币体系。是一战前世界上最常见的货币制度，货币之间根据含金量进行兑换，在此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不是必须存在的。金本位与价格：金本位下，价格不是必然能够保持高度的稳定。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普通居民不再以美元兑换黄金。1美元35盎司黄金，其他货币盯紧美元。1960s因为越战，美国发行了更多的美元，导致了通货膨胀，1971.8尼克松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货币主义

根据M * V = P * Y（分别是货币存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产出）====> P = M*V / Y

假设V大致恒定，有通货膨胀率 约等于 货币供给增长率 - 实际GDP增长率。

弗里德曼k%法则，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增速应该等于实际GDP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

不能将货币政策用于管理其他经济指标，比如GDP和就业。不适用金本位。

4.4 现代货币政策

目前多数国家，中央银行采用名义利率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经济。

名义利率，借钱的时候需要支付的利率。名义利率最低是0。

实际利率，名义利率 - 通货膨胀率。

泰勒法则，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于（低于）目标1%，把名义利率提高（降低）1.5%；如果GDP增长比潜在增长率高（低）1%，把名义利率提高（降低）0.5%。实际利率下降，居民和企业会更愿意借钱投资和消费，进而总需求增加，导致产出和物价增加

如何实施？

央行通过在公开金融市场上买卖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影响货币供给。比如，央行通过购买国债，把货币支付给居民和企业，来达到增加货币的目的；央行通过把国债卖给居民和企业，达到回收货币，减少市场上的货币的目的。

量化宽松（非常规）为了解决名义利率降到0之后，如何进一步使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问题。央行的目标利率变为0之后，仍然有很多其他的利率高于0，因此央行可以通过发行货币的方法，降低其他利率，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前瞻指导（非常规）对未来的利率路径提供指引，央行让居民和企业相信未来的利率会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前瞻指导的难点是，沟通困难。

PART5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5.1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的框架

相比于凯恩斯简单模型，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增加了通货膨胀率，考虑通胀和货币政策对供需的影响

主要变量：产出、通货膨胀（或价格）

短期总供给曲线（AS）向上倾斜，总需求曲线（AD）向下倾斜，长期总供给曲线（LRAS）垂直于横轴，长期产出取决于技术和资源。影响AD的因素：出口、自发消费等；影响AS的因素：原油价格、天气等导致的通货膨胀，企业的通货膨正预期影响供给；影响LRAS的因素：长期技术和制度变化带来的长期供给的改变。

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

短期，企业无法迅速调整价格来使产出达到长期均衡水平，一般1-2年；

长期，价格因素的影响消失，市场出清，产能回归潜在产能，一般3-5年，甚至更长。

5.2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中的政策选择：

1.政府干预，用货币/财政政策干预。产出停留在低水平的时间段，失业代价小。可能会有副作用，导致经济过热，若政府财政不足，还可能会导致长期赤字

2.让市场主体自行调节，政府不干预。不需要政府动用资源调节经济，长期来看通胀会下降，但是产出停留在低水平的时间可能较长，失业代价高

PART6 国际经济

6.1 汇率

国际收支账户，统计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易。分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经常项目，统计贸易交易的数据，包括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劳动力的进出口；资本项目，统计资产交易的金额，出售本国资产给外国人的总值和减购外国资产的总值，包括股票、政府债务、私人债务、房地产等。

汇率，对不同货币进行兑换时使用的比价。

双边名义汇率，A国和B国进行货币兑换的比例，一般用本国货币计价外国货币。

双边实际汇率，校正过价格差别的汇率，对比的是不同的货币在当地的实际购买力。q = e * P(外国) / P(本国) ，通常P可以是PPI或CPI，e是双边名义汇率。

汇率上升 = 本币汇率贬值 = 本币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

购买力平价汇率eppp，理想汇率，同样数量的一种货币在不同国家拥有相同的而购买力。eppp = P(外国) / P(本国)。对于一些国家来说，eppp是市场汇率在长期中的合理估值，可以帮助我们对比不通过国家之间的实际产出水平。

名义有效汇率，多个双边汇率的平均，可以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添加权重。比如美元指数（始于1973年，六个双边汇率的几何加权平均）

美元指数 = 基数 * 欧元汇率^0.576 * 日元汇率^0.316 * 英镑汇率^0.119 * 加元汇率^0.091 * 瑞典克朗汇率^0.042 * 瑞士法郎汇率^0.036

6.2 汇率理论（基于宏观经济学）

基于贸易：购买力平价

绝对购买力平价，即同样数量的同种货币在不同国家的购买力相同，由于交易贸易成本不同等原因，基本不成立。

相对购买力平价，A对B的汇率变化率 约等于 A的通货膨胀率 - B的通货膨胀率，即一国的通货膨胀率高于另一国，其货币贬值。以一国货币对美元的贬值幅度和该国通货膨胀率 - 美国通货膨胀率 的关系来看，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基于投资：利率平价

投资回报率相等。

假设一个投资者计划到中国投资或到美国投资，已知

i (中国)，在中国投资的利率，

i (美国)，在美国投资的利率，

e(t)，当期汇率，

E[e(t+1)]，投资者期望的下期汇率，

则

i(中国) = i(美国) + （E[e(t+1)] - e(t)） / e(t)  =======> i(中国) - i(美国) = （E[e(t+1)] - e(t)） / e(t)

中国利率相对于美国利率升高时，投资者会美元兑换成人民币，当下人民币汇率会升高。

需要的宏观变量：实际GDP、利率、货币发行量等，适用于一年以上的中长期汇率预测。

6.3 汇率制度和国际宏观政策

汇率制度

1.固定汇率制度，如港元、欧元等；

2.浮动汇率制度，如美元、加元、英镑等；

3.中间类型制度，如人民币、新加坡元等。

中国采用管理浮动的汇率制度，央行每日公布人民币汇率。兑美元的汇率每日交易区间最大达到+/-3%。中间价 = 收盘汇率 + 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 + 逆周期调节因子（分别反映 市场供需、整体上各个国家汇率兑美元的走势、过滤市场情绪的过度波动）。

三元悖论：1.稳定/固定的汇率，有利于国家之间的贸易和资本往来；2.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开放资本项目，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3.货币政策自主，能用货币政策来管理GDP和通货膨胀。基于利率平价理论，三元不可兼得，最多得其二。

1.固定汇率 + 资本自由流动，如香港，i(香港) = i(美国) ，香港失去了货币政策自主。

2.资本自由流动 + 货币政策自主，如加拿大，i(加拿大) - i(美国) = （E[e(t+1)] - e(t)） / e(t)，当加拿大的利率和美元的利率差变化时，会引起汇率的变化，加拿大必须接受汇率的波动。

3.固定汇率 + 货币政策自主，如2005年汇率改革前的中国，E[e(t+1)] - e(t)）= 0，且一般情况下i(中国)不等于 i(美国)，这导致 i(中国) 不等于 i(美国) + （E[e(t+1)] - e(t)） / e(t)，资本的国际流动受到限制。

国际宏观政策：内部目标，控制GDP增速、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具体实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考虑到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性，政府财政状况和货币政策的空间。

参考书目

弗兰克，伯南克，《宏观经济学原理》，第5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或更新版本）

韦尔，《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芬斯特拉，泰勒，《国际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